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之益

抄书，如种子破土前的深埋，深扎根而满蓄力，枝得以更壮，花得以更绚。

抄书益处之多，首推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十指连心，手巧者心亦灵。中医理论认为，手指是人体上肢的末端，气血流注到此而返，经常运动手指，无疑会加大对大脑的刺激。近代大脑科学也研究证实，手指运动可以影响大脑的多个功能区，这些功能区的面积比躯干运动所影响到的大脑区域至少大三倍。因此，手指的动作越复杂、越精巧、越娴熟，就越能在大脑皮层建立更多的神经联系。这样的理论，当然不能机械理解。抄写需要调动的，是眼、耳、口、心等感官的一起参与，让视觉、听觉、触觉等信号同时涌入大脑皮层，在多通道协同中强化记忆。正如战国末年的《学记》所说：“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如果五官不齐力，心不在焉，抄写再多也徒然。

抄书其实是文本精读的常态。在反复的接触、思考中，概念会越来越清晰，意象会越来越连贯，文本中隐含的内涵也会也来越深入，而记忆与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不断强化和拓展。平日看书，我们往往匆匆一瞥，常用“好读书，不求甚解”为自己的囫囵吞枣做辩解，大脑并没有积极而主动地参与。有的当时了然于胸，事后却茫然不知；也有的字词都明白，句段就糊涂；还有的书中态度是什么，内容讲什么，隐含着什么，一问三不知。古来善读书者，无不劝人再慢一些，再精一些。清代郑板桥在家书中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堂弟，“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益也……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肺腑之言，道尽曲折。郑板桥以书画名世，其诗、词、曲、联常有掀天动地之语，立论精辟，识见高致，巍然大家气象，当得力于此。

抄书让我们更加凝神。无论因无书可读而抄、保存珍本而抄、替人抄写而抄、收集资料而抄、钻研精义而抄，都要一心一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专注于书是最美的姿态。翻看古人的抄本，字迹工工整整，字体有板有眼，即便涂改，也是清清爽爽，仿佛透着墨香，抄书人内心的虚静和充实溢满纸上。数字化时代，声光色影狂轰滥炸，我们的心更容易浮躁、散漫和放纵，读书与翻报，读书与看动漫，读书与看电影看电视，读纸质书与浏览电子书，我们往往自然而然会选择后者，因为不愿思考，不用思考，习惯别人代替自己思考。而读书，不集中专注便无法深入，尤其刚刚捧起书本，尚未进入角色，难以沉心静气，抄书入定，正可以作为循序渐进之良方。一笔一画，笔尖流淌的，是虔诚和希望，摒弃了杂虑，留下的是自己的本心。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甚至将抄书作为练习书法的一种途径，抄书之人往往写得一手好字，有的甚至成为书法大家。

抄书之史久矣。春秋末期以前，正规意义上的书籍已经产生，其流传与播衍，有的抄在竹简上，有的抄在帛布上，更有甚者，“抄”在石头上。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政府下令将《尚书》《周易》《春秋》等七经全文刻在46块石碑上，立于太学前。唐代大和七年，又用楷书刊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等十二经于227块石碑上，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熹平石经”和“开成石经”给天下人树立了读书抄经的范本。即便造纸术和雕版印刷盛行后，抄书这样的传统，不仅在读书人身上得以传承，更延伸到藏书和著书中。苏东坡、宋濂、郑板桥、鲁迅、孙犁……抄书之人爱藏书，读书之余好著书，抄的，藏的，写的，既是对前贤智慧的沿袭，也是各自蚌病成珠的精华。可以说，把不同朝代、不同年代读书人抄书的经历与成果编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史、传播史。

抄书，不仅是情感与情感的互动，心与心的交流，更是智慧与智慧的递生，文化与文化的碰撞，历史与历史的对接。愿用心抄书之人越来越多。（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