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违纪高官，纪委找到了最佳帮手

   缔造了地产商业帝国的明发集团新近发布公告称：董事长黄焕明正在配合福建省纪委调查。

   纪委监督的是党员干部，而黄是一名成功商人，为何纪委要请他去“喝茶”呢？

   原来，黄上面也有人。有报道显示：已落马的福建省副省长徐钢是他的“领路人”。徐担任泉州市委书记时，推动了一波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他与数名地产商走得很近，其中一位依靠徐发了大财的地产商，在泉州建起奢华的酒庄，经常邀请徐以及泉州政商界的精英在那聚会。

   近期，是落马高官审判季。在官方发布的字数不多的案情通报中，总有这样一句话：接受某某某等人赠送的财物。送钱的人，并非所有人都被公开点名，但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这个被点名的某某某，通常就是落马高官背后的“关键商人”。

   几乎每一个像徐钢这样的落马高官背后，都有“关键商人”：要么是“关键商人”被拿下牵出背后官员，要么是官员落马牵出“关键商人”而后又牵出其他官员。不过，“关键商人”的名讳通常在庭审中得以确认。徐钢案还没开庭，就有“关键商人”浮出水面，看来他的问题早已路人皆知。

   事实上，高官的受贿哲学是十分“严谨”的，像河北省委原常委景春华那样接受30多人行贿的高官是很少的。在成为高级领导之后，他们会迅速将朋友圈“浓缩”，并用苛刻和挑剔的眼光选择靠谱的“商界伙伴”，以求行事安全。这些“商界伙伴”并非来自全球知名大企业，他们通常只吃定某个领导，领导去哪跟到哪，最终在业界同行们完全没想到的情形下拿到项目。正是由于这样的“商界伙伴”人数很少，才显得尤为关键。只要抓到一个，背后的官员准没跑。

   比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受贿案中，15个单位和个人涉案，承揽工程起家的陈族远一共送了5000万，占了万庆良受贿总额的近一半。万庆良的升迁轨迹从广东蕉岭县、揭阳市再到广州市，施政思路都是大搞城市开发。而开发的项目中，陈族远绝不走空。

   又比如仇和案中的刘卫高，在江苏时还是个小商人。但他看准了潜力股仇和。仇和从江苏到云南，刘一路紧跟。仇和仕途台阶越走越高，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随着高官受审的消息不断被披露，一些“关键商人”已经相当出名。薄熙来案中的徐明、令计划案中的楼忠福、刘志军案中丁书苗等人，大家都耳熟能详。徐明还被请上证人席对质，可见坐实薄案，徐明有多关键。

   “关键商人”对于官员关键，对于纪检部门也很关键。因为有的“关键商人”野心很大，不满于一时一地的发展，在他们的眼中，官员只是谋利的棋子而已。同时他们的“能耐”也很大，对付一个高官能“攻克”，勾连多个高官一样能被视作“贴己”之人。当过秘书长的赵少麟之子赵晋就颇受其父真传，公关能力超群。杨卫泽案有他，武长顺案有他，王敏案有他，就连周本顺的朋友圈里也有他。而他的地产帝国也正是在天津、济南、南京打开的局面。杨卫泽来南京前，他把南京的项目缩减，杨卫泽来南京后，他又立刻提枪上马，回宁大干一场。抓住他，真是给纪委工作减了负，可谓一举多得。

   让河北“政法王”张越2小时到办公室，张不敢迟到。这是“关键商人”郭某某的本事。郭是一个与赵晋类似的“关键商人”，他组织的盘古会，可谓腐蚀高官基地。就连北京交管局长宋建国一案中也能看到郭的身影，宋为郭在办理“京A”车牌上提供了帮助。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被落马高官信任的“关键商人”很少，一般人近不了身，有的“关键商人”就成了横在高官身前一道的“过滤墙”：官员跑官先向他跑，商人跑工程找他转包。时间一长，“关键商人”就发展成为“地下组织部长”和“中介皮包公司老板”。已被判处死刑的黑老大刘汉就是这样一位，很多官员都认为刘有背景，找他要官比找领导管用。对于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官员，刘便帮忙升迁；对于挡他财路的干部，就不择手段予以清除。有一次，他在小金县开发旅游项目，县长不同意。结果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县长就当不了。”果然，县长被调离。

   这样的场景，不是“关键商人”真的能够行使人事权，而是官商勾连之后已经形成了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商人需要官员手中的权力获得经济利益，而腐败官员需要商人在台前充当“白手套”，方便自己敛财，为自己享乐、升迁提供经济支持。看上去，这是利益交换，实则是政治性腐败，因为在此类腐败背后，人民赋予的权力已经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为什么商人做生意，一定要当红顶商人？为什么官员从政，当了官还要挣钱？看来，是个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