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廉政指向与苏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
新四军廉政指向与苏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
史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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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抗日根据地在党和党所领导的新四军苦心经营下，以廉政建设为指向，经历了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发展政权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廉政指向的结果，一是用自己前所未有的廉政形象引领了新政权的建立，二是用形色多样的廉政宣传赢得了新政权的巩固，三是用卓有成效的廉政实践促进了新政权的发展，最终使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而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廉政建设，有效地保证了刘少奇、陈毅及黄克诚在这里直接领导着抗日斗争，直接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新四军廉政形象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树立同历朝历代统治者、特别是近代统治者迥然不同的廉政形象联系在一起的。
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封建王朝权威的式微，苏北城乡社会逐渐摆脱王朝权威的控制和影响而为所谓“强人”甚至军阀所把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苏北虽靠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由于交通不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整个地区仍然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乡村社会组成。在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初期，乡村权力仍为一些乡村“精英”所把持，而这些所谓“乡村精英”是无所谓“廉政”可言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府收捐、抓丁同时为自己谋私利。旧“乡村精英”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绅士阶层。比如滨海的庞友兰等人。他们大多数是前清举人、秀才或在私塾中受过旧式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苏北城乡民众与文字有关的事务主要由他们来张罗，如订立契约书、撰写各种节日对联、主持婚丧仪式以及对一些礼节的诠释等，因此在当地有较高的威望，受到民众的尊重。第二，苏北城乡的强人。他们原本身份是农民，或失去土地，或与官府、地主豪绅结仇，由此在海滨湖畔聚啸，随着势力的强大逐渐控制了部分地区。他们有的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在抗击官府的苟捐杂税和外来势力方面得到当地民众的依赖和拥护，逐渐成为号令一方的强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还未开辟苏北根据地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首领投靠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做了地方民团的大小头目，和国民党地方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第三，各类会道门和其他秘密会社的头目。这些头目被称之为“大爷”，其成分十分复杂，有的是缙绅，有的是团首。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会社里有号召力，而且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苏北地区自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沿江、大运河和陇海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而其中的广大地区则被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所占据。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在他执政的地区，贪腐现象已病入膏肓。他所领属的军队中山头林立，各自为政。韩德勤是江苏泗阳人，于是泗阳就沾了他的光，俗话说“会说泗阳话就把皮包挂。”另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是涟水佃湖人，他以权谋私的本领与韩相比毫不逊色。他做官后不仅当地顾家人当了官，远离佃湖百余里的小顾堆人也因姓顾沾光纷纷当官，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四军在开辟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时，就面临着这些根深蒂固的旧地方权威的挑战。
新四军要在苏北立足和发展，如何建立一个党所领导的崭新的为民服务而又廉洁的政权？如何使民众在新旧对比中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如何使广大抗日民众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刮目相看”后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一方面，新四军给了广大民众看得见的实惠，如实行免除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在苏北实行较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使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新四军着重用自身的廉政形象在整个苏北民众心目中树起了一座廉政的丰碑。
1940年黄桥决战胜利后，苏北韩德勤的军队虽然被赶到兴化水网地区，但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和土匪到处横行，加之连年水旱灾荒，苏北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以进行有效的抗日活动。特别是阜宁（今滨海县）沿海一带于1939年受到一次海啸袭击，海堤被冲垮，海水倒灌，几十里区域内，人民群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和爱国绅士的呼吁下，韩德勤勉强同意拨一点经费修海堤。但在一年工期内，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偷工减料，使所修海堤成了愚弄人民群众的摆设。8月11日海潮一来，新修好的海堤又被冲垮了，人民的生活更加凄惨。1941年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及广大指战员看到人民群众这种惨状，无不表示同情。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黄克诚决定以苏北党政军委员会的名义修筑海堤，专门成立了以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以盐税作抵押，发行了修堤公债，以工代赈进行全面动员，开展了大规模的筑堤工程。当时从部队到地方的粮食都非常困难，为保障修堤的进行，新四军一方面紧急调运一批粮食救济灾民，另一方面从非常紧缺的军粮中调剂一部分作为民工的口粮。海堤开工以后，黄克诚还亲自带部队到海堤上筑堤，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军民共同奋战下，终于赶在汛期到来之前，于7月底将全长90华里的海堤修筑完工。新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即遭海啸袭击，水位比1939年还高出6寸，但大堤巍然屹立，保障了沿海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这道新堤，在苏北民众心目中树起了新四军廉政的丰碑，人民群众在鄙薄韩德勤贪腐的同时，称呼新堤为“宋公堤”，将之与宋代范仲淹主持修筑的“范公堤”并提，到处传颂：“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开明士绅杨芷江等到处讲共产党的好话，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持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进一步孤立了以韩德勤为首的苏北国民党顽固派。1942年7月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年头，新四军所需物资，均要自筹，黄克诚在旧黄河堤实地调查后，又决定由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阜宁县政府拨款4万元，社会集资6万元，在钱码头一带修筑一条5万立方米体积的堆堤，又使旧黄河沿岸人民免遭洪水之苦，而新四军将士此时一面抗战，一面勒紧了裤带，自己搞大生产解决吃饭穿衣的困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新四军的军需补给。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陆续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可以征粮收税，兴办经济、文化等各种事业。此时，新四军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反腐倡廉，树立新四军廉政形象就更加重要了。为此，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刘少奇说：“我们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吃饭，为出风头，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毫无意义。”1941年12月5日，《淮海报》发表了题为《反对贪污腐化》的社论。1942年7月20日，刘少奇奉调回延安途中给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写信，认为“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1944年颁布的《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凡公务人员凭借职位权势，侵吞公款收受贿赂，营私舞弊及在办理社会公益事业中有贪污行为，都将受到制裁；人民或群众团体对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有向各级政府提出检举的权利，各级机关主管人员对所属职员须严格监督检查，如发觉下属有贪污行为时，要随时提出惩治或提请上级机关处理，不得循情枉法，如因监督不周，主管亦要受失察处分，如是有意纵容，按情节轻重分别惩处。其在同一机关之同级人员如在知情不报，亦受连带处分；公务人员如有建筑军用工事或购置办公用品中从中舞弊，侵占窃取盗卖公有财物，收受贿赂，假势借端索要强募财物，意在图利扰乱金融或违背法令收募捐款，征用土地、民众财物从中舞弊者，均以贪污论罪；贪污额超过500元以上者处死刑，不足500元的将根据数额多少分别惩处有期徒刑或劳役，对克扣军饷和盗卖军火者一律处以死刑。同时，各根据地还通过立法制订公务人员奖惩标准。盐阜区颁布了《盐阜区各级行政人员奖惩暂行条例》，规定对依法行政，努力工作，恪尽职守者给予奖励，对贪污枉法者则给予严惩。此外，根据地还建立健全财经制度。1942年2月，华中局财经委颁布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草案》，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财经制度作了统一规定。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反腐倡廉工作卓有成效，在广袤的苏北大地上树立了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廉洁、公正、高效、勤勉的形象，最终获得了群众史无前例的拥护和依赖。
二、新四军廉政宣传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开展多种多样、形色丰富的廉政宣传，在巩固苏北抗日民主政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首先，新四军在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宣传是同消除文盲、提高根据地抗日民众的文化水平联系在一起的。
抗战前夕，苏北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当时的文化生态主要呈现出来的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民众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而巫医神汉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后，认识到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廉政形象的理解，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从长远利益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为此， 新四军和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力恢复各级学校，兴办新校，并奖励热心教育的人士私人办学。同时革新教材内容，编写抗战课本，积极宣传新四军的廉政事迹，使根据地的教育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其次，为了搞好廉政宣传，新四军和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冬学、夜校、半日校、读字组、读报组、民众教育馆、秧歌队、剧团为组织形式广泛宣传新四军的廉政形象，其中读报是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最普遍的活动，包括一些变工队、合作社等民众的经济组织都有读报组，把读报活动搬到了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当时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无论在市镇还是在人口集中的村庄，或者是通衢大道，新四军及其组织的政权、群团组织，都用黑板报形式进行廉政宣传，内容包括登载党的政策、政府传令、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新四军的廉政形象就是通过这样的传媒逐渐展示在广大民众面前，让他们对新四军的廉政形象，廉政宣传耳濡目染，并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此外，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还组织民众参加星期天义务劳动，帮助抗日军人家属作工，如砍柴、担水、推磨等。
冬训是新四军搞好廉政宣传的重要阵地。在冬训过程中，广大抗日民众，特别是抗日骨干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新四军所倡导的廉政措施，抗战时期的征兵、征粮、募捐、选举、减租利息、支援前线等社会动员，都由新四军及其培养的地方骨干作出了很好的廉政表率。
戏剧是新四军实施廉政宣传的最好工具。延安整风运动后，新四军更加重视戏曲的廉政宣传和廉政教育作用。1943年，中共中央文委确立了“戏曲运动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总方针，新四军在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积极响应。在根据地，新四军不仅成立了新的剧团，而且对民间旧的秧歌队等进行了改造，1942年，盐阜、淮海各县文工团相继成立，还成立了艺人救国会，大众剧团以及一些说书、花船等文艺宣传团体，专业队伍发展到几千人。为了加强党对戏剧的领导，新四军和地方政权一方面对各剧团负责人均加以政治上的审查，另一方面派好的党员和新四军干部去担任剧团的政治领导，使戏剧的内容在新四军廉政宣传上有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从此，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颂党和政府的好作品层出不穷，比如1944年在根据地流传的《乡选运动小调》中抗日民众唱道：“……反动政府最腐败，地痞流氓全上台，贪污腐化心肠坏，乱抽壮丁乱抓差，抓得人民哭哀哀。有钱有势才吃得开。/民主政府就不一样，百姓自己选乡长。选出一位好干部，为大家，办事情，凭公理，无私心，共产党出的好章程。/过去政府死要钱，定出多少黑头捐，县里公事到门前，乡约地保来要捐，还供酒饭鸦片烟，穷苦百姓无处去伸冤。/民主政府爱人民，公差使费一扫清，生产运动来实行，不分百姓不分兵，劳动英雄得奖金，军民生活大大来改进。/乡选先发红白榜，大家都要看周详，好人坏人看明白，好公民，登红榜，不是公民登不上，坏蛋份（分）子登白榜。/大家开会细讨论，检查奸细与坏人，发现坏蛋就斗争，有一分，认一分，从头按到根，公民资格大家来讨论。/选举乡长大家要注意，不分穷富和高低，古来传言道得好，十年河东转河西，莫笑穷人穿破衣，只要能为大家谋福利。”（1944.2.21《苏中报》）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机。这年3月，郭沫若眼见抗战即将迎来胜利，他以历史学家的远见，考虑到胜利后防止骄傲和腐败的问题，以史为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郭沫苦的这篇文章，不仅在《解放日报》和敌后各根据地党报上予以转载，而且将它作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参考文件。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很快掀起了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热潮。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建议正在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考察的文化名人阿英将李自成的历史写成一个剧本，作为干部战士进行反腐防变的思想教育教材。阿英听后尽管感到当时正处在战争环境中，创作剧本困难很大，但一想到写这样的历史剧意义非同寻常，难度再大也应克服，他凭借自己脑海中积累的资料，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初稿，先在阜宁益林镇郊外广场搭的土台上演出，后在盐阜地区巡回演出了30多场，还到苏中为一师的指战员演出。阿英的五幕历史剧《李闯王》，是新四军抗战时期重视廉政宣传的最好见证。
三、新四军廉政实践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新四军在建立政权中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廉政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廉政宣传，让抗日民众获得了崭新的廉政理念。而伴随其中的大量的廉政实践和廉政规范，又成为新四军壮大自身力量、发展新生政权的不竭源泉。
新四军力量日益壮大，根据地涌现出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新四军廉政形象的吸引下，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新四军和地方党政织、地方新政权的培养对象。在新四军的廉政实践活动中，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新四军有了一定的认识，尽管有些认识还是模糊的，甚至是片面的、狭隘的，但认识到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只要向新四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好劳动，能公道，能工作”就能得到群众的认可。于是，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经过新四军培养、影响的大批廉洁、公道的农民逐渐形成了新的乡村权威和新的领导核心。随着新四军骨干力量和培养的积极分子向社会基层渗透，大批廉洁、公道的积极分子逐渐取代旧的乡权权威，以廉洁、公正被抗日民众认可的党员干部也成为当地各种社团和民众的领导核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坚持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新四军实现了对乡村政权的改造，许多由新四军培养成长起来的贫苦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以廉洁、公正的形象和素质取得了管理当地政权的地位，使中共在基层政权中有了比较稳固的阶级基础，巩固了党在根据地中的执政地位。
当时，为了更好地领导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宏图，扩大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当务之急。而要有效地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党和政府的廉政实践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利器。
首先，新四军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把整顿抗日民主政权的核心——基层党支部工作当成加强、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任务。从1941年6月开始到1945年结束，新四军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四次组织开展以廉政为中心内容的整顿基层党支部的工作。早在1941年5月，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组织就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参照华北晋察冀区党委整理支部工作的经验，结合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际，提出建立工作上积极的、组织上巩固的、政治上纯洁的党支部，提出支部优良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支部在农村中是否廉洁，是否团结群众，是否成为群众的核心，能否反映群众中的问题，并为群众所拥护。在整个过程中，根据地和新四军的党组织不仅从党内去审查，而且还要听群众的评议，从党的外部去了解支部的好坏，是否能为群众兴利除弊。为了搞了廉政实践，针对农村党员和部队基层指战员文化程度低，阅读文件困难等问题，不少地方和部队的党组织都联系实际编印了教材，由领导干部分头为党员上党课，进行党纲、党章、党的性质、宗旨等教育，帮助被扩大到政权组织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认清什么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标准、义务和为谁革命，依靠谁来革命的道理，使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能自觉总结经验教训，检查缺点，纠正错误。随着根据地党和军队的扩大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些动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同时也有不少党员干部经不住封建剥削思想的腐蚀，产生了贪污腐化的问题，新四军和根据地党组织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及时清除了党内投机分子，打击贪污腐败分子，同时通过学习动员教育，依靠党员与干部的自觉、自动、自愿的思想反省，大胆地、坦白地暴露自己思想中的问题；然后采取漫谈、讨论、总结的方式打通思想，统一认识，坚定革命人生观。一些在执行廉政规范上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同志，通过学习动员教育，提高思想觉悟，消除思想顾虑，主动检查交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受教训。通过党小组和党支部集体鉴定，组织上免予处分，使这些同志既增强了党性，改正了错误，又放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为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工作。
新四军在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实践，使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到根据地的基层，并且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又扩大了新四军和当地党组织、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在根据地，新四军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所和能够被民众接受的方法作为传媒，如民众识字课本、戏剧、秧歌、田间地头的读报、黑板报、各种群众的集会、集市等向民众灌输新四军廉政形象和有关纪律、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新四军的廉政形象，廉政宣传逐渐被民众所认可，最终变成物质的力量。这种潜藏在民众中间的“物质”力量是十分巨大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根据地方大民众成为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新四军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农民的政治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征兵、征粮、锄奸、选举、生产运动、响应政府号召等方面更加积极。在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众自觉参加各种抗日组织如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讯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社、战地服务团等战时组织和各种自觉无偿奉献的组织。
新四军的廉政实践，使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对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控制。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用廉洁和公正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秉持廉洁和公正的积极分子或被吸收为党员或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共在苏北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基础选举奠定了基础。那些办事不公正、不替老百姓办事甚至有贪腐劣迹的人落选，中共培养起来的官员和积极分子以良好的自身素质当选，成为根据地基层社会的管理者。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部分旧政权，通过和平改造后发生很大变化，一些旧权威退出根据地基层权力的舞台，中共终于在根据地建立并成功扩大了比较稳固的政权基础。
综上所述，新四军塑造廉政形象、廉政宣传及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根据地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廉政道德标准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变为根据地人民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使抗日民众在思想意识方面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保持高度一致。正如有学者所说：“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地位，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活，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张鸣《乡村社会和文化结构伯变迁》（1903-1953）第223-24页）在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众在接受党和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廉政形象、廉政宣传和廉政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及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如参加各种政治性很强的社会组织、选举、各种集会）、生产组织模式（如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社会生活模式（如村民公约应遵守的规范）及其他充分体现廉政内涵的制度，最终使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同党及党领导下的军队同命运、共胜利，而新四军廉政建设的指向最终成为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宝贵政治财富。（作者单位：滨海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