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监察制度
东汉监察制度
东汉的监察制度与西汉基本相同，就像一个母体内的两个胎儿一样，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就监察效果而言，以汉和帝末期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政治比较清明，监察机制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后期政治昏暗，监察体制被践踏，监察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中央有两大监察班子
东汉王朝的缔造者刘秀做了皇帝（光武帝）后，重建中央监察机构。秦朝及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更名为司空，彻底脱离了监察战线,成为专管水土及营建工程的官员。御史中丞正式成为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其官署也从皇宫里搬出，单独办公，办公的地点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或兰台寺。叫宪台是因为御史也称风宪官，风宪有观民风正吏治(此为御史的职责)的意思。兰台是汉代宫内收藏典籍的地方，御史中丞掌管兰台，所以御史台也称兰台寺。御史中丞下设侍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侍御史、绣衣御史和兰台令史等。其中侍御史为15人（与西汉时的人数相等），工作分为两大块:一是在上朝的时候监察百官;二是在祭祀中担任纠察官,看看谁有违礼的行为。
东汉王朝的缔造者刘秀做了皇帝（光武帝）后，重建中央监察机构。秦朝及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更名为司空，彻底脱离了监察战线,成为专管水土及营建工程的官员。御史中丞正式成为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其官署也从皇宫里搬出，单独办公，办公的地点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或兰台寺。叫宪台是因为御史也称风宪官，风宪有观民风正吏治(此为御史的职责)的意思。兰台是汉代宫内收藏典籍的地方，御史中丞掌管兰台，所以御史台也称兰台寺。御史中丞下设侍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侍御史、绣衣御史和兰台令史等。其中侍御史为15人（与西汉时的人数相等），工作分为两大块:一是在上朝的时候监察百官;二是在祭祀中担任纠察官,看看谁有违礼的行为。
东汉仍置司隶校尉，秩俸为二千石，直接听命于皇帝，主要任务是监察京师及其周围7个郡的文武百官。除了监察，司隶校尉还握有选举、奉诏捕杀罪犯等权力。司隶校尉下面有12个司隶从事，是他的主要部下。这些人的权力很大，从中央到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和选举等方面的事，他们都能插手。由于大司徒司直设置的时间很短，所以东汉中央的监察体系就是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两大班底。
监察官单独而坐
东汉监察官的地位很高。汉光武帝时特地下诏，让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与尚书令一道，在朝见的时候设专席单坐，当时京师里的人们称他们为“三独坐”。这不是简单的座位问题，而是政治地位的一个象征。他们三人单独而坐，但朝向呢？古书里没有说。天子是坐北朝南的。根据《礼记·曲礼下》的记载，“天子站在绣有斧纹屏风的前面，诸侯北向朝见天子，称为觐；天子站在正门当中，诸公东向，诸侯西向朝见天子，称为朝”。坐次朝向也是按这个规矩。第一种情况不用说，御史中丞等三人是面北而坐了。第二种情况是朝东还是朝西呢？应该是朝东，因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单独列坐就是表示身份尊贵，朝向自然也要体现这一点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没有板凳，是席地而坐。
督邮配合刺史工作
东汉在地方也实行刺史监察制度，共设十二个州，每州一名刺史，工作方式与西汉武帝时相同。刺史的部属主要有从事、假佐等。在郡这一级负责监察工作的是督邮，他们定期巡察各县，然后向郡守汇报工作。督邮要协助刺史工作。东汉初，有一个叫郅寿的担任冀州刺史，当时他的监察区内许多诸侯王胡作非为，没人能管得了。郅寿上任后，派自己的部属长期在诸侯国内逗留，并让督邮在诸侯王的王宫边上盖起简易房，住在里面，就近监视。督邮的优势在于是本地人，了解情况，而且还可以调用驿站的车马，随时以最快的速度把情况报告给刺史，再由刺史上报朝廷，就像现在省里的巡视组要配合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一样。这样坚持了3年，由于工作做得细，督邮配合得好，冀州一带再没有人敢惹事生非了。
监察官的职位是香饽饽
东汉后期，皇帝继位时大多是10岁出头的孩童（桓帝最大，才15岁；最小的殇帝只有百日），朝权被外戚和宦官所操纵，他们贪得无厌，党同伐异，把官场搅得乌烟瘴气，监察制度形同虚设，监察官的职位成为他们卖官鬻爵以及安插亲信的肥缺。有一个富人叫孟佗，想得个官做，就和大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往，送去很多财物。作为回报，他要求这个管家奴能在众人面前对他拜一下。一天，孟佗去张让家拜访。去了一看，张让家的门口围了几百辆车马，都是想当官的人去拍马屁的，根本进不去。那名管家奴就带了几个人出来迎接孟佗，当面对他一拜，并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那些求官的人见了，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都来拉拢他，争着送给他珍宝财物。孟佗从中拿出一部分向张让行贿，结果张让叫他做了凉州刺史。另一个大宦官侯览，让他的哥哥侯参当了益州刺史。侯参大肆勒索，聚敛了无数财富，据说他用300多辆车子装载金银珍宝，才装了财产的一部分。也有宦官担任监察官的，如灵帝时的宦官王寓就当上了司隶校尉。
东汉监察官的地位很高。汉光武帝时特地下诏，让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与尚书令一道，在朝见的时候设专席单坐，当时京师里的人们称他们为“三独坐”。这不是简单的座位问题，而是政治地位的一个象征。他们三人单独而坐，但朝向呢？古书里没有说。天子是坐北朝南的。根据《礼记·曲礼下》的记载，“天子站在绣有斧纹屏风的前面，诸侯北向朝见天子，称为觐；天子站在正门当中，诸公东向，诸侯西向朝见天子，称为朝”。坐次朝向也是按这个规矩。第一种情况不用说，御史中丞等三人是面北而坐了。第二种情况是朝东还是朝西呢？应该是朝东，因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单独列坐就是表示身份尊贵，朝向自然也要体现这一点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没有板凳，是席地而坐。
督邮配合刺史工作
东汉在地方也实行刺史监察制度，共设十二个州，每州一名刺史，工作方式与西汉武帝时相同。刺史的部属主要有从事、假佐等。在郡这一级负责监察工作的是督邮，他们定期巡察各县，然后向郡守汇报工作。督邮要协助刺史工作。东汉初，有一个叫郅寿的担任冀州刺史，当时他的监察区内许多诸侯王胡作非为，没人能管得了。郅寿上任后，派自己的部属长期在诸侯国内逗留，并让督邮在诸侯王的王宫边上盖起简易房，住在里面，就近监视。督邮的优势在于是本地人，了解情况，而且还可以调用驿站的车马，随时以最快的速度把情况报告给刺史，再由刺史上报朝廷，就像现在省里的巡视组要配合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一样。这样坚持了3年，由于工作做得细，督邮配合得好，冀州一带再没有人敢惹事生非了。
监察官的职位是香饽饽
东汉后期，皇帝继位时大多是10岁出头的孩童（桓帝最大，才15岁；最小的殇帝只有百日），朝权被外戚和宦官所操纵，他们贪得无厌，党同伐异，把官场搅得乌烟瘴气，监察制度形同虚设，监察官的职位成为他们卖官鬻爵以及安插亲信的肥缺。有一个富人叫孟佗，想得个官做，就和大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往，送去很多财物。作为回报，他要求这个管家奴能在众人面前对他拜一下。一天，孟佗去张让家拜访。去了一看，张让家的门口围了几百辆车马，都是想当官的人去拍马屁的，根本进不去。那名管家奴就带了几个人出来迎接孟佗，当面对他一拜，并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那些求官的人见了，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都来拉拢他，争着送给他珍宝财物。孟佗从中拿出一部分向张让行贿，结果张让叫他做了凉州刺史。另一个大宦官侯览，让他的哥哥侯参当了益州刺史。侯参大肆勒索，聚敛了无数财富，据说他用300多辆车子装载金银珍宝，才装了财产的一部分。也有宦官担任监察官的，如灵帝时的宦官王寓就当上了司隶校尉。
大家都装聋作哑
由于风气不正，监察官成了外戚和宦官打击异己的工具。汉和帝即位时年幼，只有10岁，由窦太后临朝，她的哥哥窦宪掌握了朝廷大权，为所欲为。和帝有个伯父叫刘畅，是都乡侯，为了和帝父亲章帝的丧事，进京吊孝，窦太后把他召进宫里密谈了几次，引起窦宪的嫉妒，窦宪怕太后重用刘畅，派刺客把他暗杀了。皇帝的伯父被刺，这还了得？窦太后急忙吩咐窦宪捉拿凶手。窦宪把罪名加在刘畅的兄弟刘刚身上，说他们兄弟不和，自相残杀。窦太后信以为真，就派御史和青州刺史去查办刘刚（刘刚的封地在青州）。有人不服气，说刘畅是在京师遇害的，刘刚远在青州，那些监察官不是在瞎忙活吗？后来在太尉的直接干预下，才查出真正的凶手，但谁也拿窦宪没办法。在他的淫威下，大多数监察官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做法，哪还敢真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更为糟糕的是，这竟形成了一种风气。和帝之后是殇帝，邓太后临朝。监察官遇事都装聋作哑，邓太后实在看不下去了，对司隶校尉和刺史下了一道口气极为不满的诏书，其中写道：“郡国为了博得丰收的美名，都在极力掩盖灾情，虚夸政绩，报喜不报忧。结果，奸恶的人得不到惩罚，贪婪之风盛行。对此，做刺史的垂头塞耳，不知道畏惧天命，不知道愧对百姓。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难想像邓太后下诏时气愤的心情，她把对监察官的失望毫不掩饰地发泄出来。
监察制度彻底瘫痪
最后说一说东汉末年刺史的变化。公元188年，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并由中央的九卿出任这一职务。九卿相当于现在国家部委的部长，也就是中央的部长派下去做地方的省委书记兼省长。州牧不仅掌管监察，还集各州行政、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地方的监察官演变为行政长官，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后来割据一方的军阀如董卓、刘表等人，都是在州牧的位子上起家的。东汉末期的统治者本想通过这种“改革”来强化对地方的管理，没想到州牧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离心力量。东汉的监察制度从上到下彻底地瘫痪了。
由于风气不正，监察官成了外戚和宦官打击异己的工具。汉和帝即位时年幼，只有10岁，由窦太后临朝，她的哥哥窦宪掌握了朝廷大权，为所欲为。和帝有个伯父叫刘畅，是都乡侯，为了和帝父亲章帝的丧事，进京吊孝，窦太后把他召进宫里密谈了几次，引起窦宪的嫉妒，窦宪怕太后重用刘畅，派刺客把他暗杀了。皇帝的伯父被刺，这还了得？窦太后急忙吩咐窦宪捉拿凶手。窦宪把罪名加在刘畅的兄弟刘刚身上，说他们兄弟不和，自相残杀。窦太后信以为真，就派御史和青州刺史去查办刘刚（刘刚的封地在青州）。有人不服气，说刘畅是在京师遇害的，刘刚远在青州，那些监察官不是在瞎忙活吗？后来在太尉的直接干预下，才查出真正的凶手，但谁也拿窦宪没办法。在他的淫威下，大多数监察官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做法，哪还敢真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更为糟糕的是，这竟形成了一种风气。和帝之后是殇帝，邓太后临朝。监察官遇事都装聋作哑，邓太后实在看不下去了，对司隶校尉和刺史下了一道口气极为不满的诏书，其中写道：“郡国为了博得丰收的美名，都在极力掩盖灾情，虚夸政绩，报喜不报忧。结果，奸恶的人得不到惩罚，贪婪之风盛行。对此，做刺史的垂头塞耳，不知道畏惧天命，不知道愧对百姓。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难想像邓太后下诏时气愤的心情，她把对监察官的失望毫不掩饰地发泄出来。
监察制度彻底瘫痪
最后说一说东汉末年刺史的变化。公元188年，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并由中央的九卿出任这一职务。九卿相当于现在国家部委的部长，也就是中央的部长派下去做地方的省委书记兼省长。州牧不仅掌管监察，还集各州行政、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地方的监察官演变为行政长官，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后来割据一方的军阀如董卓、刘表等人，都是在州牧的位子上起家的。东汉末期的统治者本想通过这种“改革”来强化对地方的管理，没想到州牧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离心力量。东汉的监察制度从上到下彻底地瘫痪了。
相同的政治体制，东汉前后期的监察效果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从表面上看是政治环境不同，实际上问题还是出在人（当然不是指普通人）的身上。法治的社会制度可以管人，人治的社会人可以破坏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属于后一种情况，所以人就成了决定性因素。汉光武帝重开汉家天下，是个有所为的人，而环顾东汉后期，几乎就找不出想干事又能够干事的像样君主，并且有的连正常人都不如。比如汉灵帝，是个心理变态的人。据史书记载，他的最大乐趣之一，是在后宫摆设许多店铺，让宫女们扮装成店主，争相叫卖自己的商品，灵帝本人穿上小商贩的衣服，在店铺间来回穿梭。指望这种人去澄清吏治、发挥监察官的作用，可能吗？ (作者：修晓波)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