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官员升迁难”是一个不良信号

“绿色官员升迁难”是一个不良信号
张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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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我们搜集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显示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难”。根据这项统计，如果市委书记、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升职概率则是负值。邓永恒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干部考核体制。(3月31日《南方都市报》)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将GDP称作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愈益浓厚的“GDP情结”衍生出的现实问题确实不少，如人所诟病的“有发展无质量”、“污染的GDP”乃至“带血的GDP”等。

　　绿色官员升迁难，暴露的是现行干部考核体制的某些缺陷。尽管1983年12月召开的中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已把环保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尽管这些年来全国上下启动了环保实绩考核机制、环保一票否决制等，可是污染问题并未好转甚至有持续恶化的趋势，而受到责任追究的官员并不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GDP政绩指挥棒仍然左右着干部升迁考核，GDP增速高则官员升职概率高，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升职概率居然是负值——— 这将越来越多的官员引入了政绩歧途。

　　有质量的发展才是政绩，保住青山绿水、清洁空气的发展才是最好的政绩。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机制，既是对官员现实工作业绩的考核，也对其发展理念、行为方式、事业追求产生直接的引导和影响。“绿色官员升迁难”作为一种不良信号，对官场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对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民生投入的反作用力不可小觑。如果听任这种南辕北辙的逆向安排，不仅会出现更多的污染项目，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更难退出历史舞台。

　　把环保责任列入政府和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并非一句空话，需要在制度安排中予以充分体现。只有让绿色官员、舍得环保和民生投入的官员升迁得更快，对那些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荒唐决策官员问责，干部政绩考核的制度安排与科学发展的要求同向同力，再造秀美山川的“美丽中国”才会得到最大加速度。

 

来源：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