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的曹魏大臣王昶，为人处世崇尚谦实，摈弃浮华，非常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子侄做到谦虚诚实，质朴守真，切忌浮华不实，相互标榜。他为两个侄子及两个儿子取名字，都以此为依据：两个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两个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同时，王昶写下发人深省的家训《诫子侄》，其中解释了他取名的理由：“以玄默冲虚为名”的用意是，希望子侄时时能够顾名思义，立身行事“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在《诫子侄》中，他说：“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意思是说，人如果不注意品行修养，舍本求末，谋求虚华浮名，以至结党营私，那么就会让人觉得虚伪，甚至酿成祸患。崇尚谦实，摈弃浮华，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但因为名利观念作祟，知易行难。
青龙四年，皇帝下诏招纳人才，凡是“才智文章，谋虑深远，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精，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不论年龄大小，不管出身贵贱，卿校以上各选举一人。太尉司马懿便推举了王昶，王昶应选。王昶为人谨厚，常年在地方任职，很多年都是与当地百姓一起开垦农田，积蓄粮食。
汉末曹魏时期，逐渐兴起浮华不实、轻薄放纵、交游结党的社会风气，对朝政产生了不良影响。年轻人弃学问而务交游，苟且钻营；士大夫背修行而趋势利，交通权势之家。浮华之徒互相品题，高自标榜，结为朋党，导致“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影响朝廷的选官用人。浮华风气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行政与司法秩序，而且深刻影响了官僚士大夫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少官员热衷于清谈玄理，崇尚精神自由和行为放达，享受着高官厚禄却不问事。王昶针对社会“浮华”积弊等问题提出办好学校、杜绝浮华不切实际的学风；实行考试制度，不能以空谈，而要以考试为准绳来判断官吏才能决定其罢免、升迁；用政绩来决定官员是否加官晋爵；用廉洁知耻来激励官员，不让官员与民众争利；推崇节约俭省，注重储备粮食积蓄布帛等治国方略。这些务实、有针对性的对策得到了朝廷的褒扬称赞。
崇谦实，去浮华，王昶不仅身体力行，也这样要求子侄。他在《诫子侄》中指出，“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说的是，富贵声名，谁不愿意拥有呢？但是君子却可以得到而不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求取名利。并告诫子侄说，“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纵览古今成败吉凶，那些追名逐利、欲壑难填的人，没有谁能保持家世不衰、自己不毁灭的。正所谓“如不知足，则失所欲”，如果不知足，即使得到了原来想要的东西，最后也会失去。
浮华交会、朋党标榜突出的表现是急于成名、急于求成。王昶对子侄提出“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的忠告。同时，王昶承认，人有优点很少有不自夸的，人有能耐也很少有不自负的，但他清醒地指出，自夸就会掩人之美，自负就会盛气凌人。掩盖别人的优点，人们会看不起他；盛气凌人，同样也会遭到别人的厌恶。因此，王昶要求子侄不要自夸其能、掩人之美，要懂得谦让，“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
浮华朋党常通过相互品题、臧否人物来获取虚誉。王昶认为，诋毁和赞誉，是产生恨和爱的根源，也是决定祸与福的关键，不能不慎之又慎。孔子对人很少诋毁，也很少赞誉。即使赞美了某人，也必然是经过了认真的考验，确知其实，才加以称赞。对于毁誉，连孔子都如此谨慎，浮华结党的俗士又怎么能够随意诋毁和赞誉别人呢！所以，王昶希望子侄尽量远离浮华党徒。因曹魏当时浮华争竞、交游言谈渐成风气，难免会被人品题、议论。王昶告诫子侄，别人如果诋毁自己，应当退一步反省自己，默默地加强自身修养。
面对浮华不实、轻薄放纵的社会风气，王昶并不希望子侄效法伯夷叔齐、介子推隐逸于山林，而应当勇敢地投身于社会，以仁义闻名，以慎守持重著称，讲究孝悌之道，致力于向师友学习。王昶用他与交往、共事之人的情况做例子来教育子侄。颍川郡的郭奕，崇尚通达，聪敏而有智慧。可是他的为人，心胸不够宽阔，鄙薄与敬重都有些过分。对他认可的人敬重如山，对他不认可的人视如草芥。王昶与他相知，来往密切，但不希望子侄这样做。北海郡的徐干，不追求声名显著，不谋求不正当的获得，坚持淡泊的操守，致力于道德修养。即使他要辨别是非，也是凭借古人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不直接对世人进行褒贬。王昶很敬重他，希望子侄向他学习。
王昶希望子侄对他所讲的道理能加以引申，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他的子侄牢记王昶的教诲，孝敬宗族，仁爱邻里，谦逊质朴，循名责实，为官尽忠节，处世戒骄淫，进退合宜，行事九思，皆大有作为。其子王浑位至三公，不仅在平定孙吴的过程中功勋卓著，而且镇守江东，民心归附，为实现、巩固西晋对全国的统一作出卓越贡献。其侄王沈既是西晋开国创业的重要功臣，又是才识渊博的著名史学家。王昶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太原王氏后来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
卜宪群点评
历史上的浮华之风主要表现为贵奢靡、重交际和尚清谈三种形式，三者的本质都是为了追逐个人的私欲名利而置国家与社会利益于不顾。
汉魏之际，这三种浮华之风都十分流行。比如当时的交际，一是交于富者。富人有钱，有钱可以买官。《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有位富翁名王仲，看中了家贫而有志于学术的公沙穆，并对他说：“‘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之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公沙穆拒绝“以货求位”固然显示了他的人品高尚，但也说明以金钱而取官位显然是当时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二是交于贵者。贵者有权，握有政治资源，捞取好处更直接。《后汉书·史弼列传》记载史弼任河东太守时，诏书举孝廉，由于权贵请托太多，史弼不得不“断绝书属”。史弼一心为国家选举人才精神可嘉，为了保持选人公正以至在选举期间断绝了与别人的通信联系。采取这样过激手段，也说明像史弼这样的人终究还是个别的，更多的所谓“人才”，还是权贵们相互“称举”出来的。这种“称举”的背后自然是密切的人际交往。当时的社会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士人“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换句话说，就是有用的人靠前，没用的人靠后，就连皇帝也跟下面人说要“善事上官”。这种价值观的危害在于，大家都奔赴交际不肯认真做事了。徐幹在《中论·遣交》中说，“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己”，其结果是“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敢于抵制这种不良风气，崇尚谦实、摈弃浮华的耿介之士。如东汉名士李膺“性简亢，无所交接”，蔡邕“不交当世”，后汉名儒乐恢“闭庐精诵，不交人物”。还有一些士人撰写了《破群论》《崇厚论》《绝交论》，是专门针砭此风的“矫时之作”。此风延及曹魏，被视为“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的王昶，正属于曹魏耿介有识之士而被载入史册。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