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粮违纪引来粟裕震怒
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行之南京篇
运粮违纪引来粟裕震怒
运粮违纪引来粟裕震怒
□记者 陈婷/文 顾善济/图
束颖向记者展示她15岁参军的照片
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活动渐近尾声。采风团辗转找到89岁的新四军女兵束颖，老人曾和丈夫孙克骥将军在东台、阜宁等地战斗过。8月17日下午，在南京家中，束颖坐在沙发上，腰背挺得笔直。回忆起战争岁月的廉政故事，她显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许多细节，她都能娓娓道来。
活报剧演出《老油条转变》
束颖家中卧室的墙上，挂着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容貌俊俏，清丽逼人。1938年，束颖参加革命，当时她是丹阳正则女校初二学生。1941年，束颖来到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服务团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有戏剧队、歌咏队、漫画木刻组、文艺通讯组和总务组。”
服务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上海，脱下旗袍，穿上军装，脱下皮鞋，穿上草鞋。“我们平时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起。”刚到苏中根据地，团员们也没有城里大小姐的架子，学着老战士，给老百姓上门板，捆稻草，挑水扫地，帮助割麦、割稻、脱粒，进行宣传，和大爷大娘拉家常，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俗习惯。时间长了，群众对服务团也特别欢迎。
束颖是戏剧队的，根据地军政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她们主要通过活报剧、小戏、歌曲等表现形式，配合战斗需要、政治任务，宣传党的政策、主张，鞭挞骄傲、浮夸、腐朽堕落等不良风气。由于语言鲜活、形式多样，很受军民欢迎。
束颖告诉记者，戏剧队曾编排了一个活报剧《老油条转变》。当时，部队收编了不少伪军，抗日队伍得到壮大的同时，一些战士也把过去不好的习气带了过来，这些“老油条”颇难教育。此时，戏剧队根据这个现象，编排了《老油条转变》。
“为了演出这个剧，我们特地下连队，和战士住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揣摩他们的心理。”束颖说，“后来，我们这部剧编好了，相关的战士也改造好了。”
戏剧团本身不过20多人，除了几块幕布和几套日本鬼子的军装、钢盔和两盏汽油灯外，其他一无所有。演员化妆的油彩是上海进步人士资助的。
演出前，束颖和战友们从老百姓家借来桌子、门板，在空地上搭成戏台。大多数战士将背包往地上一放，坐在背包上，看戏格外入神。“这出戏，由于贴近战士生活，很受欢迎，教育效果也很好。”束颖如今怀念地说。
睡前5分钟“批评会”
当时条件艰苦，但大家并没有放松思想教育。束颖说，那时候她们晚上也开卧谈会。“睡前5分钟，大家会躺在秸秆或稻草的地铺上，进行表扬和自我批评，或者谈心。”开始还点着灯草芯，后来为了节省灯油，熄灯摸黑开卧谈会。
“卧谈会也叫睡前5分钟生活会，主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都很单纯，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团长、队长有什么错都敢讲，领导也没架子，有不对的地方就自我检讨。”束颖说，第二天还会贴墙报，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好的现象。
另外，部队还有健全的政治教育制度。当时，每次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自由主义》等课程，服务团都会组织大家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谈认识、谈感受。
“书都是手抄本，大家传阅来看，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传到最后，被翻得破破烂烂的。”束颖说，那时候大家非常认真，看完了就对照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一些不良习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大家情绪很高、很乐观。”束颖告诉记者，那时候行军艰苦，吃的是杂粮，有时候断粮，大家就用睡眠来克服肚皮饿。晚上睡的是地铺，盖的是二斤重的棉被，“冻醒了，头一歪又睡着了”。没有牙粉，只能用盐刷牙，洗头只能用皂角，洗衣没有肥皂，就找老乡要点淘米水。
“生活再苦，也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那时候，老百姓看到服务团吃饭没菜，就送来一碟豆饼酱，大家推却不过，就付了钱才肯吃，“杂粮饼子蘸豆饼酱，我们吃得格外香”。
“那次粟裕司令很震怒”
在老人卧室的墙上，挂着已故丈夫孙克骥将军的戎装照片。孙克骥的文章“颇有鲁迅之风”。1945年粟裕曾为“运粮违纪”发怒，并让孙克骥针对部队某些不良作风，写一篇警醒文章，作为苏浙军区整风学习材料。
1944年秋，一师师长粟裕率一师3个主力团首批南下，会同江南十六旅执行南进任务。束颖和时任第四纵队十支队政治委员的丈夫孙克骥也随之南下。
1945年，苏浙军区第三次反顽战役打响，战斗条件非常艰苦，粮食要从江苏一带运过去，战士很多吃不上米饭，只能吃野菜、草根。
当时，有一个运粮食的小队，路上多吃掉50斤粮食。为了补上亏空，他们就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看到百姓的运粮队，就打上两枪，然后高喊“鬼子来了”，老百姓一吓扔下米袋就跑了，他们捡起米袋，放到军粮里，企图蒙混过关。
没多久，此事被反映到粟裕那里，粟裕极为震怒，当即召开整风大会，孙克骥也参加了。“他一回来，就说从来没见粟裕司令员发过那么大的火。”虽然时隔60多年，束颖依然记得丈夫回来后的脸色很严峻。以往，开完大会，粟裕都会留同志下来吃个便饭，那次会议一结束，粟裕就说，“没有粮食了，你们都回去吧。”事后，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
不久，第三次反顽战役取得胜利，孙克骥调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粟裕将他找去，让他针对部队某些不良作风，写一篇警醒文章。孙克骥领命后，写成《略论盲目性的山头主义》，用“易謇”的笔名，刊载在苏浙军区政治部《前线》杂志上。
这篇文章用尖锐的笔触，直指当时部队出现的一些错误的思想苗头，如“以英雄自居，脱离群众，将战争的胜利与工作成绩居为一己之功……”，“在这次战役前后，某些部队强拉民夫，擅自没收群众粮食，割禾喂马……所有一切在革命军队中前所未有的罪恶行为，都在某些部队中分别发现了。”
孙克骥在文章中提出，应该着重改造干部思想，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以整风的精神来彻底检查，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和不正确的思想办法。领导者要“眼睛向下”，倾听群众意见；下级干部、群众，纠正自由主义、唯唯诺诺和庸俗的逢迎拍马习气，掌握原则，对事不对人，大胆地正派地向领导者指出他的缺点。
书房墙上仍挂着孙克骥将军的戎装照片
资料链接
孙克骥（1917-2005年）：出生于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1937年入党，任中共闽浙赣特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苏浙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海军政治办公厅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广州军区公安军政治委员、总参警备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曾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束颖（1923-），江苏丹阳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一旅政治部文工团大队长，纵队教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公安局人事科科长，国家燃料部电业总局干部科科长，广东省监察厅党组成员、人事处处长，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第一副书记，厅局级，行政12级，198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