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六尺巷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段脍炙人口的“打油诗”及其背后为官要“知进退”和邻里友善佳话,知道的人不少,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2011年还被拍成电影。记得北京有家安徽菜馆的墙上,图文描绘过这则故事。近日,六尺巷的故事因为中央纪委领导造访桐城,再度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热传。

　　据史料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这里的张文端公即是清代大学士桐城人张英(清代名臣张廷玉的父亲)。清代康熙年间,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因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时间又久远,对于宅界谁也不肯相让。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又因双方都是官位显赫、名门望族,县官也不敢轻易了断。于是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救。张英收书后批诗一首寄回老家,便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打油诗。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子。

　　在“前法治时代”的传统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朝中有人不仅“好做官”,荫庇之下,族亲实际上在方方面面都会“好有势”。而张英却不仗势压人,其宽仁谦让,着实让人感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成为美谈佳话,也反证其稀罕,在传统社会并非常态。　　　　

　　不过,但凡佳话,不仅寄托着民众的期待,也宣导着评判官德的标尺。虽然旧时“为政以德”更多的是儒家文化的倡导和向往,而非普遍真实的存在,但正心修身知进退、敬畏礼法守戒律的要求,毕竟对为官者是一种约束。知古鉴今,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资源,仍需开掘与发扬光大。

　　揆诸现实,当下落马的老虎苍蝇,多少人不就是栽在为家人、朋友“办事”上吗。做官却不会做人,做人却不善修身,权力在手,必然不知边界,不懂收手。故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学思践悟”专栏近日刊发《德法相依相辅而行》一文,强调法律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领导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必然违纪违法、走向腐败。

　　传统文化中的廉政资源很多,也就是德治。德治,关键在为官者的内省和克制。儒家信仰“修齐治平”“德本财末”,修身属基本,做到很不容易,需要“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同样,儒家强调的“慎独”“慎微”,有时候就是一闪念的事情,一闪念也是平时修炼的结果。

　　长期的修炼,还需要一种历史意识。如果只顾眼前,只为自己,就往往难以跳出利益的羁绊,做出超然的姿态和勇敢的退让。按鲁迅的说法,一切都是中间物,是进化的一阶段。人有此意识,或许就会对历史有敬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警觉。“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就是一种历史敬畏。

　　《周礼》记载,“五家为邻,四邻为里。”农村熟人社会,邻里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远亲不如近邻。实际上,现在农村邻里关系又不是那么容易相处。经济大潮中,农民粮食是够吃了,但是钱还是很难挣,一尺地,一垄田,一棵树,在农民眼中都有极大的分量。当有纠纷出现时,往往双方互不相让,能像张家吴家一般,到县衙打官司的已经算是不错,都还对官府“法定分歧”有点信心。有些情况下矛盾激化,当场就大打出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结下怨仇的例子也不鲜见。

　　六尺巷故事的另一面在于,遇纷争时寻“外援”也是传统。即便在法治建设步步深入的今天,信访不信法也好,“有事”找“关系”也罢,都表明仍有很多人不相信纷争都能得到公正裁决,不相信走遍天下的是“理”而非“力”。这进一步表明,有权者知道收手,才能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民众才能相信司法裁判只依据法律正义而不是看权力脸色行事。久久为功,张英式宽仁也才能成为常态。

　　当然,即便法治彰明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中,德治仍然不可或缺。在古代,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要靠士绅来维系,乡贤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维系者。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自有一套礼序家规、乡规民约,榜样示范,代代传承。张英一家淡泊致远、克己清廉的家风就是这种乡贤文化的典范。

　　六尺巷的故事,核心词是官德,但不限于官德。用权要慎,这个权字,不仅是做官掌权,扩而言之,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自己得理的时候,各行各业也存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问题。这是一个度的问题,需要节制内省,而不是贪得无厌地修筑、扩展自己的领地。哪怕是“理直气壮”,也要得让人处且让人。无论做官还是做人,永远都要保持一份清醒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