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魂永驻汉江畔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登临襄阳古城，远眺层峦叠嶂，一座高耸的丰碑——襄阳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在羊祜山巅。山脚下的襄阳革命烈士纪念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饱经风霜的革命文物，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一支红烛，点亮信仰之光

走进“红色之星照耀襄阳”襄阳革命英烈展厅，黑白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着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在展厅显著位置陈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教育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萧楚女的事迹。

1920年初，萧楚女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开始走上有组织的斗争道路，先后在湖北、安徽、四川、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同年9月，他应邀到襄阳的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开设新文化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21年1月，萧楚女积极支持荆（门）、当（阳）、远（安）、南（漳）、钟（祥）五县学生成立乡俗改良会，亲自审定《乡俗改良会章程》，并帮助建立学生自治会，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同年夏，他因受反动势力的排斥被迫离开襄阳。1924年初，他再次到二师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讲《共产党宣言》。1927年4月15日，萧楚女在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逮捕，22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34岁。

在襄阳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萧楚女在襄阳撒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谢远定在襄阳培育了共产党的苗子。”

萧楚女生前曾以蜡烛自勉——“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他两次来二师执教，在襄阳播下了无产阶级革命火种，给进步青年指引了革命道路，为后来谢远定到襄阳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马列主义在襄阳的传播和二师学潮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以在襄阳建立和发展。1925年，枣阳籍的程克绳受中共武汉地委派遣，回到枣阳开展革命活动，并于6月成立程坡党小组，在鄂北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同年11月，谢远定建立了襄阳最早的党组织，也是最早的团组织——襄阳党团特支。经他介绍发展的几名党员经常聚集于谢远定的屋内，在一盏油灯跳动的光晕下，大家围坐共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典籍。那摇曳的烛火不仅照亮了泛黄的书页，更在他们心中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光。

一门英烈，淬炼信念之钢

走进纪念馆“武装斗争旌旗扬”第二单元展厅内，一对夫妻的烈士证明书并排陈列在玻璃展柜里。驻足凝视，仿佛看见他们并肩战斗的身影。这对夫妻就是袁书堂和王坚白。

袁书堂1884年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一个大户人家，1926年他和妻子王坚白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袁书堂先后担任武昌县、蒲圻县、黄陂县县长，其间多方设法掩护、营救我党革命同志。1927年12月，袁书堂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利用担任过三县县长的政治声望进行革命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

而王坚白仍坚持在武汉隐蔽斗争，她承担单线交通，经常出没于武昌平湖门、陶家巷一带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敌人罪行。在一次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入狱。敌人用尽酷刑，她坚贞不屈未吐露丝毫党的机密，1927年12月23日就义于汉口济生三马路。

召开穷人会、举办农民夜校，广泛宣讲革命思想；用自家三间平房办起一所小学，免费招收村里贫苦青少年入学，亲自讲授国文；动员农民兴修小型水利设施，在公共池塘沿岸种植果树，增加农民的收益……此后几年，袁书堂先后担任中共均光谷三县联席会委员、中共鄂北四县临时特委委员。

1930年3月，中共鄂北四县临时特委撤销，重建中共鄂北特委，袁书堂任特委委员，机关设于袁书堂家中。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无家可归，袁书堂的家就成了党在鄂北开展工作的据点，成为鄂北、豫西南革命同志的联络站，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红色饭店”。为了帮助有困难的同志解决吃穿问题和活动经费，袁书堂将自家20余亩地和县城内3间瓦房变卖，作为党的经费，而袁书堂和家人却以红薯、薯叶为食。

1930年4月，中共鄂北特委决定在均县、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举行联合武装起义，成立五县起义总指挥部，袁书堂任总指挥，并具体负责组织光化起义。1930年5月4日晚，五县起义总指挥袁书堂召集有关人员在自己家中开会研究武装起义工作。由于不慎走漏消息，遭到反动派和土匪包围，袁书堂等4人当场牺牲。

在袁书堂的影响下，袁氏家族先后有数十人投身革命。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一家人前赴后继，用生命践行信仰，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一面旗帜，擎举精神丰碑

步入襄樊战役史迹陈列厅，一面鲜红的“襄阳特功团”旗帜赫然高悬。玻璃展柜里斑驳的战报、沙盘上的攻防轨迹、墙壁上永不褪色的英雄群像，都在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战役历程。

1948年6月， 华东野战军主力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发动豫东战役，造成鄂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为开辟汉水中段，建立战略前进基地，中原野战军决定乘敌兵力薄弱、孤立无援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襄樊战役。

针对敌我态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采取奔袭战术，以突然动作扑向老河口、谷城之敌，然后沿江东下，攻取襄阳、樊城。

襄阳和樊城分立汉水南北两侧，合称襄樊（今襄阳市），为鄂西北重镇，自古是兵家要地。其中，襄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有羊祜山、虎头山和凤凰山等山地为屏障，可俯瞰全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称。

经过现场勘察，发现襄阳城西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西关。只要拿下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这“三关”，攻城部队就可直逼西关城下。担任攻城总指挥的王近山实施“撇山攻城”战略，即放弃攻击城西南大山，执行刘伯承司令员“猛虎掏心”的战法，集中主力“刀劈三关”，而后依托西关、突破城垣。

在“第一刀”攻破琵琶山的战斗中，第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冲出指挥所，径直奔向山上的前沿阵地。敌人的炮弹不断在附近爆炸，苟在合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后来他不幸踩中敌人埋下的地雷，在生死攸关时刻，他大吼一声“闪开！”用力推开身边的两位战友，随后一声巨响，苟在合壮烈牺牲，时年34岁。

真武山在琵琶山以东，控制着南门和西面走廊，号称“襄阳城的一把锁”。我军乘机攻占真武山，成功劈开了第二关。

铁佛寺的高墙上布满了机枪射击孔，火力非常密集，周围有铁丝网、鹿砦，而且布满了地雷。我军声东击西，通过挖交通壕进行土工作业，劈开了第三关。

我军“刀劈三关”之后，直逼襄阳城下。在羊祜山、虎头山等孤立据点还在敌控制的情况下，弃山攻城，展开激烈巷战，于7月16日解放襄阳，歼俘守敌2.1万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绥靖防御体系，取得襄樊战役的伟大胜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襄樊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发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连续作战，英勇杀敌。战斗中，共有719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襄樊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经典城市攻坚战，全国“五路大捷”之一，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小型模范战役”。战后，由于苟在合所在的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被中原军区授予“襄阳特功团”的光荣称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走出展厅，一面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幅英烈墙呈现在眼前，整面墙体刻着密密麻麻的姓名。这是有血有肉的英雄丰碑，更是值得我们铭记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