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新四军廉政建设实践浅析

苏南新四军廉政建设实践浅析
孙志军  杨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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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苏南敌后抗战的新四军不仅在与日伪顽进行的艰苦卓绝、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而且在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新四军赢得了根据地群众广泛赞誉和衷心的拥护，也留给我们今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一、铁的制度和纪律，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保证。
     新四军在严肃军纪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制度建设和纪律规定，执行铁的纪律，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新四军在坚决执行红军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又结合抗战实际，制定出新的“三大纪律”和“十项注意”，三大纪律是：服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十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稻草，房子扫干净，进出要宣传，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偿，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各部队用连环画、宣传画和说唱等形式，不断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并派出检查组主动征求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清理意见，清理旧案，发现有违公约和纪律的，立即进行道歉和赔偿。1938年6月，陈毅率领一支队挺进苏南敌后，与副司令傅秋涛、政治部主任刘炎联名签署发布陆军新编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称“…一切服从抗日抗敌即所以保卫地方必须严整部队纪律，不侵犯抗日人民一针一线，一切武装均应统一指挥、统一纪律，一切给养应首先取给于没收汉奸财产截击日寇辎重，其次动用公款，再次须由人民自愿捐助，一切勒派捐税概所不许…”⑴以严明新四军铁的纪律。新四军初到茅山，老百姓由于不认识、不了解这是党领导的队伍，不敢开门接待，害怕部队骚扰，新四军宁愿冒雨露宿街头百姓屋檐之下或密林山洞，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对老百姓秋毫不犯，最终新四军这个“仁义之师”被苏南老百姓所接受、所欢迎。再如为惩治和防范贪污浪费，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为规范公务人员权力运行，确定了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和奖惩标准等等。执行铁的纪律还体现在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上。苏南新四军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和据此确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与任务。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三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分析华中敌后的形势，重点讨论了发展华中的战略突击方向问题。确定皖南、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在日伪顽夹击形势严峻之时，陈毅、粟裕果断执行中央正确决策，于1940年夏率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成功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发展、坚持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苏南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前途可想而知，将来的发展也岂不成为一句空话，由此可见，严格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是党员干部最大的纪律。再如对敌伪工作，特别是由于派遣、情报、策反、秘密交通等工作的特殊性，要求敌工干部必须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敌工工作的对象是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工作地区主要是敌占区，接触的人形形色色，或是穷凶极恶的日伪，或是反动黑暗的社会阶层，或是声色犬马、寡廉鲜耻、吃喝嫖赌的人物，三教九流，各式齐全，所经历的现象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为此，对敌工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毅在敌工会议上要求敌工干部的个人品质必须具备以下四条：一要忠实坚定，要党性强，要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真正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能够在最复杂的环境中不改变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本质；二要勇敢，不怕牺牲，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万一不行暴露了面目，就要有为党为民族牺牲的决心；三要机警，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要灵活利用敌人的矛盾，要善于化敌为友，用各种条件来掩护自己、掩护工作；四要吃苦耐劳，要有远见，有远大的目标，不求近功，不求速效。要有高度的革命忍耐性，忍得住目前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和艰苦。⑵
 新四军正是通过严格的制度和严肃的纪律，减少了贪污腐败现象，保持了廉洁亲民的良好作风。因此，我们今天一定要充分认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做执行制度的表率，不断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二、严格执行民主监督制度，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基础。
    1938年初夏，陈毅率领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敌后，除了依靠胜利的战斗、执行模范的纪律外，更是开创性地开展统战工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吸收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去。陈毅非常善于做地方民主人士、开明地主、士绅的统战工作，在成功做好民族资本家纪振刚、地方实力派樊玉琳等人的统战工作之后，于1938年7月7日，陈毅与樊玉琳联名发起在宝堰镇怡和洋行五十一大院内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协商筹建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1938年8月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在当涂和宣城先后成立抗战动员委员会。在这些半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中，注重吸收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加入，一方面主动接受社会民主人士对中共党和新四军的民主监督，调动社会上一切愿意支持抗战力量的积极性，换来社会士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地方实力派对新四军抗战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扩大新四军在苏南敌后的影响。
    1940年3-5月，根据党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苏南抗日根据地在苏皖区党委的领导下，首先将原有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总会和抗战动员委员会改为控制政权的领导机关，代行县抗日民主政府职能。谭震林到达苏南东路后，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民主政权建设。8月，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经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正式成立。随后的半年时间内东路苏州、无锡等地区先后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代理政权，地方民主人士、开明地主、士绅等在政府任职人数占有一定比例，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此时的抗日自卫会已经健全了内部机构（内设秘书、民政、经济、教育、公益、军事等科），颁布了各项法规，开始独立行使政权职能。
    1942年，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成立参议会。10月，苏南行政专署召开苏南人民代表会议，共计有422人到会。会议向各界人士耐心解释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同时宣布地主商人的人权地位。在此前后的3个月中，句容、茅东、丹阳、金坛等县共召开17次县、区参议会，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共商根据地建设大计。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中央贯彻的“三三制”政策，吸收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真正实现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执掌政权。所谓“三三制”政策，其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形式就是采取“三三制”的组织结构，在抗日民主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样既能够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又能够容纳各抗日阶级、阶层，团结大多数，使之成为“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⑶
    抗日根据地实现“三三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参政会。参政会有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力，它可以颁布施政纲领和各种法令条例，选举县长等行政首脑，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建议。通过实行三三制，成功地团结了一批拥护抗日、民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士绅的代表，包括国民党员到政权机关工作，有的还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苏南敌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尊重参议会的民主监督和意见，政府的各县重要措施均经参政会讨论后实施，倾听群众的呼声，接收人民的批判和建议。⑷
    新四军非常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和加强党内监督，依托制度监督、党内监督、各地区、县参议会的监督、开明士绅监督、群众监督的力量，对队伍中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从而树立了党和新四军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当前，我们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是反腐败的重要任务，一刻也不能放松。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广泛的民主监督，不断加大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三、狠抓党员、干部的教育和整风，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方法。
     新四军从组建之日起，就把教育看做是革命的基础，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灵魂。
    在1938年5月至1940年上半年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新四军和中共苏南地方党组织鉴于各游击区开辟伊始，大量吸收人才，特别重视抓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利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对干部进行诸如形势与任务、党的方针政策、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和艰苦奋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以及保持革命气节等方面的教育。各级领导机关不仅抓紧日常在职教育，而且还积极举办多层次的训练班，每期10天-15天，吸收镇江、句容、丹阳、金坛4县100多名爱国青年参加了学习。更是不间断的把有影响的高级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输送至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使之成长为革命的重要领导干部。根据斗争形势的的需要，苏南各级党和政府坚持将干部教育放在根据地教育工作的首位来抓。各地开展干部教育的组织形式：一是认真组织干部学习文件，举行报告会和小组谈论，有计划地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经常教育。二是举办各种干部培训班，积极构建输送干部的重要渠道。苏南区党委在1940年8月至12月，举办了3期党训班，对县、区、支部3级干部全面进行了一次集训。1941年苏南区党委又在溧阳戴巷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青年训练班，主要对长滆、太滆民运工作队以及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和从宜兴、溧阳白区来的青年学生进行轮训，为两溧地区培养了一批急需又得力的干部。1941年，还开办区委书记、区长训练班，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党的斗争策略教育。通过这些培训班的学习，受训人员阶级觉悟和策略思想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⑸
苏南地区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战斗频繁，地方和部队的党组织长期处在单独分散的环境中领导斗争，对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意识，未能及时进行教育和纠正，因此，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工作简单化，执行政策不严格。工作作风不扎实等问题，在各级党组织中时有发生，反映在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上，就形成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强迫命令、自由主义等现象，消弱了党的战斗力。
    1942年5月至1945年，苏南新四军开展了历时四年的整风和教育学习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整风的准备时期。1942年5月，中共华中局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要求各战略区全体干部认真阅读党中央所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1943年6月华中局召开整风学习会议，规定整风、审干为华中全党全军1943年和1944年两年的中心任务。但是苏南地区，由于日伪顽频繁的扫荡、清乡、清剿，环境十分紧张，因此未能普遍地开展整风运动。苏南党组织领导机关内部，组织部分干部进行初步的整风学习和讨论。
     第二阶段，是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1943年8、9月，华中局就苏南党组织的整风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把整风工作作为今明两年的中心战斗任务。1943年底，苏皖区党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结合本地区游击斗争的环境，按部门、分先后、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部队先整营级以上干部及独立部队，地方先整县级以上干部。采用分级学习制、轮训制、干部整风会议等多种形式，县以上机关都建立了整风学习小组，并组成中心小组（即学委会）。
    大多数干部实行在职学习，阅读文件、辅以小组讨论；对文化低的干部，由领导人上课辅导。区党委同时举办党校，按整风的要求轮训县级干部。第一期由区党委组织部长李坚真主持，同年9月开学。其中武南县集中县、区两级干部34人，编成7个班进行整风，共写出学习笔记53篇。在整风运动中善于抓紧整风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开展思想论战。能够抓紧某一部门不安心工作的贪污腐化严重的个别干部思想典型，进行思想论战教育大家，使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主动说出来，反省不安心工作的现象，粗枝大叶的作风、个人的享乐主义、闹无原则的纠纷、非组织意识和违心批评等干部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错误做法得到很好的纠正。⑹
    第三阶段，整风运动在各地全面开展和深入进行。1945年7月26日，苏浙军区钟期光撰写的整风教材《改造我们的学习》在苏浙军区《前线杂志发表》，详细地列举目前新四军军队干部中存在的旧环境和旧作风，列举出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宗派主义与自由主义倾向、个人英雄主义、享乐主义等方面的普遍作风。分析了旧作风存在的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明确党员干部要学习实践的新作风——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二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应该巩固地确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只有人民群众先得到利益之后，才能有个人利益，军队应遵守群众纪律，应该虚心地征求和倾听群众的意见，相信群众的力量。在领导上，应发扬民主作风，集中群众的意见，再坚持到群众中去。独断专行，个人包办，只靠命令，不要说服，只要集中，取消民主的作风千万要不得。三是自我批评的作风，只有认真地自我批评，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转变自己的错误；讳疾忌医，只有使水腐户蠹，错误加重，甚至不可收拾，脱离革命。苏皖区党委为整风专门出版了《整风半月刊》杂志。到1944年底，苏皖区县以上机关的整风运动基本上告一段落。⑺
另外，日伪抢占和控制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培植汉奸文痞，出版汉奸报刊书籍，企图通过扩大宣传奴化思想，推行奴化教育来进行文化渗透。为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动员群众投入抗日，发展敌后的文化教育事业，苏南抗日根据地和部队先后编印了大批的报刊、图书、文件和对敌宣传品。先后有《火线报》、《战斗报》、《江南》、《农民报》、《大众报》、《东进报》、《前进报》、《苏南报》等100余种报刊杂志。建立党的宣传教育阵地同日伪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使广大将士从政治上增强了党性，提高了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从思想上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从作风上扫除了歪风邪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新四军屡克强敌、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证和力量源泉，也为我们当前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作风建设提供了借鉴。因此，我们要通过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不断增强公仆意识和法纪观念，正确看待和行使权力，增强反腐倡廉的实际效果。
     四、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质。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新四军老前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严以律己、公私分明、淡泊名利的崇高风范。
    1940年4月，谭震林奉军部命令前往苏南东路领导抗战。在东进行军路上，谭司令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由于是一个临时的伙食单位，推选一位同志买米买菜买油盐，伙食费每人每天一角二分。谭司令规定不许超过，只许稍有节余，并由白书章负责生活管理。他有时帮其算帐，晚上一边洗脚，一边心算，往往在白书章笔算之前早就算出结果。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景仰。伙食标准那么低，可他却跟大家同吃一锅饭，同吃一样菜，不允许后勤为他搞特殊。从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到溧阳县水西村，行程约有200多公里，走了18天。每到一个村子，在出发前、宿营后或行进途中，只要有机会，谭司令就向群众了解情况，进行敌情、我情调查研究，天天如此，很少休息。这为他以后正确领导苏南抗战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也使大家不知不觉在谭司令言行中受到熏陶和教育。
    镇江市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宝贵的革命文物——一面刻着“廉直可钦”四个大字的铜盾。这是扬中县三跃镇人民1940年赠给他们的县长李培根的礼物。李培根清正廉洁、执法如山的事，曾在当地群众中广为传颂。
    1938年，时年16岁的张茜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在血与火的战地生活中，张茜与陈毅由相识、相知到相爱。1940年2月，他们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地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婚。他们结婚时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有几位领导同志凑在一起喝了一点酒，加了两个菜，因而下级大多不知道。1949年，陈毅当选为上海市市长，他勤勉工作，廉洁奉公。张茜理解他，也处处严以律己，被陈毅称为“贤内助”。当时，张茜在离寓所很远的郊区俄文专科学校学习工作。加上正怀着临产的女儿珊珊，上下班乘电车汽车辗转几次，风里来雨里去，倍尝辛苦，但她坚持不坐陈毅的专车上下班。“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后，毛泽东和陈毅谈到“伸手岂止高饶”的问题，陈毅归来又与张茜议论良久，感慨写下七古《手莫伸》的名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张茜为与陈毅互勉，欣然命笔写下座右铭：“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陈毅和张茜的日常生活中事迹片段，充分展示了他们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当促使我们后人“以伟人之操处事，以常人之心律己”。
粟裕是廉政的楷模。上世纪50年代实行供给制，他吃的伙食费由公家报销，他怕超支多报销占公家便宜，一再关照部下，报销前一定要经他审查，否则不能拿去报销。粟裕功劳这么大，但从不居功自傲，不以此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这要那，而是严格要求自己。他从未用公款请过一次客，送过一次礼，就连志愿军回国，有的部队首长到北京，为了迎接他们凯旋归来，他还是自己掏钱请客。下去视察工作，都要督促部下替他交粮票和伙食费。夫人楚青同志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时，离家比较远，他从不叫驾驶员用公车送夫人上下班。他还时常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要从政治上、工作上关心我，不要从生活上过多地照顾我，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然称得上什么共产党人？在粟裕看来，多花公家一分钱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他的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自己是这样，对家属、对子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要求的。粟裕事事、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堪称全国人民的楷模。在党中央号召反腐倡廉的今天，我们党正需要像粟裕这样千千万万的廉政者，有了他们的模范作用，加上我们党的工作，纠正腐败之风就不难了。
    山东军区第二政委何志远将军为开国少将。1931年入伍，1930年入党。革命生涯几十年来，何志远同志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1963年军区曾发出通报，号召全区部队向何志远同志学习。全国报刊宣扬了他的事迹，在军区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他不骄不躁，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廉洁奉公，不利用职权谋私利，严格教育家属子女，不脱离群众，仍以忘我的精神，为我工作，做出了许多新的廉洁事迹，被群众称为“永不褪色的老红军”。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展出有他和夫人在1941年结婚时添置的唯一嫁妆——在敌占区买的印花床单一条。⑻
     新四军各级将领廉洁自律事迹，不胜枚举，以上几例可见一斑。他们始终坚持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廉洁自律的作风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营造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服从整体和团结友爱的良好风气。廉洁从政、克己奉公，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质。当前，我们要把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方面，努力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信念不动摇、道德不滑坡、权力不滥用、监督不怠慢、亲属不纵容、交友不轻率，以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带领群众同甘共苦、共促发展。
     五、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是获得群众真心爱戴和拥护的根本原因。
     报国为民是新四军的立军之本，也是新四军获得群众真心爱戴和拥护的根本原因。新四军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博大情怀，同仇敌忾、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拼死杀敌、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壮丽史诗。
    罗炳辉将军视根据地的人民为父母，睦如兄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为百姓解决困难。定远县藕塘，是罗炳辉将军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内成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的中心所在地。1939年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桂系李品仙部进犯我西路根据地，大多都把矛头直指藕塘。新四军曾住过的老百姓的房子，日伪顽知道后大多被放火烧毁了，还糟蹋老百姓。罗司令不依了，打跑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军后，挨家挨户慰问老百姓，还宣布赔偿房东的损失，每间房子赔偿70元，帮助百姓重建家园。年关将近，召开群众大会说：老乡们吃苦啦，新四军是你们的子弟兵，子弟嘛，理当给父老乡亲拜年，不论大人小孩，一个人头一斤肉，市面上一斤猪肉8块钱，图个吉利，每人发10块钱”。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日子苦哇！1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呢！过年时家家都吃上猪肉，人人感谢新四军，各个都说罗司令好！
     罗师长率新四军在来安县带兵打仗几年，打仗的闲余，还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还经常帮助老百姓挑农家肥料。由于日军和国民党封锁，根据地内医药奇缺，老百姓生了病都可以到师部医疗所去看病，很多老百姓用过罗司令送的云南白药。
    罗炳辉将军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工作抓的很紧，他不能容忍有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存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称罗炳辉司令为“罗青天”。⑼
     当年与陈司令朝夕相处的宝堰人民心中，陈司令的形象是怎么也忘不掉的。一位农民老大爷怎么也忘不掉：那天，他挑着担子在两边是水田的土埂上走，陈司令正迎面走来。田埂狭窄得只能一人通过，陈司令毫不犹疑地脱下布草鞋，抢先跳下水田，笑眯眯地挥挥手，叫他从埂上过去。事后，老农逢人便由衷地赞叹：“自古以来，都是咱百姓给当官的让路，没见过带兵的司令员给挑担的百姓让路哩！”前隍村的几位老人怎么也忘不掉：1938年9月10日清晨，部队难得改善伙食，正在吃干菜烧肉，突然枪声四起，2000多日军分五路来包围。陈司令下达战斗命令时，特别强调饭可以不吃，首先要把睡觉的门板还给乡亲们。等部队拉到华山去打击敌人后，乡亲们看着战士们丢下的难得吃上的干菜烧肉，都流下了热泪。人们怎么也忘不掉：1938年11月，陈司令仆仆风尘，三访大港赵阿婆，调查了解群众对新四军的反映和意见，并及时对部队作了工作，促使军民关系更加情同鱼水，日臻亲密。天上的星星能数清，陈司令的平凡而感人的故事却是数不清的。陈司令博大的胸怀、辉煌的业绩将永载史册；陈司令的形象犹如一座高大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宝堰人民心中。是呀，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939年初夏的一天，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到溧水大李巷检查工作。当晚，在团干部和地方干部联席会上，陈毅听取了团长张道镛和县委书记曹明梁的情况汇报后，得知社会上有“三多”，即土匪多、“司令”多、赌博多时拍案而起：“共产党、新四军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有‘三多’，就没有老百姓的安宁，要大刀阔斧地为民除害，你们把罪大恶极的土匪霸头抓起来办了！”会议当场决定先铲掉土匪头目陈跃、祁大山和一个外号叫“没药医”的家伙。两窝土匪白天公开到老百姓家敲诈勒索，晚上抢劫民财，还暗中点火烧民房，搅得人心惶惶。第二天晚上，新四军突然袭击，抓住了陈跃和祁大山，“没药医”这家伙没有固定住地，闻风逃跑了。翌日下午，在大李巷西南的老鼠山召开群众大会，公审陈跃、祁大山。县委书记曹明梁历数陈跃、祁大山的罪行后，宣布立即将两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枪响过后，会场群情激奋。这时，陈毅站起来频频向大家拱手说：“乡亲们，今天我们把两个土匪头子毙了，你们不要怕，有新四军给你们撑腰。什么土匪呀，‘司令’呀，谁危害老百姓，就要惩办谁！”接着，陈毅还深入浅出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日的道理。他那铿锵有力、形象生动的讲话，博得会场阵阵掌声。这下好了，大家心里都踏实，晚上可睡安稳觉了。
……正是这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结下了鱼水深情，也使新四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得到了发展壮大。在新的时期，我们各级党员干部更要增强宗旨观念，改进工作作风，认真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信任，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发展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希望，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共享。
     六、惩治党内最危险的腐败分子——叛徒
     由于抗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再加上日伪顽等对新四军及抗日根据的疯狂进攻和封锁，使得党内一些干部特别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中，经受不住恶劣环境的考验，沦为可耻的革命叛徒，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和重大损失。这也成为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最大的腐败和危险。抗战时期党内出现的革命叛徒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被动叛变投敌的革命叛徒。一般是指被敌人逮捕后叛变投敌的人。这类人革命意志不够坚决，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而叛变投敌，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危害革命。在过去长期艰苦卓绝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地下工作者，被敌人逮捕是难免的。不是革命意志特别坚强，不是钢筋铁骨的汉子，经不住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烙，经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过不了亲人生死关。敌人把他的父母妻儿和兄弟姐妹抓过来，逼你上梁山。第二类是主动叛变投敌的革命叛徒。或者说比较主动叛变投敌的人。这些人面对强大的敌人，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途，感到胜利无望而投降敌人。或者面对强敌的威胁和包围，不能与敌人以死相拼而投降敌人。或者经不住威胁利诱，为了贪图财富享受而投降敌人。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调转枪口，对准过去一起革命的同志和人民，对革命的危害性很大。在抗日革命战争中，把投降日本鬼子的叛徒也称为汉奸。
    挺进纵队第2支队副司令王子清1939年4月在扬州三茅镇被图谋叛变的参谋长倪健杀害；以“奇门演命”之术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的管有为由于汉奸告密被日军逮捕杀害等等，苏南抗日根据地牺牲的英烈中有相当一部分党的好儿女均为叛徒或汉奸告密而被捕牺牲的。所以对革命叛徒和汉奸的工作，从新四军军部到各支队，乃至皖南事变后的师、旅、团都成立了执法队和锄奸科或锄奸股，千方百计除掉危害极大的叛徒、汉奸和特务。执法队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负责看守、押解、处决犯人；二是担任纠察，检查来往军人的军容风纪；三是执行侦察任务。⑽
    锄奸科或锄奸股的任务一是保卫部队，二是搞地方锄奸。各团各县组织精干的武工队等锄奸队伍，深入敌区、游击区，打击敌特、汉奸、叛徒以保卫人民。如叛变革命的镇丹县县长包建华、原镇句办事处主任巫孔玺，这两个人均是本地人，叛变后到镇江，搞反动武装，搞破坏，威迫部分保长和干部如李奉林、李瑞芝叛变投敌，破坏性很大，当时镇丹中心县委团结全党、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包、巫叛徒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较量，把包、巫的反动气焰打了下去。1942年由彭炎、孙晓梅、赵安愚等组织长江工委的锄奸队把杀害我党干部陈安义的叛徒凶手任小洪、聂行、赵成章秘密镇压；接着先后镇压了一批危害国家人民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的汉奸走狗——伪乡长、丹阳特工站特务俞柏春、伪8团的副官马初光、伪黄墟乡乡长殷兆洪，给敌人以很大的震慑；同年阴历十月铁道工委负责侦查、配合茅山地委一举消灭了土匪刘洪奎部。⑾
    反特锄奸的斗争收效很大，不仅大长了我们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并且使敌人耳目失灵，变成盲人骑瞎马，处处扑空。并且有效地纯洁了革命队伍，大大减少因为叛徒出卖而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更多的叛变分子最终都没有逃脱人民正义的惩罚。
    社会发展到今天，战争年代的叛徒虽然没有了，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依然存在。我们应像抗战时期对待叛徒一样对待当今的腐败分子，坚决打击和铲除，绝不心慈手软，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深化反腐倡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给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
    结束语
     苏南新四军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实践,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具有长远的价值、永恒的魅力、普遍的意义。不论历史怎样发展,社会怎样变革,物质条件怎样与过去不同,国家怎样开放,任务怎样不同,新四军廉政思想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强大的动力。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弘扬新四军廉政思想。一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从物质上讲,就是要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要坚持勤俭办事,厉行节约,保持艰苦朴素,不贪图享受,不铺张浪费,不追求排场,不大手大脚。从精神上讲,就是要有知难而进、苦学苦钻的精神;要有不怕困难,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勇于攀登的精神;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切实做到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二是要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铁军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以人为本,改革开放的理念,增强自强不息、自主创新的意识,确立崇尚科学,诚信守法的品德,为又好又快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三是要把强烈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实际行动。我们目前深入研究新四军廉政建设实践，挖掘新四军廉政要素，目的就是使之与时俱进，以满足时代的需要，更好地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拒腐蚀，永不沾，使之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作者单位：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参考文献：
⑴《丹徒革命史料选》第二辑第一页，1986.10；
⑵《铁军精神研究》—《从新四军敌军工作看铁军精神》——夏继承，2007年6月。
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巩固抗日民主阵地（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5月。
⑷⑸《新四军与苏南抗日根据地》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⑹江渭清：《直属队8个星期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1944年5月7日。
⑺《苏南抗日斗争史稿》中共镇江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⑻《何志远》中共湖南浏阳市委党史办编，2002年11月。
⑼《铁流》719-720页，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2007年5月。
⑽《铁流》171页，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2007年5月。
⑾《丹徒革命史料选》第四、五合辑，中共丹徒县委党史办编，198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