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无为问责　强力治庸治懒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力整治“四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为之一振。然而，有媒体采访发现，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沉迷于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次好”心态。
　　
　　这一“次好”心态，是部分党员干部得过且过、消极度日的另类表现，是对责任的推脱和亵渎。如若任其发展蔓延，很有可能在干部队伍中发酵，腐蚀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平庸也是过，无为也担责。对这一“次好”心态衍生出来的“无为而治”，应启动问责程序，从制度上纠治软弱涣散、工作不力的作风积习。
　　
　　无为问责制的起源和时代意义
　　
　　无为源于行政诉讼中的行政不作为，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或者不依照规定程序、权限和时限履行职责的情形。延伸到作风建设领域，其主要是指一部分党员干部不干事、不贡献，在其位不谋其政。
　　
　　无为的危害是巨大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组织涣散、使工作消极，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党群干群关系，降低决策效率，恶化权力运行的生态环境。
　　
　　然而，现实中，针对无为现象，如一些党员干部不思进取、工作责任心不强、依法行政意识差等，往往很难上升到纪律监督、法律监督的层面。
　　
　　2003年“非典”时期的一系列问责事件，促进了我国问责制度的初步建立。十多年的稳步发展，使问责制度经历了从地方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从行政问责到党政问责一体化、从追究“有错”到鞭策“无为”的历程。无为问责制正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对行政问责制度的拓展和创新，旨在将纪律、法律管不到的无为这片“空白地带”监管起来，对碌碌无为的“懒官”、推卸责任的“庸官”、不思进取的“太平官”等进行问责，让他们付出政治代价。
　　
　　无为问责制度可以促使干部以更高标准勤政履职，避免不负责任行为的出现。其完善和发展，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是责任政治的内在要求，有助于问责规制惩戒、纠偏保障等监督功能的发挥。
　　
　　无为问责制度化过程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无为问责已由所谓的在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上搞“火线问责”这一权力性问责，转向规范化、常态化运转的制度性问责，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问责主体比较单一。目前，无为问责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同体问责，即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由上级对下级实施问责，人大、政协、公众参与监督的程度不够。
　　
　　问责内容标准不一。当前，在政府部门职责划分方面，存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责任不清等问题。同时，在绩效评估方面，往往缺少精细化的评估标准。凡此种种，使得无为问责标准的明确化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件事情究竟算不算无为，需不需要问责，往往难以明确，即使可以明确，也往往难以界定是集体责任还是个人责任，难以落实到人。这就给问责增加了难度。
　　
　　公开程度不够。虽然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无为问责办法，但执行却常常流于形式，尤其是程序公开“缺斤短两”，问责过程过于封闭，处理结果公开不及时或不公开，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不到保障。
　　
　　配套制度不完善。当前，与无为问责相关的配套制度系统化建设不够，有的缺乏规范性，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起来随意性较大；有的缺乏强制性，约束力不强。比如，在绩效评估方面，便尚未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存在重惩罚轻激励的弊端，容易滋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政绩观”。同时，社会公众考核评估力量的缺失等，也都制约着无为问责制的发展。
　　
　　无为问责制的完善路径
　　
　　无为问责制的实践性和探索性很强。完善无为问责制，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引导，抓住问题，突出关键，既做好制度本体的完善，又协调推进配套制度的完善；既抓制度建设，也抓制度执行。
　　
　　首先，完善无为问责制度的内容设计。当前，要以作风建设为重点，以民主化、规范化、公开化、法制化为标准，完善无为问责制度的内容设计。
　　
　　一是促进民主化。真正科学的问责制应该实现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的有机结合。在明确问责机构，并保障其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要坚持更自觉、更好地依靠群众，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在问责中扩大公众参与，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二是推进规范化。规范化是制度常态化运行的前提。应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无为问责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问责主体的职责，规范问责程序，明确问责结果，确保“大责严处理、小责轻处理、无责不处理”。
　　
　　三是实现公开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无为问责是一项民主监督方式，公开是提高其民主参与程度，确保问责效果的关键因素。除涉密事项外，应向社会公开问责事项的发生、发展、处理及其后续动态，打破问责过程的封闭性，确保问责实效。
　　
　　四是加快法制化。“多有问责之事，鲜有问责之法”，是当前无为问责面临的一大困境。虽然各地积极探索，无为问责制度趋于完善，但问责标准不明确，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形式和问责程序等缺乏统一性，仍是普遍性问题。此外，各地在制定有关规则或办法时，往往生搬硬套，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提高无为问责法制化程度，建立健全问责法律体系，是完善无为问责制的必经之路。
　　
　　其次，强化无为问责制度体系设计。一是完善无为问责制度框架构建。无为问责制度的基本框架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基础性规定、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基础性规定包括问责的依据、问责原则等；实体性规定包括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内容、责任划分、责任标准、问责对象复出等；程序性规定包括问责启动、问责质询等。
　　
　　二是健全无为问责制度运行机制。要完善无为问责的启动机制、推进机制、矫正机制，并使它们系统连接、有机结合，确保无为问责正确高效运转、强力纠偏纠错。
　　
　　三是统筹无为问责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要使无为问责制度建设与责任政府建设，行政监察、公务员管理体制创新等有机衔接，统筹推进，构建无为问责制度的“大体系”，实现“前后左右联动、上下配套互动”。
　　
　　再次，提高无为问责制度执行力。制度只有被有效执行才有生命力。执行不足，会损害制度的权威性，导致“破窗效应”。
　　
　　一是形成问责合力。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等部门应在监督、执行和宣传中协调配合，促使无为问责制度“落地生根”。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异体监督的优势，调动舆论和社会大众参与的积极性，努力构建党内监督、行政监察、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多元监督体系，促使无为问责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二是完善配套的领导、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各地各部门应重视对无为问责的组织领导，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同时，要加强对问责过程的监督，对执行责任进行精细化的“定量”和“定性”，并完善制度执行考核流程和办法。另外，还要充分运用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手段，保证问责制度的贯彻执行。
　　
　　有错问责，扶正祛邪；“无为”问责，鞭挞庸懒。只有加强无为问责制度的设计与完善，加大问责力度，才能纠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错误心态，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鞭策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者单位：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