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剪纸里的红色印迹

一把剪刀，一张纸，各色图案纸中来。在剪纸之乡江西瑞昌流传着“无户不剪纸，无女不绣花”的民谚，2008年瑞昌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瑞昌剪纸作品中，不但有民间传说故事，还有感人的红色故事，75双草鞋、一艘渔船、一盏马灯……让我们通过这些剪纸，重温那段难忘的历史。

75双草鞋

编织75双草鞋的人叫陈发姑。1894年陈发姑出生在江西瑞金乡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她半岁时母亲去世，她两岁时，父亲将她送给了老乡一户朱姓人家，而后没多久父亲去世。朱家独子朱吉薰在19岁时，与陈发姑结为了夫妻。虽然日子清贫，但是夫妻恩爱，生活幸福。

1931年9月中共在瑞金建立革命根据地，瑞金很多年轻人踊跃参加红军，而参加红军的念头也在朱吉薰心中萌生。朱吉薰的想法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只有陈发姑对丈夫非常支持，她承揽全部家庭重担，并劝慰家人，让丈夫如愿成为了第一批参加红军的战士。有街坊邻居说陈发姑“犯糊涂”，陈发姑却说：“大家都是穷苦人家，参加革命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我们应该去做。”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朱吉薰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准备北上长征。虽然陈发姑满心不舍，但她深知这是革命的需要。在丈夫临行前，陈发姑把自己的长发剪了换成钱，到集市上买了几尺布，亲手为丈夫做了衣服，还编织了一双草鞋，两人含泪约定：“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聚！”

自丈夫出征之日起，陈发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与守望，为了寄托对丈夫的思念，她每年都坚持给丈夫编织一双草鞋。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当年参加长征的瑞金籍红军战士回到了家乡，却没有朱吉薰的任何消息。当地政府进行了相关调查，认定朱吉薰可能在长征途中失踪或牺牲了。但陈发姑始终坚信，丈夫没有死，一定会回来，“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聚！”为了曾经的誓言，陈发姑从青丝等到白发。1958年，64岁的陈发姑由于没有子女，她带着24双草鞋住进了叶坪光荣敬老院。尽管丈夫没有回来，她仍然每年坚持为丈夫编织一双草鞋，即便双目失明也不间断。2008年，陈发姑带着和丈夫的约定，离开了人世。后来，人们在她床边发现一个筐，里面有75双草鞋。75双草鞋承载着陈发姑对丈夫75个春秋的守望，也诠释着陈发姑对革命的坚定信仰，这份信仰正是苏区群众对革命成功信念的坚守。

陈发姑是那个时代红军家属的一个缩影，正是有了苏区无数“朱吉薰和陈发姑”，舍小家保大家，用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为革命胜利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力量。

一艘渔船

这幅剪纸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江西省于都县罗坳镇的石尾渡口——“红军长征第一渡口”。

李声仁1916年出生于于都县于都河的一条渔船上，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他从小便跟着父母以捕鱼为生，常年漂泊在江河上。1934年10月，红军主力8万余人集结于都河南岸，准备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10月16日，李声仁和爱人以及父兄等人正在于都河的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时，几位红军战士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说：“老乡，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我们渡河可以吗？”听说是红军队伍要去打敌人，李声仁心里非常激动，当即就答应了。

下午5点，李声仁等人就把十几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的南岸。6点左右，红军分批依次登上了他们的渔船。大渔船能坐5个人，小渔船能坐3个人，李声仁和爱人同撑一条大渔船，一人在船头，一人在船尾。当时600米宽的于都河水流湍急，渡河之难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夜晚，撑船更要全神贯注，稍不注意就会翻船。当李声仁他们把这支红军队伍全部送过河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

第三天，又有一批红军队伍要渡河，李声仁等人从晚上7点开始，直到凌晨5点才把红军全部送完，其间他们一直没有休息。

红军渡河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疯狂地搜捕李声仁等一批送红军过河的船工。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李声仁等人只能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常年漂泊在江西泰和、万安一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政府费尽周折，终于把他们找到，并成立了渔业合作社，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河水滔滔现真心，渡口悠悠鱼水情。在红军长征抢渡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长征出发前加固浮桥时，瑞金的乡亲们热情支援红军，踊跃捐献床板、木凳、布包、油桶等物品，准备搭桥帮助红军过河。其中有一户邹姓人家，儿子刚准备娶媳妇，按客家风俗新打好了一张婚床，搬进家里没几天，听说红军急需木板，二话不说就把床捐了出来，还有一位老奶奶将自己百年后用的棺材板也搬了出来……

苏区红军不仅队伍纪律严明，还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众多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历史证明谁能走进人民群众的心里，谁就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一盏马灯

说起这幅剪纸作品背后的故事，要追溯到85年前。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了保卫苏维埃、保卫红色政权，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扩大100万红军的命令。家住叶坪洋溪村的赤卫队员刘石生，听到消息立即报名参军，与他同时参军的还有弟弟刘新庆和堂弟刘善沐。

为防止敌人的轰炸和侦察，刘石生兄弟三人准备随部队晚上启程，1934年10月10日，刘石生的妻子黄检娣不顾有孕在身，提着家里唯一一盏马灯，送了丈夫一程又一程。没想到，这次一别竟是永别。

刘石生不识字，参军之后从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黄检娣常会拿出这盏马灯细细擦拭、对着马灯喃喃自语，马灯成了她的精神支柱。15年的漫长等待，终于盼来了新中国成立，每当有邻村的红军归来，黄检娣总是第一时间去打听刘石生的消息。后来从同丈夫当年一起参加红军的刘焕文口里听说，刘石生参加的红九军团到达云南的扎西整编时曾与他相遇，刘石生曾说：“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我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自己。在战场上子弹打完了我就拼刺刀，刺刀断了，我就用枪托，能多消灭一个敌人就是一个……”刘焕文猜测，刘石生可能是在红军过雪山草地时牺牲了。听到这里，黄检娣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

1998年，黄检娣生命走到尽头。弥留之际，她交待子孙把马灯找出，点亮马灯，放在床头，她说当年她用马灯送刘石生出征，今天要照亮刘石生回家的路，她又叮嘱子孙，一定要将这盏马灯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幅“一盏马灯”剪纸，仿佛让我们看到了85年前，与敌人殊死搏斗、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刘石生们”，他们为了救国救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生命歌谣。

剪纸作者系陈林（中华剪纸艺术专业委员会会员）、朱朴光（瑞昌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尧红蕾 作者单位：江西省瑞昌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