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古代智者为官与做人的启示
“为政以德”——古代智者为官与做人的启示
古人云“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政坛风尚。因此，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用金子比喻人品官德，纯度越高，品位就越高。
我国古代不乏为官清廉而名垂青史者：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三汤巡抚汤斌，四知先生杨震。这些清官廉史，来也两袖清风，去也两袖清风，但却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无穷的思考。
没有高尚的人格做基础，为官从政就容易跌跤。譬如，为了追名逐利，不惜趋炎附势，请客送礼，四处钻营，抱大腿，找靠山，不要人格和尊严；为了功成名就，不择手段，尔虞我诈，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自我感觉也许不错，但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痛骂。可想而知，他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名与利”能够维持多久？而一旦事情败露，反倒会身败名裂，让人耻笑。
人人都说官好做，孰不知做官难做好。做官是一门大学问。“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做官的学问其实就是做人的学问。所以说做官与做人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做官”要先学会“做人”。“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做好官做好人看作是从政为官的美德。做人是一生一世的事，而做了“官”之后的做人问题更是一种考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有解民忧、恤民情，为民谋福，“官”位才保得住，“官”才能当得稳。
在中国古代府县衙门大堂前面的正道上，往往都竖有一块牌坊，南面刻有“公生明”三字，北面则刻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衙门是坐北朝南的，府县的官员坐在大堂之上，抬头就能看见这十六个大字，天天都在接受廉政儆戒。可见，做良民当廉官是历朝历代对人的一种要求，官清则令畅，然而中国历史五千年清官难当，善民难做，于是就演绎出一幕幕朝代更叠、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历史上历朝历代在统治之初无一不是把清廉行政作为当官为人的一条重要标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而历朝历代的倾覆无一不是由于官府腐败、官逼民反。
足以令中国人为之骄傲的贞观时代，身为皇帝的唐太宗向历史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皇帝仁慈爱民，大臣尽心尽职，二十三年的贞观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清楚地印在典史中。可是贞观的辉煌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贞观时期的大臣魏征、房玄龄等，他们直言进谏，忠心事主、颇有政声。而他们的不敛财不肥私的人品官德同样像圣贤的符号一样，成为贞观时代树起的一道为官典范。
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他的思想也应当是赤条条的，就如佛家所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本无物，何处染尘埃。然而，人是要变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打上社会的烙印。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如荷，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如布，施以什么颜色就附以什么颜色？说到底完全是个人的修养和品质所致。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谆谆告诫全党，我们许多同志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击倒，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足以说明伟人的睿智和远见。然而历史在许多时候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从五十年前的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中的陈希同、成克杰、李纪周，都自觉不自觉地重蹈覆辙，由人民的功臣变成了历史的罪人。不禁让人心生感叹：智者为官，以别人惨痛的教训警示自己；愚者为官，用自己沉重代价唤醒着别人。
最后用一副对联来结束此文：识时务保勤廉为官硬硬朗朗；顾大局守规矩做人堂堂正正。
来源：一元一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