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国家领导人新年献词的视频中，细心的观众于镜头的推拉中发现，习近平主席身后的书架上有一套大部头的古籍《群书治要》。这部皇皇巨著，是唐太宗委托四位大臣，在对唐之前三千多年历史中数万卷著作辑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用于指导治国理政。有史学家评论说，《群书治要》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用人之要。“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必然众望所归，事业兴旺。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察人之识、用人之道，对于促进今天事业的发展必将大有裨益。

爱才之心是基础。凡在事业上有成就的政治家都十分重才、爱才、惜才。楚庄王访贤用叔敖，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都是脍炙人口的求贤佳话。《滕王阁序》中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句，这“陈蕃之榻”中，就蕴含了一个感人的爱才惜才的故事。徐孺子名叫徐稚，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高士贤人。东汉桓帝时期，陈蕃任豫章太守，到任后遍访贤能，当他听说徐孺子满腹经纶且品德高尚后，十分钦佩，亲自前去拜访，并诚恳地请他到郡府为官。而徐孺子志不在此，重在教书育人，便婉言谢绝了陈太守的好意。对此，陈蕃并不勉强，便常常派人送去衣物用度，还邀请徐孺子到郡府论学献计，秉烛长谈，并特意准备了一张卧榻，专供徐孺子使用。徐孺子一走，陈蕃就把卧榻悬挂起来，直到徐孺子再来，才又放下。后来陈蕃到朝廷当了尚书、太傅，又极力上书推荐徐孺子，对此徐孺子都坚辞不就。“陈蕃之榻”典故传颂千古。这不是一张普通的休憩之榻，而是一面高悬的求贤若渴、招贤纳士的镜子。当今时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其较量和竞争说到底是头脑的较量、人才的竞争。因此，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站在国家前途、民族复兴和事业发展的高度，以求贤若渴、视才若命的姿态，爱惜人才，择天下人才而用之。

识才之功是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讲的是识才之功。欲得人才者，必先有识才之功。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令百官上书言事。太宗阅览奏章时，发现中郎将常何所议二十余事，文笔通畅，透彻合宜，颇有见地。太宗非常诧异，便宣常何问个究竟。常何为人老实厚道，直言禀报太宗说，这奏章是家臣马周所拟。太宗即诏令马周觐见，其间四度遣使催促。待马周来后，太宗与之交谈甚欢，以为人才难得，即授予监察御史一职。从此，马周的抱负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才干得以酣畅发挥，成为唐朝名臣，累迁至中书令，并兼太子老师。“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人才不是没有，而是贵在发现。正因为唐太宗求贤若渴的胸怀和慧眼识人的胆识，让各类奇才为之所用，野无遗贤，官风清正，整个社会才呈现雍容大气的气象。与之相比，历史上用人考察不真、不深而导致战败国亡的故事也不胜枚举。战国时，赵王对赵括的能力就没有核实，让纸上谈兵的人指挥作战，导致40万赵军被坑杀。三国时，对马谡是否具备一线指挥打仗的能力，诸葛亮并没有过多地考察，导致错用一将，丢失街亭，直接影响抗魏兴蜀大业。当代社会生活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对各级各类人才的考察已形成了日益完备的规则和程序，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仍是重要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识才用人时指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这一论断包含着对许多历史教训的高度概括。识准人、察准人，由表及里的洞察力不可少，要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洞察本质，使劣才、假才原形毕露，让良才、真才脱颖而出，这才是为民谋利的识人观、察人观。

容才之量是胸怀。唐朝大中年间，杭州刺史一职出缺，宰相令狐绹向朝廷举荐李远。唐宣宗听说李远素有弈秋之好，曾写过“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诗句，认为李远是耽溺于楸枰之人，不可担当此任。令狐绹解释说，那不过是李远赋诗遣兴而已，未必实然。况且李远是个廉洁且明察事理之人，即便沉迷棋艺，劝诫他不可玩物丧志就是了。于是宣宗允奏，任用李远做了杭州刺史。李远到任后“早作夜止，尽心理之”，把杭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政声民意均佳。若不是令狐绹“不以辞害志”，据理力荐，李远也就被埋没了。有高山者必有深谷，人才也难免有缺点，不可能是完人。对待人才，要看大节，看大是大非，不能求全责备。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给干事的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指工作所必需的条件，即人们常说的硬件，更指人际关系的“软环境”。在这个“软环境”中，领导者的大度、宽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遇事小肚鸡肠，待人求全责备，百般挑剔，非但不能广纳贤才，就是原有的人才也会“孔雀东南飞”；善于用人之长，容人之短，谅人之过，就如“筑巢引凤”，必然广纳贤才、成就事业。

聚才之业是核心。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俩身为仆射，应当广开进贤的门路，然后根据他们的才干，授以相当的职位，这才是宰相该做的工作。近来听说你们听取案情，受理诉讼，忙都忙不过来，这怎么能帮助朕实现求贤的目的呢？”唐太宗对当朝宰相提出的要求，体现了他把识才用人摆在重要位置的胸怀和眼界。人才支撑发展，发展造就人才。没有骏马驰骋的疆场，千里马也难逃老死于槽枥之间的命运；无聚才之业，发现的人才也会流失。古往今来，但凡人才，大都渴望施展抱负，成就事业。三国纷争之际，刘表偏安一隅，视“卧龙”“凤雏”若无睹，最终被吞并；刘备欲兴复汉室，三顾茅庐得孔明，于是成就西蜀帝业。领导者爱惜人才、招纳人才，就应像墨子所说的那样，“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说白了，就是留住人才、任事放权。特别是任事放权这一条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才有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钱三强等散布于海外的著名科学家毅然排除重重阻挠回国，成为招贤纳才的旗帜，随即吸引赵忠尧、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一大批科学家纷纷请缨加盟，“士争凑燕”。仅几年时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就从建所时的十来人发展到数百人，组成了学科结构优化、年龄梯次配备、知识能力互补的中国核科学方阵，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两弹”，创造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急需的安全保障。

“闻鼙鼓而思良将。”我们正在进行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理应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施展才华提供宽广的舞台。而人才的成长不是自发的，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过重要指示，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只要我们真正具有爱才的感情、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度、聚才的方法，做好对人才的团结、引领、服务、培养工作，就一定能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打造与我们伟大事业相适应的“人才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