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反贪,为何软硬都不灵

皇帝反贪,为何软硬都不灵  
宋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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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时代,皇帝对付贪官的手段不外乎硬软两种,一是严打恶治,二是软化。

　　说起恶治,就是开杀戒,施恶刑。杀头、腰斩,碰上手脚利索的刀斧手,痛苦一瞬间,也就过去了。但杀人的目的,不只是夺去被杀者的生命,更主要的是以死之恐怖和苦难警戒后人,起威慑作用,要以死来吓唬后人。于是,围绕如何折磨人的身体,我们的先人设计出了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办法。鲁迅说:“医术和虐刑,是都有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术上的人体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中国古代刑罚的残酷性和花样翻新,它所反映出的那种蔑视人的价值、权利乃至生命的恶劣价值观,暴露出了中国文化中劣质的、糟粕的一面。

　　要说对付贪官的办法,明朝的名堂最多、最毒,朱元璋的狠劲儿谁也比不了。比如有“刷洗”和“抽肠”之刑,叫人毛骨悚然。前者是将犯人全身赤裸地绑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往犯人身上浇。顿时,犯人被开水烫得皮开肉绽。接着,行刑的刽子手,手持铁刷,在犯人烫烂的身体上用力刷去皮肉,直至露出白骨而死。后者则是将犯人衣服剥去,高吊在特制的架子上,刽子手用铁钩从肛门处伸进犯人体内,将其肠子钩出,再将肠子的一端系在石头上,旋即松手,此时“尸起肠出”,犯人便被活活地刳肠而死。最“著名”的就是剥皮揎草。据考,这条恶刑如何操治,一直说不清。“揎”字大概是这位和尚皇帝的凤阳家乡话,现在所说鞋匠所用“揎头”,也是填实意思。但活生生地剥皮,取出骨肉揎以干草,倘若把人皮一块一块剥下,不成整体,草如何能揎进去,不成人形,就难以起到示儆作用。后来有人考据出,方法是只在头顶剜一小口,把皮剥开,灌以水银。水银的比重大,俗语说,“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它的重量往下压,把皮和肉脱离,于是能剥成整张人皮。内塞上稻草,立于衙门边上,进行警示。这种野蛮手段,虽然对象是贪官污吏,但只有黑暗的时代,只有阴暗的变态心理才能想得出、干得出。

　　但就是这样,照样挡不住官员们的贪欲,明王朝最终还是因官场贪污而灭亡。后来的张献忠,也用这种剥皮的毒刑来对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以鲁迅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

　　恶刑治不了贪官,还连及多少无辜。酷刑之下,安有不招。世间有多少人能像“江姐”,竹签贯指不动摇。京剧《玉堂春》中重审苏三时,刘潘两位大人说,你不该招供呀!苏三道:“无情的拶子,我难受刑。”所以,明代一个案子动辄就是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牵进去,死的大多都是冤魂。

 　　上面是硬的一手,还有软的一手,就是教化。朱皇帝出身贫寒,讨过饭放过牛,当过和尚游四方,对人情世故的了解,比起书生来说,要透彻深刻得多,也能说到点子上。登基执掌天下以后,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说得多好。

　　请听朱元璋给部下上的一堂课:“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他命户部算出各级文武官员收入细表,折算成稻米数,又写明每亩地的产量和付出多少劳动力,汇编成一书,名为《醒贪简要录》。让官员们明白,自己领的薪俸来得多么不容易,唤醒良知,不要贪污。

　　雍正也是做“软工”的一把好手,他对大臣说:“为人只要清晨出门抬头望天,至晚归寝时以手扪心,自得为人之道矣。”这席话出自一个封建帝王之口,真令人难以相信,那简直就是一个教父,一位哲学大师的语言了。

　　但是,即便恶刑惨如荼、毒如虎；教诲如春风,娓娓动听,腐败还是斩不尽,杀不绝,成了封建王朝身上挥之不去、形影相伴的沉疴。弄得那位杀麻手、磨破嘴皮子的朱皇帝直挠头皮:“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自己“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皇帝当然不明白,靠皇帝而非制度来反腐败,只能是这样的结果。（作者系 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

 

来源： 新华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