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
“父亲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
———子女眼中的董必武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人要有规矩。”“我继承了他一颗特别平常的心。”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子女们虽然没有当大官，做大事，但是传承了董必武开创的家风，为人真诚、忠厚、勤俭、好学。董必武晚年最为疼爱的孙儿们，如今已经与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他们良好的品德仍然颇有董老遗风！
董必武（1886-1975）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一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高风亮节。他身居高位，却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在迎接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笔者采访了董必武的子女，通过他们的视角，让我们了解董必武那高尚的精神世界。
“母亲的一套西式套装就是用我父亲的西装改的。”
作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董老可能严肃有余，但是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家，董老的感情却是细腻而丰富的。他虽然不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也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在工作、战斗之余，每逢雨天，或小病静卧之时，总会引发诗情。所抒发的情感，总是在平和之中，略有忧伤，但决无颓废之意，而是包含着积极的生活哲理。
1952年3月4日，董老在病中看见窗外的青青竹林，心有所感，赋诗一首：
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
我们由此更加真切地步入了董老的精神家园。
董老与何连芝结婚后，生育了两男一女：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翚和次子董良翮。从此一家五口，虽然仍然离多聚少，但相互牵挂，温情无限。
董良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她写了一本《忆我的爸爸董必武》，情真意切，文笔不错，再版多次。
董良翚平易近人，朴素大方。对我们是有问必答，没有半点做作，也全无讳忌。
“我妈是劳动人民出身，真是，从她那些品质都能反映出来，特别俭朴。”董良翚说。
说起母亲，董良翚的大哥董良羽有些伤感，他说，母亲吃了一辈子的苦。
他回忆说：“我母亲的家在四川农村，也没什么文化，红军长征就跟过来了。”
“后来有点文化也是参加革命以后学的，文化程度不高，非常能吃苦。”
“我现在想起来，我母亲这一辈子也是可怜。进城那一阵子，家里的锅炉，一个礼拜烧一次水，洗个澡，节约到什么程度。一盆水，我父亲洗完了我母亲洗，都舍不得换一盆水。要说换一盆水，也没有什么换不起的，但她就是中国人的节俭吧，她能节约就想法子节约，那没有办法。”
“我母亲自己的新衣服都做得非常非常少，不行了就拿我父亲的旧衣服改吧改吧，就自己穿了。她有一套西式的套装就是用我父亲的西装改的。”
董老从来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简单且有规律（体质不好却能长寿与此有关）。直至晚年，他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
“他给两周的孙子写诗说，你的父母在农村，你长大了去帮助你的父母种地。”
董老在家里教育子女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董良羽回忆道：“家教？他对我的教育，很多都是带有中国传统的教育，主要是以他以前在老家的生活为范本，平常在老家怎么做的，就怎么做。”
“在重庆红岩山下，陶行知办的学校，在那儿上过一些日子小学，在南京待得长一些，也在一个叫做汉英小学的小学校读过一阵子，那时也没什么正经课本，他在家教我都是《正气歌》呀，《千字文》等。”
“写字他也教，他也管。而且要求很严格。让你把笔捏紧，练字，他从后面可能会来拔你的笔，别让他拔走喽。”
“我的九九表是跟我父亲学的，他教的。不是在学校学的，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就是小时候学的，上学之前学的。背不下来，不许睡觉，接着背。他对我们教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正气歌》《千字文》《出师表》都能背的。另一方面就是知识方面，写字呀，背书呀，我觉得这对我的中文基础，现在看很有些帮助。那时会背是会背，不大理解。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就比较容易了。”
董良羽啜了口茶，接着说：“后来上学之后，他就鞭长莫及了，一学期回来之后，你得主动找他汇报一下，我这学期怎么样，你要不汇报，他可能就要找你，非要跟你谈谈不行。假期完了，在回校之前，他肯定要找你谈一次。告诉你下学期要注意点什么。假期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之外，他还要给我们加作业，有一年他给我们下了什么任务呢？《共青团的任务》，列宁写的那本书，假期，工工整整，抄一遍。不是很多字，但也是一个小薄册子呀。”
“用毛笔吗？”
“没有限制用什么笔，但是得规规矩矩地抄。反正每学期都有任务给你，不光是学校那点作业，完了就完了，那不行。”
“所以现在有时我对我的孩子，也是讲中国传统的东西比较多，这与我受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回忆童年时代的趣事，咀嚼生活的原味，对子女总会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董老也常用这种方式，并不是天天都是耳提面命，一本正经的样子。
董良羽点上一支烟，在香烟袅袅之中，他又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
“我父亲在红安的老家，当时一家三十多口人都没有分家，一个老祖母，管着全家，生活，据父亲跟我们讲，也算是比较清贫吧。”
“一般每天都要吃稀饭，不能顿顿都吃干饭。他考上秀才之后，每天还有点干饭吃，别人还不行。吃饭时的讲究也特别多。吃豆腐乳，两根筷子一块去拿，是不行的，一根筷子蘸点儿，然后就得进点饭。如果桌上有几个菜，你就别把胳膊老伸得挺长，去够对面的那个菜，不要往桌子上洒呀，不要剩呀。”
“另外穿衣服呀，节俭，破衣服补一补，再穿。”
“新袜子买回来先上袜底，经穿呀。”
“我第一次穿没上底的袜子是上大学之后。当时是日本人在北京办什么展览会，他们就买了几双尼龙袜子，当时尼龙袜子是很新鲜的事，现在就没有人穿了。给我带去了两双吧。那是我穿的第一双没上底的袜子。”
董良羽读完中学后，报考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你学武，你父亲支持吗？”
“在这个问题上，他基本是很尊重我们自己的意见。他不提反对意见，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好好学，不管你学什么。包括后来我弟弟下乡，他就说，你得好好干，准备在乡下干一辈子。我弟弟的儿子过二周岁生日，他给他孙子写的诗里还说：你的父母在农村，你长大了去帮助你的父母种地。‘世为农人好，协作左右手。’让他的孙子去给自己的父母当左右手。他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不要让我们追求金钱、地位，你乖乖地给老百姓做点事吧。”
关于这一点，董良翚也给我们作了基本相同的描述，她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是中国文学史专业，父亲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父亲教导她努力工作，要像一块抹布一样，组织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好好干。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
这是1959年8月24日，董老给《中学生》杂志的题诗。他在题跋中写道：“我国中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不完全直接参加生产，也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才能跃进；必须充分利用时间，刻苦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热爱劳动，锻炼身体，立志老老实实地学好一种本领，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写一首小诗以寄我意。”
从这里，我们看到董老对他自己子女的要求，实际也是对全国中学生乃至青少年的期望。
董良羽结婚很晚，婚后在广州一胎生了两个儿子，董老非常高兴。按照董家谱系，这俩孩子是“绍”字辈的，于是，给孩子取名：老大叫董绍壬，小名壬广；老二叫董绍子，小名子州。把时间、地点都给占了，农历壬子年在广州生的嘛。
董良羽回忆起这段往事，也是非常开心：“我俩儿子，是双胞胎。当时两位老人喜欢得不得了。刚生下来，我母亲非要带不可，她说别人她不放心，她精心地忙了一个星期，身体吃不消了，没办法，还是找保姆给带的。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心情是多高兴。”
“这俩孩子学习挺争气的，大学毕业后，出国了。现在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在外留学也吃了不少苦，勤工俭学。刷盘子、刷碗的活也干过。我那儿子还到搬家公司干过，给人家扛箱子，扛柜子。”
“他们在国内上学时，我也按照父亲的办法，经常找他们谈一谈。你不说，我找你说。起码一个学期总要说一说吧。这俩孩子从品德上说应该是挺好的，从英国回来的这个已经是硕士了。在疾病防治中心工作，应该说是学有所成了吧。”
“我也想要一个收音机。父亲说：啊，没有了，就一个。”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在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具有“大家胸怀，长者风范”的伟人形象。他又以学识渊博著称，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长达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才知道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
到美国后，他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他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参与创建者之一。
董老在非原则问题上，总是与人无争，工作和生活上却自比老牛，说除了“吃点草料”外，就别无他求。
在董良羽的心目中，父亲是可敬可畏的。他说从小就怕父亲，家里人全都怕他。董良羽出生时，父亲已52岁。老来得子，董必武对他呵护备至，疼爱有加。实际上在董老的内心深处，正是这样的，但他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严父的形象。而作为唯一的女儿，董良翚也证实了这一点：父亲对他们兄妹几个，严肃有余而亲热不足。
董良翚有一次向董老借指甲刀用，不小心把刀把弄坏了，心里害怕，整整一个星期都躲着父亲，后来还是母亲看出蹊跷来，带她到董老跟前说明原因，董老当然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责骂自己的女儿，但还是严肃地说：“东西哪有不坏的？坏就坏了嘛，但是你要说明情况嘛。”
董良翚说在她的记忆中，只有一次向父亲提出过一个要求，而且还没有得到满足。那是哥哥良羽要到部队去参军了，董老送了一台小收音机给他。那台小收音机是日本友人送给董老的礼物，董老经常用来收听京戏什么的。现在儿子良羽要出远门了，董老就把它送给了儿子。董良翚心里痒痒的，也壮着胆子跟董老说：我也想要一个。父亲说：啊，没有了，就一个。
“没有就没有，我当时也就没当事。”董良翚轻描谈写地说。
倒是还有一件事，董良羽、董良翚兄妹俩都向董老提出过要求。他俩说：看历史上的人都有姓有名，还有字有号的，父亲能不能也给我们取个字呀？
那时，董良翚已经开始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了。
兄妹俩的要求让董老很高兴，于是，他就按中国传统的名、字习俗，给他们兄妹三人各取了一个字：董良羽，字“恁翔”；董良翚，字“翠斌”；董良翮，字“劲宣”。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名和字是有关联的。要把名和字搭配得好，有意义，是要有大学问的。董必武给他的子女取字，意义就非同凡响。
董良羽为什么取字“恁翔”？
董良翚说：“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它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弟弟和弟媳年终决算时有七角钱结余。妈妈听了，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爸爸听了却嘿嘿地笑。”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一大”代表，董必武把一生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事业，筚路蓝缕，无怨无悔。同样，作为充满理性的共产党人，他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以及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可能遇到的各种考验，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要求。
1946年夏秋之际，田恒先生（董必武的同乡，早年与董必武共同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从上海到南京看望董必武先生。由于董老有事外出不在家，田恒留下名片便往自己下榻的旅馆走去。没想到，他刚走到旅馆，就看到董老已在旅馆门口等候他了。
在旅馆，董必武与田恒先生作了广泛的交谈。田恒先生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官员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因而在谈到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时，田恒先生表示对共产党人极为敬佩，并说：“共产党人一定很廉洁吧。”董老听了，坦诚地说：“国民党人是中国人，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大家都生活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我们现在地盘小，在农村，有人看到你手腕上有一块手表，手指上有一枚金戒指，就会问你哪来的。等我们拿下北平、武汉、上海这些大地方，可能也会有贪污的现象发生。不过，我们的贪污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国民党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贪污、腐败根深蒂固，无可救药；我们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是一定能够遏制贪污、清除腐败的。”
董良羽说：“我觉得，我父亲这个人和其他老前辈一样，对我们党忠心耿耿，从来也没有别的心眼儿。我父亲自己有一个比方，他说他就像一块布头，需要补在哪儿，就在哪。补在裤子上，就在裤子上；补在帽子上，就在帽子上。”
“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不光是我父亲一个人是这样的，老前辈们都是这样的。”
“说为自己搞点什么，确实没有。真是廉洁奉公，这是让我很敬佩前辈们的原因。”
“刚进北京时，我爸爸表现明显的有两个爱好：一个是看京戏，后来看不了，就听。”
“开始他去剧院听过几次戏，后来看到警卫人员太多了，挺麻烦，也很辛苦，不去了。我印象当中他也就去了两三次。后来就在家听收音机了。有京戏节目了，服务员到时间就给他把收音机打开了。”
“再一个爱好就是逛旧书摊，去翻那些旧书。后来也是由于警卫人员太多的原因，就不再去了。”
“后来他给中央打过几次报告，一是要退休，中央没批。第二个，专车不要了，放回交通科，需要用时请他们派车来，这个实际上也没有批。第三，减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太多。后来就把秘书和警卫的工作由一个人承担了。”
说起干部作风问题，董良羽感慨地说：“我觉得我们还是照这个做的。而且照这样做的也不光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是这样子的，不见得心里没有想法，但起码这种事情说出来是很丢人的，站不住脚的。”
“我在部队，领导怎么分配就怎么干，自己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是了。”
董良翚说：“过年过节时爸爸也经常到厂甸呀逛逛，和群众在一起，没有什么距离感。
“他说：你们找对象要掌握好三点：第一，身体好；第二，爱国；第三，他自己要有事业，就成了。比如说我弟弟到农村去，当个农民，你种出了粮食来，就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这就是事业。并不一定要变成工程师呀、农学家呀，那倒不是。只要不作寄生虫，寄生在这个社会上就行。所以我们也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意思在做的。
“我觉得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是只要你自己认真地去做。我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找不到阿姨看孩子，没法上班，我急呀！急得简直没办法，没人看孩子怎么办？怎么上班呀？我爸回来了，说，你怎么还没有上班呢？我说没人看孩子呀。他说：你背着孩子给我去上班。你就是应该去上班。那时只有56天假期。我觉得爸爸对我们的要求不能说是很高，但是确实挺难的。”
董良翚在不同的场合，曾提到过董老对待子女加入党组织问题的态度。
对待长子董良羽，他特别希望孩子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及早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良羽坦陈：“我自己的感受是他抓这个抓得非常紧。我上中学时，入团，他就盯我盯得非常紧。入党也是这样，我是1959年入党，1960年转正。我是在部队干了三年才入党的。反过来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孩子入不了党，他脸上也不光彩呀。”
对待女儿董良翚的入党问题，董良翚说：父亲也过问，但没有特别急切要求。
对待小儿子董良翮的入党，董良翚在《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中，写得非常明白———
……弟弟婚后第二天，力理（张力理，董良翚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回来了。由他代表爸爸妈妈送弟弟和弟媳到晋县农村安家。从此，弟弟夫妇踏上了自立的人生道路。
头一年，弟弟和弟媳在农村干得很努力，也很吃力，年终决算时有七角钱结余。妈妈听了，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爸爸听了却嘿嘿地笑，连声说：“这是刚刚开始嘛！”
的确只是开始。自那以后几年间，弟弟的经济情况好转了，他也以他的努力肯干，得到生产队和党支部的称赞；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的消息传到了家里，爸爸坚决反对，他认为：良翮下去才两年，时间还太短，还应再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考察考察；还有就是良翮两次被囚，原因还不明，要弄清楚了才能吸收入党。他说了这些意见，提请当地党支部考虑。随后，当地党支部经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得到了有关证明材料之后，通过了良翮的入党申请。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之余又有些忧虑———这是我从爸爸的表情上感觉到的，我当时还不是党员，许多事爸爸不说，我也不问。也许，他的一些忧虑，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吧。
董良羽也说：“我弟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当时从监狱里放出来，就下乡了，到河北晋县。那时我父亲还是很支持他去劳动。他自己也很努力，他们那个大队就想发展他入党，他在农村做得也十分努力。大队书记可能跟良翮一起到北京来看过我父亲。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他去的时间还短，你们应该认真考察，要他好好锻炼。说：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就很快入党了。就是说，你要是党员就应该规规矩矩是个党员，别弄得把帽子往头上一戴，下面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董老的真实意思是：无论是谁都应当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经过认真考察和考验才能入党。
董良翚曾写过很多次入党申请书，她自己说也数不清写过多少次了，但是在大学期间，就因为是“逍遥派”，不积极投身运动，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后来参加工作了，才在单位入党的，后来还成为党委书记。
董必武的子女们虽然没有当大官，做大事，但是传承了他开创的家风，为人真诚、忠厚、勤俭、好学。董必武晚年最为疼爱的孙儿们，已经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的了，但是他们良好的品德仍然颇有董老遗风！
对于个人，董良羽说：“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人要有规矩。”董良翚说：“我继承了他一颗特别平常的心。”
对于事业，他们说：“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
董必武（1886-1975）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一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高风亮节。他身居高位，却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在迎接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笔者采访了董必武的子女，通过他们的视角，让我们了解董必武那高尚的精神世界。
“母亲的一套西式套装就是用我父亲的西装改的。”
作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董老可能严肃有余，但是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家，董老的感情却是细腻而丰富的。他虽然不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也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在工作、战斗之余，每逢雨天，或小病静卧之时，总会引发诗情。所抒发的情感，总是在平和之中，略有忧伤，但决无颓废之意，而是包含着积极的生活哲理。
1952年3月4日，董老在病中看见窗外的青青竹林，心有所感，赋诗一首：
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
我们由此更加真切地步入了董老的精神家园。
董老与何连芝结婚后，生育了两男一女：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翚和次子董良翮。从此一家五口，虽然仍然离多聚少，但相互牵挂，温情无限。
董良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她写了一本《忆我的爸爸董必武》，情真意切，文笔不错，再版多次。
董良翚平易近人，朴素大方。对我们是有问必答，没有半点做作，也全无讳忌。
“我妈是劳动人民出身，真是，从她那些品质都能反映出来，特别俭朴。”董良翚说。
说起母亲，董良翚的大哥董良羽有些伤感，他说，母亲吃了一辈子的苦。
他回忆说：“我母亲的家在四川农村，也没什么文化，红军长征就跟过来了。”
“后来有点文化也是参加革命以后学的，文化程度不高，非常能吃苦。”
“我现在想起来，我母亲这一辈子也是可怜。进城那一阵子，家里的锅炉，一个礼拜烧一次水，洗个澡，节约到什么程度。一盆水，我父亲洗完了我母亲洗，都舍不得换一盆水。要说换一盆水，也没有什么换不起的，但她就是中国人的节俭吧，她能节约就想法子节约，那没有办法。”
“我母亲自己的新衣服都做得非常非常少，不行了就拿我父亲的旧衣服改吧改吧，就自己穿了。她有一套西式的套装就是用我父亲的西装改的。”
董老从来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简单且有规律（体质不好却能长寿与此有关）。直至晚年，他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
“他给两周的孙子写诗说，你的父母在农村，你长大了去帮助你的父母种地。”
董老在家里教育子女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董良羽回忆道：“家教？他对我的教育，很多都是带有中国传统的教育，主要是以他以前在老家的生活为范本，平常在老家怎么做的，就怎么做。”
“在重庆红岩山下，陶行知办的学校，在那儿上过一些日子小学，在南京待得长一些，也在一个叫做汉英小学的小学校读过一阵子，那时也没什么正经课本，他在家教我都是《正气歌》呀，《千字文》等。”
“写字他也教，他也管。而且要求很严格。让你把笔捏紧，练字，他从后面可能会来拔你的笔，别让他拔走喽。”
“我的九九表是跟我父亲学的，他教的。不是在学校学的，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就是小时候学的，上学之前学的。背不下来，不许睡觉，接着背。他对我们教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正气歌》《千字文》《出师表》都能背的。另一方面就是知识方面，写字呀，背书呀，我觉得这对我的中文基础，现在看很有些帮助。那时会背是会背，不大理解。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就比较容易了。”
董良羽啜了口茶，接着说：“后来上学之后，他就鞭长莫及了，一学期回来之后，你得主动找他汇报一下，我这学期怎么样，你要不汇报，他可能就要找你，非要跟你谈谈不行。假期完了，在回校之前，他肯定要找你谈一次。告诉你下学期要注意点什么。假期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之外，他还要给我们加作业，有一年他给我们下了什么任务呢？《共青团的任务》，列宁写的那本书，假期，工工整整，抄一遍。不是很多字，但也是一个小薄册子呀。”
“用毛笔吗？”
“没有限制用什么笔，但是得规规矩矩地抄。反正每学期都有任务给你，不光是学校那点作业，完了就完了，那不行。”
“所以现在有时我对我的孩子，也是讲中国传统的东西比较多，这与我受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回忆童年时代的趣事，咀嚼生活的原味，对子女总会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董老也常用这种方式，并不是天天都是耳提面命，一本正经的样子。
董良羽点上一支烟，在香烟袅袅之中，他又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
“我父亲在红安的老家，当时一家三十多口人都没有分家，一个老祖母，管着全家，生活，据父亲跟我们讲，也算是比较清贫吧。”
“一般每天都要吃稀饭，不能顿顿都吃干饭。他考上秀才之后，每天还有点干饭吃，别人还不行。吃饭时的讲究也特别多。吃豆腐乳，两根筷子一块去拿，是不行的，一根筷子蘸点儿，然后就得进点饭。如果桌上有几个菜，你就别把胳膊老伸得挺长，去够对面的那个菜，不要往桌子上洒呀，不要剩呀。”
“另外穿衣服呀，节俭，破衣服补一补，再穿。”
“新袜子买回来先上袜底，经穿呀。”
“我第一次穿没上底的袜子是上大学之后。当时是日本人在北京办什么展览会，他们就买了几双尼龙袜子，当时尼龙袜子是很新鲜的事，现在就没有人穿了。给我带去了两双吧。那是我穿的第一双没上底的袜子。”
董良羽读完中学后，报考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你学武，你父亲支持吗？”
“在这个问题上，他基本是很尊重我们自己的意见。他不提反对意见，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好好学，不管你学什么。包括后来我弟弟下乡，他就说，你得好好干，准备在乡下干一辈子。我弟弟的儿子过二周岁生日，他给他孙子写的诗里还说：你的父母在农村，你长大了去帮助你的父母种地。‘世为农人好，协作左右手。’让他的孙子去给自己的父母当左右手。他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不要让我们追求金钱、地位，你乖乖地给老百姓做点事吧。”
关于这一点，董良翚也给我们作了基本相同的描述，她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是中国文学史专业，父亲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父亲教导她努力工作，要像一块抹布一样，组织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好好干。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
这是1959年8月24日，董老给《中学生》杂志的题诗。他在题跋中写道：“我国中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不完全直接参加生产，也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才能跃进；必须充分利用时间，刻苦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热爱劳动，锻炼身体，立志老老实实地学好一种本领，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写一首小诗以寄我意。”
从这里，我们看到董老对他自己子女的要求，实际也是对全国中学生乃至青少年的期望。
董良羽结婚很晚，婚后在广州一胎生了两个儿子，董老非常高兴。按照董家谱系，这俩孩子是“绍”字辈的，于是，给孩子取名：老大叫董绍壬，小名壬广；老二叫董绍子，小名子州。把时间、地点都给占了，农历壬子年在广州生的嘛。
董良羽回忆起这段往事，也是非常开心：“我俩儿子，是双胞胎。当时两位老人喜欢得不得了。刚生下来，我母亲非要带不可，她说别人她不放心，她精心地忙了一个星期，身体吃不消了，没办法，还是找保姆给带的。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心情是多高兴。”
“这俩孩子学习挺争气的，大学毕业后，出国了。现在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在外留学也吃了不少苦，勤工俭学。刷盘子、刷碗的活也干过。我那儿子还到搬家公司干过，给人家扛箱子，扛柜子。”
“他们在国内上学时，我也按照父亲的办法，经常找他们谈一谈。你不说，我找你说。起码一个学期总要说一说吧。这俩孩子从品德上说应该是挺好的，从英国回来的这个已经是硕士了。在疾病防治中心工作，应该说是学有所成了吧。”
“我也想要一个收音机。父亲说：啊，没有了，就一个。”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在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具有“大家胸怀，长者风范”的伟人形象。他又以学识渊博著称，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长达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才知道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
到美国后，他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他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参与创建者之一。
董老在非原则问题上，总是与人无争，工作和生活上却自比老牛，说除了“吃点草料”外，就别无他求。
在董良羽的心目中，父亲是可敬可畏的。他说从小就怕父亲，家里人全都怕他。董良羽出生时，父亲已52岁。老来得子，董必武对他呵护备至，疼爱有加。实际上在董老的内心深处，正是这样的，但他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严父的形象。而作为唯一的女儿，董良翚也证实了这一点：父亲对他们兄妹几个，严肃有余而亲热不足。
董良翚有一次向董老借指甲刀用，不小心把刀把弄坏了，心里害怕，整整一个星期都躲着父亲，后来还是母亲看出蹊跷来，带她到董老跟前说明原因，董老当然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责骂自己的女儿，但还是严肃地说：“东西哪有不坏的？坏就坏了嘛，但是你要说明情况嘛。”
董良翚说在她的记忆中，只有一次向父亲提出过一个要求，而且还没有得到满足。那是哥哥良羽要到部队去参军了，董老送了一台小收音机给他。那台小收音机是日本友人送给董老的礼物，董老经常用来收听京戏什么的。现在儿子良羽要出远门了，董老就把它送给了儿子。董良翚心里痒痒的，也壮着胆子跟董老说：我也想要一个。父亲说：啊，没有了，就一个。
“没有就没有，我当时也就没当事。”董良翚轻描谈写地说。
倒是还有一件事，董良羽、董良翚兄妹俩都向董老提出过要求。他俩说：看历史上的人都有姓有名，还有字有号的，父亲能不能也给我们取个字呀？
那时，董良翚已经开始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了。
兄妹俩的要求让董老很高兴，于是，他就按中国传统的名、字习俗，给他们兄妹三人各取了一个字：董良羽，字“恁翔”；董良翚，字“翠斌”；董良翮，字“劲宣”。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名和字是有关联的。要把名和字搭配得好，有意义，是要有大学问的。董必武给他的子女取字，意义就非同凡响。
董良羽为什么取字“恁翔”？
董良翚说：“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它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弟弟和弟媳年终决算时有七角钱结余。妈妈听了，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爸爸听了却嘿嘿地笑。”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一大”代表，董必武把一生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事业，筚路蓝缕，无怨无悔。同样，作为充满理性的共产党人，他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以及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可能遇到的各种考验，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要求。
1946年夏秋之际，田恒先生（董必武的同乡，早年与董必武共同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从上海到南京看望董必武先生。由于董老有事外出不在家，田恒留下名片便往自己下榻的旅馆走去。没想到，他刚走到旅馆，就看到董老已在旅馆门口等候他了。
在旅馆，董必武与田恒先生作了广泛的交谈。田恒先生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官员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因而在谈到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时，田恒先生表示对共产党人极为敬佩，并说：“共产党人一定很廉洁吧。”董老听了，坦诚地说：“国民党人是中国人，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大家都生活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我们现在地盘小，在农村，有人看到你手腕上有一块手表，手指上有一枚金戒指，就会问你哪来的。等我们拿下北平、武汉、上海这些大地方，可能也会有贪污的现象发生。不过，我们的贪污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国民党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贪污、腐败根深蒂固，无可救药；我们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是一定能够遏制贪污、清除腐败的。”
董良羽说：“我觉得，我父亲这个人和其他老前辈一样，对我们党忠心耿耿，从来也没有别的心眼儿。我父亲自己有一个比方，他说他就像一块布头，需要补在哪儿，就在哪。补在裤子上，就在裤子上；补在帽子上，就在帽子上。”
“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不光是我父亲一个人是这样的，老前辈们都是这样的。”
“说为自己搞点什么，确实没有。真是廉洁奉公，这是让我很敬佩前辈们的原因。”
“刚进北京时，我爸爸表现明显的有两个爱好：一个是看京戏，后来看不了，就听。”
“开始他去剧院听过几次戏，后来看到警卫人员太多了，挺麻烦，也很辛苦，不去了。我印象当中他也就去了两三次。后来就在家听收音机了。有京戏节目了，服务员到时间就给他把收音机打开了。”
“再一个爱好就是逛旧书摊，去翻那些旧书。后来也是由于警卫人员太多的原因，就不再去了。”
“后来他给中央打过几次报告，一是要退休，中央没批。第二个，专车不要了，放回交通科，需要用时请他们派车来，这个实际上也没有批。第三，减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太多。后来就把秘书和警卫的工作由一个人承担了。”
说起干部作风问题，董良羽感慨地说：“我觉得我们还是照这个做的。而且照这样做的也不光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是这样子的，不见得心里没有想法，但起码这种事情说出来是很丢人的，站不住脚的。”
“我在部队，领导怎么分配就怎么干，自己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是了。”
董良翚说：“过年过节时爸爸也经常到厂甸呀逛逛，和群众在一起，没有什么距离感。
“他说：你们找对象要掌握好三点：第一，身体好；第二，爱国；第三，他自己要有事业，就成了。比如说我弟弟到农村去，当个农民，你种出了粮食来，就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这就是事业。并不一定要变成工程师呀、农学家呀，那倒不是。只要不作寄生虫，寄生在这个社会上就行。所以我们也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意思在做的。
“我觉得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是只要你自己认真地去做。我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找不到阿姨看孩子，没法上班，我急呀！急得简直没办法，没人看孩子怎么办？怎么上班呀？我爸回来了，说，你怎么还没有上班呢？我说没人看孩子呀。他说：你背着孩子给我去上班。你就是应该去上班。那时只有56天假期。我觉得爸爸对我们的要求不能说是很高，但是确实挺难的。”
董良翚在不同的场合，曾提到过董老对待子女加入党组织问题的态度。
对待长子董良羽，他特别希望孩子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及早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良羽坦陈：“我自己的感受是他抓这个抓得非常紧。我上中学时，入团，他就盯我盯得非常紧。入党也是这样，我是1959年入党，1960年转正。我是在部队干了三年才入党的。反过来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孩子入不了党，他脸上也不光彩呀。”
对待女儿董良翚的入党问题，董良翚说：父亲也过问，但没有特别急切要求。
对待小儿子董良翮的入党，董良翚在《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中，写得非常明白———
……弟弟婚后第二天，力理（张力理，董良翚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回来了。由他代表爸爸妈妈送弟弟和弟媳到晋县农村安家。从此，弟弟夫妇踏上了自立的人生道路。
头一年，弟弟和弟媳在农村干得很努力，也很吃力，年终决算时有七角钱结余。妈妈听了，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爸爸听了却嘿嘿地笑，连声说：“这是刚刚开始嘛！”
的确只是开始。自那以后几年间，弟弟的经济情况好转了，他也以他的努力肯干，得到生产队和党支部的称赞；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的消息传到了家里，爸爸坚决反对，他认为：良翮下去才两年，时间还太短，还应再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考察考察；还有就是良翮两次被囚，原因还不明，要弄清楚了才能吸收入党。他说了这些意见，提请当地党支部考虑。随后，当地党支部经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得到了有关证明材料之后，通过了良翮的入党申请。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之余又有些忧虑———这是我从爸爸的表情上感觉到的，我当时还不是党员，许多事爸爸不说，我也不问。也许，他的一些忧虑，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吧。
董良羽也说：“我弟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当时从监狱里放出来，就下乡了，到河北晋县。那时我父亲还是很支持他去劳动。他自己也很努力，他们那个大队就想发展他入党，他在农村做得也十分努力。大队书记可能跟良翮一起到北京来看过我父亲。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他去的时间还短，你们应该认真考察，要他好好锻炼。说：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就很快入党了。就是说，你要是党员就应该规规矩矩是个党员，别弄得把帽子往头上一戴，下面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董老的真实意思是：无论是谁都应当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经过认真考察和考验才能入党。
董良翚曾写过很多次入党申请书，她自己说也数不清写过多少次了，但是在大学期间，就因为是“逍遥派”，不积极投身运动，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后来参加工作了，才在单位入党的，后来还成为党委书记。
董必武的子女们虽然没有当大官，做大事，但是传承了他开创的家风，为人真诚、忠厚、勤俭、好学。董必武晚年最为疼爱的孙儿们，已经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的了，但是他们良好的品德仍然颇有董老遗风！
对于个人，董良羽说：“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人要有规矩。”董良翚说：“我继承了他一颗特别平常的心。”
对于事业，他们说：“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
（卫丽）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