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系列谈之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篇 中华文明的力量

一

1900年，世纪之交，梁启超乘船横渡太平洋时，诗兴大发，写作了一首《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诗与同样在1900年问世的《少年中国说》一样，洋溢着对国家、民族的热望。这首诗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三个时代——河流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大洋文明时代，而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又称作哈拉帕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中华文明正是河流文明时代的代表，这便是后世中国人熟悉的“四大文明古国”的知识来源。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虽然不是诞生最早的文明，却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当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古埃及与古巴比伦的土地上时，当曾经创造了一段辉煌历史的古印度文明离奇消失时，中华文明不仅存续了下来，并且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而不是外界强加的逻辑发展与壮大自己的力量。

当我们参观博物馆时，我们便能真切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力量是如何延绵不绝地传导到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身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需要一位天才的商博良才能解读，而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无需接受特别的训练都能辨认出一些简单的甲骨文。在一个个方块字中，中国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承者相遇了，作为传承者的我们，在体会这种生生不息的奇妙与伟大时，也不禁思考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原因何在。

二

或许，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旧得从汉字开始说起。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正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方言阻碍着不同地区人们的沟通与交流。汉字超越了方言的千差万别，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表达工具，“书同文”让我们有了共同的情感，体会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凝聚成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汉字是历史悠久、使用最为广泛的象形文字，所谓“象形”即“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古人看见太阳，便造出了“日”字，看见潺潺的流水，便造出了“水”字。汉字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可以说离开了汉字，就无法谈中华文明了。只有意识到汉字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我们才能理解何以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也才能理解古人何以敬惜字纸，废弃不用的字纸不能随意乱扔，必须恭敬地送到“字库塔”中焚烧。

中国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在历史上都曾使用过汉字，由此构成了“汉字文化圈”，中国的典章制度、哲学思想经由汉字传播到这些地方，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儒学的传播，因此“汉字文化圈”也是“儒家文化圈”。我们不必在此列举儒学传播史中那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只需通过以下这个例子便能感受到儒学在异国他乡受到的礼遇。18世纪，朝鲜涌现出大量描绘武夷山自然风光的画作，但那时罕有朝鲜人到过武夷山，这些画作是为了表示对在武夷山创建精舍、传道讲学的朱熹的崇敬，那时朱子学已经在朝鲜取得了官学的至高地位。

儒学可谓中华文明的中流砥柱，它不仅是知识精英的信仰，宋明以来，也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儒学倡导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中国人崇拜自己的祖先，小至一家一姓的祖先，大到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炎黄二帝。不论中国人身在何方，炎黄子孙是我们共同的身份，我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从某个层面看，祖先崇拜体现了中国人深沉的历史意识、本根意识。我们对于彼岸世界是怎样的并不特别关心，我们汲汲于知道我们是从何处来的，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颂扬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我们珍视祖先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在应对危机与挑战时，后人总是能从中获得力量。共同的祖先让我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记忆牵动着对美好未来的共同向往，这让中华文明拥有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古人常说“敬宗收族”，如果说中国人向后看，看到的是尊敬祖先的功业，传承历史的经验，那么中国人向前看，看到的是自己对于家庭与宗族的责任。平心而论，世界上很多文明都重视家庭，但唯独中华文明发展出了家国同构的观念，所谓“家国同构”用最朴素的话来解释，即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因此中国人对于家庭与宗族的责任也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古人留下汗牛充栋的族规家训，不仅是为了促使本家本姓的永续发展，也是为国家与民族的永续发展添砖加瓦。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使中华文明既具有百折不挠的坚韧，又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中国人相信，凭借自己的双手，而非依赖他人的恩赐，我们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在中华文明遭遇危机与挑战时，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着中国人直面困难，迎头而上，奋发有为。正因此，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便是“中国的脊梁”，是民族之魂、文明之光。与此同时，中华文明有博大的胸襟，对于异质文明，中华文明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尊重，不是拒绝而是学习。这鲜明地体现在中华文明接纳与消化佛教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的过程中，体现在宋明理学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髓而创造出一个精致的哲学体系，从而再度振兴了儒学的过程中，也体现在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为我所用、为我所有的“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让中华文明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三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传承中华文明，让中华文明再续新篇呢？习近平同志曾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六方面的时代价值——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我们要传承中华文明，正可以从这六方面入手。

讲仁爱。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儒家讲求的仁爱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但却不必只爱自己的亲人，而是可以作为我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仁爱有了更加广阔的内涵，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如此仁爱就不只是爱人，也包括了爱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仁爱的精神中得以实现协调与统一。

重民本。以民为本是中国悠久的政治传统，早在《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孟子在分析夏桀、商纣何以败亡时精辟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以民为本即是体认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乃是国家的主人，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手握公权力的人，必须忠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奉公守法，清正廉洁。

守诚信。诚实守信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最崇尚的一种美德，也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不讲诚信，就如一辆车没有了关键的构件，势必寸步难行。中国人理解的诚信，不仅是不欺人，也是不自欺，不仅追求心灵上的真实无妄，也追求言语上的真实无妄，这造就了中国人重然诺的品质，所谓“言必信，行必果”是也，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也。如果说民无信不立，那么国无信不威，国家不仅要取信于民，建设公信力，也要在对外交往中讲信誉，建设软实力。

崇正义。据说“正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荀子》一书中：“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孔子说的更加严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对正义的理解，首先是要能够分辨义与利的关系，在这方面，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慷慨陈词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义乃“人之正路”，是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念，热血的道德情感，勇于挺身而出，坚持真理。

尚和合。和合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不仅崇尚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向往个人心平气和的境界，也倡导以和谐与合作的精神处理人际关系。《国语》是最早出现“和合”一词的古代典籍之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所谓“五教”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是最为重要的几种人际关系，商朝的始祖契能够和合五教，故能保境安民。中国人常讲“和为贵”，人与人之间应以和为贵，国与国之间也应以和为贵，化解分歧，共谋发展，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国人讲求“双赢”或“多赢”，而不搞“零和博弈”。

求大同。大同是中国人向往的理想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人各得其所，人人公而无私。对大同世界的追求，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斗的主旋律。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同思想焕发出了更深刻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独特智慧。费孝通先生针对如何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关系，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抱持着尊重、欣赏与对话的态度，不同文明之间就能避免冲突与对抗，携手走向世界大同的境界。

孟浩然有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中华文明的“胜迹”仍焕发着动人的光彩，我们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人，正当汲取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再续中华文明的美丽新篇章。（罗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