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盐阜区廉政建设的基础是“三三制”民主政权

抗战时期盐阜区廉政建设的基础是
“三三制”民主政权
王骅书 王祖奇 曹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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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抗日政权是属于人民的，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可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不论任何党派和团体，只要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共产党，就有在抗日政权下存在和活动的权利。”[1]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又明确指出，华北、华中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1/3。
1941年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领导人深入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盐阜区政权建设与从政廉洁。1941年9月刘少奇、陈毅在阜宁张庄召开阜宁区参议会，成立盐阜区行政公署，此后各级县、区、乡的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在此过程中刘少奇、陈毅等同志坚持“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必须实行三三制”原则，盐阜区行政公署及其所属各县、各级参议会、各级政府委员会，在组织结构和人员分配上均实行“三三制”。
    盐阜区的“三三制”政权顺应了形势的发展，符合当时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需要，在政权建立及运行过程中一直强调并贯彻民主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盐阜区“三三制”政权阶级基础广泛
    “三三制”在组织架构上“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 这一政权联合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使得政权基础空前广泛。
    盐阜区的政权建设也积极贯彻党中央精神，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县第二次参议会上的指出：“这种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是所有抗日各阶层人民联合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均可参加这个政府。我们主张在抗日民主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3]1942年10月在陈毅同志的主持下，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召开，黄克诚当选为参议长，宋泽夫和开明地主庞友兰为副参议长。为了团结更多的中下层开明士绅、地主一起抗日，在参议会下面，多数区也成立了参议会或参政会，推选当地重要人物担任区参议长或参议员，这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深入到基层。
    1942年10月成立的盐阜区行政专员公署，推选民主人士、阜宁县参议长计雨亭为副主任，进步人士杨芷江、开明地主庞友兰、顾乃湘、田厚哉、邹鲁山、张仲惠、唐碧澄、薛华甫等为行政委员。此外，各级县、区、乡抗日民主政府也有进步人士担任实职。
    在这一时期，黄克诚等根据地领导人为了应对根据地处于日、伪、顽三面包围的严峻形势，接受了开明士绅庞友兰、杨芷江等人的建议，创造性地建立了“白皮红心”这一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新形式。这是一个两面派的政权，表面上按照日、伪的要求，建立伪维持会、推出伪乡长、伪镇长、伪保长、伪甲长，但成员骨干却是主张抗日的人士。已有伪维持会、伪乡、镇、保、甲长的地方，选择其中有正义感的、同情新四军抗日的进步人士，运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沟通，使其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一员，有的进步人士甚至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新斗争形式，为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提供了便利，有力地打击了日伪。
    二、盐阜区“三三制”政权选举制度科学
    “政治民主，选举第一”。新四军在盐阜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选举政策的规定，“凡是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的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4]
    这一极具民主性的选举制度在盐阜地区的表现是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当时所采取的选举形式主要有：识字的用票选，识字不多的用画杠画圈，不识字的用投豆、编号或举手表决等方式。这种选举方式充分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得广大人民积极地投入到选举中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选举过程同时也是一次广泛的发动群众的过程。首先由上级政权组织派人组成民运队，深入到各家各户发动群众，然后建立选举委员会，政府、农救、妇救、教救会代表以及地方士绅都参加该会。各村各乡都贴满了红绿标语和画报，各村庄都举行宣传大会，小学生也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有些地方青年还自动组织起来到各乡进行宣传和演讲，到处都显示出积极参政的活跃气氛，各村各乡的选民自编成选民小组以后，不论男女都积极地参加选举代表。
    盐阜各区的普选活动大致经过七个阶段：第一、准备期，在各阶层代表座谈会上产生与组织乡选委员会，作为负责乡选的领导机构，由他们负责编造户册，审查公民资格，老乡长准备移交；第二、检举大会时期，各保召开保民大会，总结行政工作，解决悬案，检举贪污腐化、压迫、不公平负担等并进一步审查公民资格；第三，公民小组会时期，进行深入检举，开始提出新乡施政意见，举办抗日联保，举行公民公约宣誓，选举男女代表、治安组长、庄长候选人；第四，庄民大会时期，各庄公民提出新的施政办法，庄长候选人发表竞选讲话，通过新乡行政委员会候选人，准备提案；第五，公民代表大会时期，全乡大的检举事件及新的施政方针都在此提出、讨论、总结、决定，老乡长办移交，候选人发表演说，进行竞选；第六，乡民大会时期，全乡人民在新乡政府领导下举行重大集会，新乡长宣布施政方针；第七，新乡时期，以民主集中制建立领导机关，训练新乡干部，实行大会决议。在选举方法上，选举庄长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乡行政委员在乡居民代表大会上用豆选，每一位候选人前面放一只碗，红豆、绿豆、黄豆分别代表正乡长、副乡长、行政委员。“在行政委员的9人中，士绅3人，农民3人，小商1人，妇女1人，雇工1人，庄长22人中富农4人，中农7人，贫农11人。”[5]由此可见，盐阜区“三三制”政权建设过程中发动农民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在普选中，许多农民当选为乡长、区长，他们虽然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但他们大公无私，具有较强的正义感，能帮助人民解决困难，能坚定不移地进行抗日，因而被广大人民群众拥戴。
    盐阜区选举坚持普通、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发挥了人民群众在选举中的创造性，扩大了民主政治的影响。
    三、盐阜区“三三制”政权作风民主
    “三三制”政权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依托于共产党员的高素质，且领导权也不是盛气凌人，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自愿接受党的建议，这充分体现了领导方式的民主性。
    盐阜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认真贯彻党中央决议，普遍建立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坚持领导核心在一级政权组织上，实行下级服从上级。遇到重大问题首先要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不论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不论性别和宗教信仰有何差异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大家一律平等，广泛树立和培养了民主精神与民主作风。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原则，对人民高度负责，创立了一套民主性极高的适应新形势的新习惯和新风气。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废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旧习惯旧做法，使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贯穿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盐阜行政公署通过对内部组织进行减员整顿，废除通令和委令，裁汰冗员，废除勤务员制度，使行政人员减少了二分之一。通过检查工作纠正政府内少数工作人员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克服政府内的党八股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和习惯，使民主精神更是得到了极大地弘扬。
盐阜区的抗日民主政府自建立以来，始终要求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改进工作和领导作风，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做好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实际最重要的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例如，黄克诚推行村务公开，消除干群隔阂，很好地团结群众。他补棉袄，种蔬菜、改帽箍，退火柴等行为充分诠释当时政府工作人员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民主作风。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始终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每到一处，他都要找群众谈心，了解民情。“刘少奇同志住在阜宁的汪朱集时和周围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大家有什么疑难都愿意和他谈，他也千方百计帮助解决。”[6]他为政府工作人员、党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为了整顿新四军内部的腐败现象，中共中央和新四军的高层领导提出了廉政建设的设想，廉政建设的根本措施是由权力机构制定有关廉政的法律，通过廉政立法来监督党政机关干部和公务员，惩治腐败行为。各根据地民主政权为惩治和防范贪污浪费，先后通过参议会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列，如1942年7月颁布了《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员贪污暂行条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42年11月又颁布了《盐阜区司法人员任免奖惩待遇条例》，从而为盐阜地区的廉政建设提供了立法保证。此外，盐阜区的《盐阜报》和《盐阜大众报》等报刊对廉政建设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积极教育政府工作人员。
    盐阜区的“三三制”政权开创了民主运动史上的新篇章，在民主政治上取的了巨大的成就。它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为民主而斗争，为抗日而奋斗，通过民主制度的改革和民主作风的转变来促使民主运动的发展，各阶层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对各级民主政权积极进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打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进步的，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盐阜区“三三制”政权群众监督机制完善
    “三三制”民主政权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要接受群众监督。党中央就曾指示，边区各级机关的工作，应该经常在人民的监督和检查之下开展，政府机关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是产生于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的，使之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要时刻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按照各根据地参议会组织法和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人民可以对参议员和行政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批评、控告、罢免。此外，人民提出的合理建议，政府有责任采纳。这种来自群众的监督保证了“三三制”政权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盐阜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通过设立民意机关，实行民主选举，鼓励人民批评监督政府，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创办报刊来进行舆论监督。
    乡乡镇法明文规定代表会是盐阜基层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选举与撤换乡行政委员会及正副乡长，讨论与决定本乡工作计划和与本乡有关的重大事情，讨论如何执行上级政府的重要法令；定期检查乡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代表人民意见，监督乡政府的工作。乡行政委员会的职权是：执行乡代表会的决议案，向乡代表会定期报告工作，向人民传达政府法令并负责收集人民意见转呈上级政府。由此可知乡政府是在乡代表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的，而乡代表会是由人民自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人民有权监督乡政府的工作。在盐阜区的历次选举运动中，首先是政府以工作报告阐明工作情况，后发动群众对报告进行充分讨论。如在盐阜区第二届参议会中有几天时间专门供参议员对政府工作进行质询，各级参议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探讨了诸如减租减息、失业救济、教师待遇、增加工资，保障人权、优待抗属等问题，这使得政府工作人员更加全面地、深入地了解社会，与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民主的氛围下，人民群众也能大胆地评议各级政府人员，敢于揭发那些违反民主政治的行政人员，敢于同恶势力斗争。阜东獐沟区陈济民乡长将地主贿赂的1000元主动上交并严厉批评了这种不法行为，因此受到人民的好评，被称为民主政府的好干部。建阳五区普庆乡乡长徐以美、助理杨抑堂私通伪匪敲诈勒索，经人民检举揭发，二人被同时正法。“在东台，开明士绅施文舫当陈毅面，举例批评新四军和国民党差不多，一样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惹得陈毅发了火。事后陈毅查明，一名乡干部确如施文舫所说，贪污腐化。陈毅觉得施文舫敢于当面批评很可贵，特地登门道歉，便告知那个乡干部已做处理，使施文舫内心有愧，承认自己的批评也有言过其实之处。1941年秋，陈毅误听传言，说射阳中学校长杨静吾在日伪‘扫荡’时思想动摇，将其错误地关押。事后真相大白，杨静吾是奉命秘密去做伪军争取工作，陈毅深为内疚。在一次会议上，陈毅当着到会几百名中学教师的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当面对杨静吾行鞠躬礼，赔礼道歉。”[7]这些充分显示了盐阜区“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民主成就，显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坚实性，显示人名强烈的责任感与当家做主的意识。
    盐阜区的“三三制”政权形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合理调节各阶级间的关系。盐阜区各级党政军干部十分尊重非党派人士，以诚相见，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如黄克诚采纳开明士绅庞友兰、杨芷江的建议实行“白皮红心”这一特殊的基层政权形式。这使得许多开明士绅以参加抗日民主政府为荣，表现出了极大地爱国热情，一些住在日伪据点里的士绅也愿意与抗日民主政府联系，为抗日做贡献。工商界、教育界、文化界等许多党外人士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盐阜抗日民主政权完全是抗日民主各阶级、阶层联合从政的实体；政府在人民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政府内部的财政、公安、司法等各条战线的工作通过民主政府统筹兼顾，服从抗战全局。这是抗日民主政权能够最大限度的进行动员、组织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线的保证。
     盐阜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形式是符合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民主宪政形式，是民主和集中有机结合的政体，在组成成分、民主竞选、普选制上充分体现了其民主性，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抗日根据地呈现出民主、团结、进步的新气象。抗日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到苏北视察，看到抗日民主等各项事业兴旺的景象，感慨说“这次来苏北，再次亲眼看到敌后的民主政治像一朵奇葩似的在强敌环伺、围攻下开放出来。”[8]
    盐阜区“三三制”是抗战时期中国地方政权的组成部分，它的建立等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影响了全中国，毛泽东指出它“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中共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为后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盐阜区“三三制”政权的优越性对很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国际友人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新四军卫生部顾问罗生特，是奥地利著名的泌尿科、妇产科专家，于1941年来到盐城工作。《江淮日报》刊登并发表短评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这是第一个！”
     综上所述，盐阜区“三三制”政权具有时代的特点，有效处理了党与政府的关系，团结了广大的抗日爱国人士，对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苏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盐阜区“三三制”政权为其它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其政治实践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