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走基层）高波——只要方向对了，再远也不怕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主要著作《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政府传播论——社会核心信息体系与改革开放新路径》，《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等。近日，高波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作为廉政研究方面的专家，您一直关注我们国家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于2014年反腐败工作，您认为有什么特别之处？
　　
　　高波：有朝一日回头看，将会发现2014年是中国腐败治理取得重大实质性突破的关键一年，既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之年，也是中共执政史的“进阶式关口”和国家治理史的“地标性年份”。有人说，纪录就是用来打破的。2014年还是“纪律部队”频频破纪录之年。如查办的高级干部人数和移送司法人数均刷新纪录，惩处的“小官巨贪”涉案金额亦屡创新高，使2014版“打虎拍蝇”呈现出升级版、加强版特征。
　　
　　全面从严治党，重任落在反腐，力量来自作风，根基源于纪律。在这场输不起的战争中，中央的战略思想日渐成熟，中国“纪律部队”的战术安排更趋成形。我将其称为中国特色“精准反腐”之道。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特色“精准反腐”呈现哪些特点？
　　
　　高波：一是精密指导，如通过“学思践悟”栏目进行“原声态”政策宣讲和策略解读，严防“念歪经、唱跑调、走岔道”。二是精确打击，如中央巡视组成了“治病树、拔烂树”的“特种部队”，对“陈腐新疾”的发现能力、快反能力几何级提升。三是精细操作，如《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密集出台，任务落实到本届任期，体现出“说到做到”的责任担当和执行导向。再如，以APEC“反腐外交”和《北京反腐败宣言》为代表，中国切切实实地赢得了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构建主导权和合作话语权。
　　
　　记者：结合自身经历，您认为正风反腐取得了哪些效果？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是什么？
　　
　　高波：第一个关键词是“怕”。我接触的很多党员干部，内心或隐或现有了对制度和民意“久违的敬畏感”，不敢再“无知无畏，有知无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来的“红线效应”，使党纪国法的底线越来越显性化、刚性化。点名道姓、抓早抓小的新常态，迫使各级官员不得不思考“有权就任性”的后果。
　　
　　第二个关键词是“拒”。过去讲国人不愿说“不”，但一种新型的“拒绝文化”在正风肃纪的气场中悄然登临。比如，很多官员不是什么人都见、什么地方都去、什么朋友都交了。这实质是“公共伦理”的自我救赎和系统再造，把公职人员行为的“负面清单”搞清楚，就能主动规避利益冲突、防范贪腐风险，回归公权本性、公仆本色、公益本位。
　　
　　第三个关键词是“变”。作风建设高举高打、高开高走，带动“他律转自律”的进程。尽管不少人是高压下的应激反应，但在政治新、旧生态的“频道切换”中，主动应变求变成了大概率。比如领导干部除了改进文风、会风外，“话风”也在悄然改变。现在，“说真话多了，打官腔少了”，用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的言语传情达意，把中央精神落到施政体系“最后一公里”也在常态化。
　　
　　事实上，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行动、权益规制体系和价值型范过程，带有很强的系统性、协同性、广域性，给全社会带来全新的“同在感、现场感”，让国人看到生活变好、法纪变硬、风气变好的具体路径和落点。对业界和学界来说，应当更自信、更给力地担当另一个“主体责任”，那就是把中国当下很多带有原创性的“反腐故事”讲好，重点是把治理腐败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讲清楚，把正风肃纪与共享“改革红利”的关系说明白，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搞通透。
　　
　　记者：您怎样看待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
　　
　　高波：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近两年“打虎拍蝇”新常态、作风建设新状态、廉洁从政新生态的系统总结和规划指引。
　　
　　借此机会，我想做一点提示：越往后执纪执法越严，懂得自敛、收敛、内敛，是廉洁的前提、反腐的根基。而“廉”字与“腐”相对，在古语中与“敛”叠韵相通。也就是说为人处世自加检点，收敛约束就是廉，它也有节俭内敛的含义。对于新常态下的公职人员来说，只有收手、收心，才能给从政生涯买上一份“保单”。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如同一条单行道，尽管前面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方向对了，再远也不怕，总会有到达目的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