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0年：西汉完备监察制度

图①：茂陵附近出土的鎏金马，系以西汉时大宛产的汗血马为模特精制而成。

图②：茂陵附近出土的鎏金银高擎竹节熏炉。

图③：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汉武帝早期长沙王国官府文书，这是一件司法案卷中的几枚简。

图④左：秦陵博物馆藏“豫州刺史”封泥。

图④右：上海博物馆藏“扬州刺史”封泥。封泥是压按玺印的泥团，主要用来封缄文书。

图⑤：“丝绸之路”示意图。

本期提要：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与社会安定、国力强大成正比。汉初的制度基本沿袭秦制，略有损益。到文帝景帝时期，国家出现人给家足、国库充盈的繁荣景象，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时，西汉国力达到鼎盛。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刺史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刺史制度是将全国除京畿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三个州部，每州设一刺史，刺史对所辖之郡及诸侯国进行监察。刺史在监察诸侯王、打击犯罪、平反冤狱、治理贪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120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武帝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治理国家的新举措，刺史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先举两例来说明刺史的形象。汉昭帝时期一个叫隽不疑的刺史，其辖区内的诸侯王孙刘泽勾结郡国豪强势力，谋划造反，试图先杀隽不疑。幸好隽不疑及时发觉，将其收捕治罪。诸侯王谋反，需要先杀掉刺史，可见刺史之重要。汉桓帝时期有一个叫朱穆的刺史，其辖区内贪污的县令长听说朱穆即将到任，纷纷主动辞职。等朱穆到任后，检举辖区内的官吏违法，甚至有人自杀。刺史到任，贪污的官吏纷纷辞职，甚至自杀，可见刺史震慑力之大。为何刺史如此重要？有如此震慑力？因为刺史执掌监察。这要从汉武帝设置刺史说起。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自西周已经出现。西周时期，周天子通过“巡守”和设置“监”来监察诸侯国。战国时代，随着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日趋严格，韩、赵、魏三国在县设置“御史”，对县进行监察。秦代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设置“监御史”，对郡内的事务进行监察，弹劾有问题的官吏。至汉武帝时期，开始设置“部刺史”对郡进行监察。

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国力达到鼎盛。汉武帝发现原有的监察制度效果不好，如汉武帝出巡之时，很多地方的官吏怠忽职守，畏罪自杀，而负责监察的丞相史和监御史，对这些官吏存在的问题都没有发现或举报。因此，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汉武帝开始设置“部刺史”制度。“部刺史”制度的设立，标志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谓“部刺史”制度，是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州部为监察区。每州部设置一名“刺史”。“刺史”奉皇帝之命，对各州所辖的郡进行监察。刺史监察的方式是，每年八月巡视各部辖区内的郡和诸侯国，打击豪强势力，对司法案件进行审查，以平反冤假错案，对郡和诸侯国主要官吏的政治行为、贪赃枉法进行督查，以决定其升迁辞退。刺史监察以“六条问事”，其内容为：

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弹劾强宗豪右等社会势力超越法律，欺压百姓等。

第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弹劾郡守、诸侯国相等不遵诏令，背公向私等行为。

第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即弹劾官吏的枉法和迷信行为。

第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苛阿所爱，蔽贤宠顽。”即监察官吏的选官和用人。

第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即弹劾官吏的子弟依仗权势，为人请托等。

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弹劾官吏与地方豪强势力勾结。

刺史所监察的对象，主要是地方官吏和强宗豪族等恶势力。其中重点是监察地方官吏，尤其是“二千石”即郡守、诸侯国相等地方大吏。刺史监察他们在政治、司法、行政、用人、经济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对地方的强宗豪右，主要监察他们是否有欺压百姓等违法行为。

刺史在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突出表现在打击犯罪、平反冤案、治理贪污等方面。汉代史籍中记载最多的是刺史对诸侯王和二千石官的监察。如济北思王刘终古荒淫无度，并令其八子及所爱侍奴与诸御婢相奸，为青州刺史所检举。清河王刘年当太子时与妹妹刘则私通，为冀州刺史举发。魏相任扬州刺史，案查郡守和诸侯国的相，多位郡守、国相被免职。凉州刺史祝良，刚刚上任，即检举多人，其辖区内的郡太守和县令长，被免职者过半。王龚任青州刺史，检举贪污的郡守数人。

刺史在行监察之责时往往受到各种阻力。如有的地方官吏依仗自己声望较大，不服监督。何武任扬州刺史，其辖区内的九江太守戴圣，即治小戴《礼记》者，为汉代大儒。其政行多不循法规，前任刺史因他是大儒而宽容他。何武巡视囚徒，平反冤案。戴圣不以为然，说：“何武为后生小子，知道什么，扰乱地方官的治理。”何武暗中侦查戴圣罪状，戴圣恐惧辞职。又如有的地方官吏为皇亲国戚，背后有人撑腰。徐璆任荆州刺史，其辖区内的南阳太守张忠，为太后的外甥，凭借权势，贪赃数亿。徐璆到任后，太后派人为张忠说情。徐璆说：“我身为国，不敢听从。”太后发怒，即调任张忠为司隶校尉，以压制徐璆。徐璆到任后，检举张忠贪污过亿，并报告大司农，以彰显其恶。可以说，汉代的刺史在行监察之责时，基本能做到坚守节操，不为威势所屈，不为利益所动。

汉武帝设置刺史之时，刺史尚无固定办公场所，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察，相当于皇帝的使者。除主动调查外，亦接受民众的检举、揭发。刺史只负责监察，其检举的问题，交由各级机关按照行政程序处理，并不干预实际行政，这是为了防止刺史扩张权力。然至西汉后期，刺史开始侵夺地方行政权。东汉刺史常年在州办公，掌握一州之人事权、司法权、军事权、财政权等，逐渐演变为行政官。东汉末期，刺史正式改称州牧，成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

东汉末期，皇权衰微，州牧乘机扩张势力，割据一方，干涉废立，成为东汉王朝崩溃的动因之一。汉代设置刺史的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实施监察，然随着刺史权力的扩张，皇权的衰弱，刺史走向了其反面，成为地方离心力的代表。两汉的强盛和衰落，贯穿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而刺史的演变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从汉代的刺史来看，一个好的监察制度，既需要完备的制度设计，又需要具有操守的制度执行者。汉代的刺史制度，虽对刺史的权力有所规约，但仍未能防止刺史权力的扩张，使刺史成为地方离心力的代表。汉代的刺史，亦由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制度执行者，逐渐演变为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地方势力。

（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本期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