准确把握“四种形态”转化的相关问题

“四种形态”针对违纪从量变到质变的梯级轨迹，给出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也是一个辩证的体系。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要准确把握常态、大多数、少数和极极少数的辩证关系，宽严相济，突出标本兼治。

对象节点界定

违反纪律，属于哪种形态，就应该按哪种形态对应的处理方式予以处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有从轻或从重必要的，才需要转化形态。需要转化形态的对象，并不是所有违规违纪者，而是其中一部分党员干部。从重，对“咬耳扯袖”问题不重视、整改不到位、屡教不改，顶风违纪、肆意妄为，或违纪行为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从重、加重情形等条件的，从低一级形态转化为高一级形态。从轻，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从轻、减轻之情形，主动认错、有悔改表现，或符合“三个有利于”等容错纠错相关规定等条件，从高一级形态转化为低一级形态。从时间节点上看，对十八大后不听招呼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必须从严；对发生在十八大前，情形轻微，对认错态度端正、主动说清问题、积极纠错整改的同志，可以适度从宽。

相邻形态转化

每种形态对应的情形不同，处置方式有别，必须实事求是，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把准用好。形态转化，是把违纪情形、对待组织态度等放在“纪律刻度尺”中比对，讲究“相邻原则”。执纪处理时，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介于两种形态之间，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准确、恰当作出从重处理或从轻转化的决定。转化的关键，在于根据问题线索的性质、特点分析研判，分类处置，灵活运用，同时注重研判措施实施情况，不同形态相互转化使用。绝不是“撑杆跳”，想怎么转就怎么转。如该移送司法的重案，即便个人态度再好，也不能“警告”了之，更不可能“红脸出汗”就行。

态度决定裁量

纪律处分目的是震慑、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更是挽救和帮助当事人，使之悬崖勒马。违纪党员干部必须从灵魂深处去反思、反省，认识到组织的良苦用心。对组织不隐瞒、不说谎、不对抗，老实说清问题，积极承认错误，是党员干部的义务，也是政治纪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同样适用于纪律审查。多次约谈，都拍着胸膛说没有事，对存在问题不如实向组织说明的；进入调查后依然拒不认错，多次给机会都不珍惜的；说得很恳切，却屡教不改的，该细查深究的抓住不放，予以从严处理。而态度积极，该教育挽救的及时教育挽救。如，某镇党委书记担任副镇长期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红包。约谈时，他认识到这是组织在帮教，主动交代、悔过悔改，上缴收受红包，作出深刻检讨。本应给予警告处分，但当事人态度积极，且行为发生在十八大前，经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县委同意，以严格标准、务实工作和正确导向，依规酌情对其作出诫勉谈话处理决定，达到既严明纪律、又关心爱护的目的。

严格把关确认

每一种形态的独立运用和相互转化，需要明确具体的制度和程序支撑。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仅处理少数和极极少数，更不是把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防止随意性，重此轻彼、畸轻畸重。从实体上讲，对有悔改表现，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从轻、减轻情形，或应容错纠错的，才能从高一级形态转化为低一级形态；而对屡教不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从重、加重情形的，才能从低一级形态转化为高一级形态。用事实说话、用条文说话。从程序上讲，要细化和规范各种处置和处理方式的标准尺度，严格按照相关步骤操作，压缩自由裁量权，提高转化的精准度，决不能违背事实随意增加或减少某种形态，做到不枉不纵，不错不漏。（母雪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