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廉政教育实践及现实借鉴初探
新四军廉政教育实践及现实借鉴初探
肖 力
肖 力
新四军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始终能够不断取得胜利，赢得人民的拥护，绝不是偶然的。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严格的纪律观念，深厚的为民情怀为世人所称道。而这一切都与新四军高度重视廉政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军密不可分。任何思想都不是天生的，教育是思想的重要源泉。新四军从组建之日起，就把教育看作是革命的基础，把加强廉政建设作为部队建设的重要方面。虽然在新四军时期没有提出廉政教育一词，但新四军的很多思想教育工作，可以归入廉政教育这一范畴之内。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四军廉政教育的基本内涵应包括抗日爱国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遵纪守规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拥政爱民教育等。探析新四军廉政教育的生动实践，对于当前我们开展廉政教育，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科学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新四军加强廉政教育的历史必然性
1、部队构成的复杂状况，是新四军必须加强廉政教育的内在要求。
新四军最初是由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在改编中，还有叶挺召集的一批故旧与知识分子，以及从延安派来的干部、抗大培训的新学员等。皖南事变后，新军部成立，陇海路南的八路军又编入了新四军的战斗序列。在敌后抗日斗争中，还吸收了大批当地干部，包括刚参加新四军的及从地方党政系统转入的，乃至一部分投诚的、俘虏的。可以说，新四军干部战士来自不同的地域、阶层，参军又有不同的动机，素质良莠不齐。甚至有少数人是抱着升官发财等个人目的参加新四军的。陈毅曾指出：“本军内部现在存在着许多危险的倾向，如某些干部腐化堕落开小差，以及许多不良倾向之发生等。这就说明本军的少数分子已在蜕变。”[1]这样的部队构成状况要求新四军必须加强思想教育以增强党性，严格纪律观念以保证团结统一，更好地继承革命传统，保持红军本色。
2、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是新四军必须加强廉政教育的外部因素。
新四军从成立之初就处在尖锐复杂的日伪、顽、我“三角斗争”中，除了面临着残酷的敌后军事斗争外，敌方也在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不停地进行伪化、反动宣传。因而，“在部队老干部中，是有一小部分对革命斗争厌倦，想个人享乐，不愿继续艰苦斗争，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倾向，因此他们贪污腐化、为非作恶，在党内散布各种落后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摆老资格，不求进步，要求报酬。这些人的党性极弱，以至完全丧失党性，必须对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教育说服与斗争，将他们纠正，否则即不能使用他们去工作与完成任务。”[2]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加强廉政教育，统一部队的认识，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保持吃苦耐劳的精神，肃清错误思想的影响，才能在险恶的三角斗争中取得胜利。
3、革命队伍的本质特征，是新四军必须加强廉政教育的价值归属。
新四军与国民党部队等武装力量的本质区别在于，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然而，随着新四军作战胜利和部队扩大，也出现了骄傲自满，不爱惜民力等不良倾向。黄克诚在《拥政爱民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这两个观点，还要打垮一个观点，这就是军阀残余观点。军阀残余观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把军队看成个人财产……（二）把政府看成军队的工具……（三）把人民当成奴隶……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必须首先打倒这个军阀观点，确立两个观点：为人民斗争和依靠人民。”[3]张云逸也曾指出：“各级干部应将拥政爱民的意义、军政治部规定的拥政爱民公约、本军的三大纪律和十项注意，在战士杂务人员中进行普遍深入地教育。”[4]1942年7月，刘少奇在赴延安途中给陈毅的信中强调：“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 [5]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必将走向失败，因此必须加强廉政教育，不断增强部队爱民亲民意识，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二、新四军廉政教育的生动实践
1、利用会议、整训等开展廉政教育。
新四军军部领导及各级将领在各类会议上经常提出加强党性修养、严格纪律约束等要求，对干部战士进行集中的廉政教育。比如：1940年7月1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在半塔集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报告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报告中讲道：“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做一个好党员，而不应该做一个不好的党员，做一个有毛病、有错误、思想意识不正确的党员，尤其不应该做一个半途的党员。”“在我们中间，那些埋头苦干的党员，那些艰苦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党员，那些一心一意为了党与人类解放而坚决奋斗的党员，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员，是我们的好党员。”[6]1941年7月1日，新四军在盐城大众剧场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经过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有关老同志回忆：“少奇同志是倡导党内理论学习，重视党的建设的典范。大‘扫荡’以前，亲自在泰山庙向中级以上干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授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使我们这些年青干部都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明确了努力的方向。”[7]
新四军在盐期间召开过3次有影响的重要会议，每次都提出加强党性教育、严肃纪律等内容。1941年5月15日至19日，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在盐城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的纪律性，坚决服从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领导，一切行动听从指挥。1941年6月6日至7日，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在盐城召开。会议指出，重提正规化党军口号，是要求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增强,军队干部的党性不断提高，军队的阶级性及其特质充分保持和发扬正规化强度的继续提高。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单家港小学召开。会上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风运动。这些会议精神的传达与贯彻，使全军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同时，全军各部队都健全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进行了阶级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整顿了政治和军事纪律，加强了连队建设。
由于敌后战争频繁, 新四军各部队被敌人相对隔开在大江南北各单独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部要求各部队积极开展整训，并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保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军部的有关电报中是这样写的：“对部队整训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要求：（一）提高政治教育，尤其阶级教育、优良传统教育。开展反贪污腐化堕落、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的斗争。对教育不改的分子，坚决撤换、概使受训……提高各级干部模范作用。增强干部的党性。师旅级应特别把握干部教育，有计划去进行干部教育，成为整训时重要工作的一环。”[8]
新四军各部队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整训，教育干部战士严守纪律、作风优良。据新四军老战士周仁甫回忆：“不打仗的时候，会上政治课，把战士集中起来，讲革命人生观，讲军民关系，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9] “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与长期的分散行动的环境中，善于利用一切时机，集中部队整训，改造部队新的成份及纠正游击习气与战斗的锻炼相结合，是严密部队组织纪律，达到巩固提高战斗力的方法。所以敌后游击兵团应善于利用敌扫荡与反扫荡之间隙时机，利用天时、地利集中部队轮流整训，实为长期坚持斗争必要的一着。”[10]
2、依托组织体系，利用整风运动等开展廉政教育。
新四军成立之初，国民党不允许部队设立政治委员，部队都没有政委，只有政治部主任。但是军部对政治工作尤其是干部教育非常重视。新四军的宣传教育工作，最初是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管的。1938年6月17至19日，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安徽省南陵县土塘村召开。副军长项英等出席会议，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会议总结。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朱镜我出任政治部宣教部长，统管全军的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为了总结干部和战士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改进教育内容和方法，在对全军部队教育的现状以及对内对外宣传工作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军政治部于1939年12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朱镜我作了工作报告，袁国平作了总结，项英到会讲了话。会议确定，加强军队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发挥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情绪，提高军事、政治文化水平，保证战斗任务完成。深入进行政治教育，以阶级教育为基础，特别重视民族教育等事项。[11]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成立之初，特别将当时四个支队所属的八个团，分别以“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当中的一个字命名，作为对外代号。即一团为“保团”，二团为“持团”，以此类推，时刻提醒干部战士不忘传统、永葆本色。
华中局成立后，刘少奇提出巩固华中工作的几个重要方面：加强军队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人力财力物力加上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胜利。”[12]部队各级党组织也积极开展党员学习活动，利用自学、漫谈、讨论等形式强化学习效果，提高理论修养，深化思想认识。军部还推广了第3师开展的创造模范连党支部活动，强调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为此，严格了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增强党性的教育。
据原任新四军第一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大队长的束颖回忆：当时条件艰苦，但大家并没有放松思想教育。那时候晚上也开卧谈会。睡前5分钟，大家会躺在秸秆或稻草的地铺上，进行表扬、批评，或者谈心。卧谈会也叫睡前5分钟生活会，大家都很单纯，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团长、队长有什么错都敢讲，领导也没架子，有不对的地方就自我检讨。[13]
除通过组织开展日常学习、教育外，新四军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于1942年4月下旬开始整风运动，大致分两个层次，一是以团以上干部为重点，主要是通过学习中共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22个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思想路线，改进作风，增强党内外团结。二是对营以下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主要进行政治形势教育，联系部队思想实际，开展反对不良倾向斗争，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斗志和遵纪守法观念。在整风中，各部队注重结合实际，通过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切实从思想源头解决贪污腐化等突出问题。比如：第2师针对一些干部贪污腐化现象，在淮南新铺召开干部会议，从检查财政经济入手，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腐化堕落，使少数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受到了震动，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有错误的干部。在广大战士中也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大讨论，使大家受到了生动实际的教育。
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给新四军部队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各方面的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增强了党性，提高了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思想上，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作风上，扫除了歪风邪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组织上，全面考查了干部，纯洁和巩固了干部队伍。[14]
3、依托教导团、党校、抗大等开展廉政教育。
新四军自建立以来，始终注重提高干部教育的专业化程度，积极建立各类专门的干部教育机构，保证教育的效果。1938年1月，军部移至南昌后，即决定办教导队。1938年2月,新四军教导队正式开学,按照抗大的办学模式,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和管理。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教导队扩建为教导总队。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部署和开展教学等相关活动。对学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学员树立为人类解放奋斗终身的信念。教育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党的政策、形势和任务、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 [15]
新军部成立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党校、抗大的建设，并以此为载体加强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教育等。1941年4月下旬华中局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党员的党性教育要求。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1941年5月，华中党校正式开办，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基地，校址最初设在盐城登瀛桥河南西边的一个大仓库里。党校主要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三门课。
抗大第5分校系由苏北抗校及江北干校自1940年在盐城合编而成。第5分校由军部直接领导。从1941年1月至1942年初，抗大第5分校就举办了两期，训练学员3004人。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时事政策、民运工作等。1942年12月，以抗大第5分校为基础，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华中总分校，陈毅兼校长。同时，在第3师组建了新的抗大第5分校。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第2师的抗大第8分校，第1师的抗大第9分校，第5师的抗大第10分校，加上第4师的抗大第4分校，至1942年5月，共有1个总分校，5个分校。各部队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开办了教导队、训练班。抗大总分校负责训练团营干部，各师分校负责训练连排干部，旅、团教导队、训练班负责训练班排干部，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建立了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有效地提高了各级干部的军政素质。军部成立后，全军的各旅、团级负责人，其中半数以上都经过了抗大的培训。
4、通过报刊、文艺演出等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政宣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积极创办报纸、刊物，建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阵地，以此为载体深入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政宣传。
从1938 年4月进驻安徽后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创办的报刊主要有:《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拂晓报》、《抗敌报(江北版)》、《战士报》、《火线报》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抗敌报》恢复出刊，并创办了《敌国汇报》、《军事建设》刊物等。 新四军新改编的7 个师及所属各旅基本上也都办有报纸。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出版了《江淮日报》、《江淮》杂志、《真理》、《新华报》、《苏中报》、《群众报》、《江潮报》、《盐阜报》、《盐阜大众》报、《拂晓报》、《团结报》、《七七报》、《老百姓》报 、《苏南报》、《大江报》、《新浙东报》等。
新四军利用所创办的报刊对广大指战员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情操、革命精神、优良作风教育以及纪律教育等。刊登刘少奇等领导的讲话、文章，供干部战士学习，并对有关廉政事件进行报道，表扬先进、鞭策后进，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比如：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创刊号，全文刊登了刘少奇《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文章。刘少奇在《江淮日报》、《真理》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重要讲演和文章，现在已搜集到的就有23篇。[16]《滨海报》（原东台县委机关报）头版上刊登过题为《董乡长斥妻受贿，将赂款千元交公》的新闻。这篇新闻讲述了当时南团乡董乡长之妻暗中收取一富户法币一千元的贿赂，帮其免于处罚的事情。董乡长得知后，痛斥其妻一顿，将该笔款项送交区署，并严加法办该富户。[17]
新四军还积极利用多种文艺形式进行廉政宣传和廉政教育。新四军初建时，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用进步的文化工作为部队服务,为抗日服务。重建军部后，刘少奇和陈毅也非常重视文化工作。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苏北文化协会以及鲁艺实验剧团、抗大文工团、军师鲁工团、八旅文工队等专业文艺团体。各文艺力量运用话剧、演唱、墙头诗、木刻以及淮剧多种艺术形式，在新四军与各根据地内既从事抗日宣传,又创作出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在活跃军民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着力提高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
在各类廉政宣传文艺作品中，甚至是各类宣传文艺作品中，阿英创作的多幕剧《李闯王》影响较大。该剧根据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目的在于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像李自成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以此为体裁的还有夏征农的《甲申记》、李一氓的《九宫山》、马少波的《闯王进京》等优秀作品。与其他几部相比，《李闯王》内容更丰富，主题更鲜明，艺术成就更高，演出地域更广，演出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八旅文工队于1945年5月6日，在阜宁县的益林镇郊外广场上，首场演出《李闯王》，地方和军队首长，参加阜宁战役的营以上干部，还有机关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共两千余人观看了演出。许多观众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自带小凳，还有的干脆站在大凳上，爬到草堆上、房顶上、蹲在树头上。演出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两点半结束，大家全神贯注看演出。没有一个中途退场的。演出第二天，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写信给阿英祝贺演出成功，要求文工队到各地巡回演出。于是八旅文工队先后去盐阜党校、盐阜地委和行署机关、三师部队演出了30多场，还到苏中地区为一师部队演出。[18]《中国话剧通史》一书这样评价《李闯王》：“将‘传记’与‘传奇’相结合，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一部在艺术上精雕细刻的优秀历史剧，又有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19]
三、新四军廉政教育的现实借鉴意义
1、领导重视、率先垂范，是廉政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前提。
新四军领导都很重视干部教育，特别是干部的廉政教育。刘少奇除在有关会议上提要求，还经常在华中局党校去为学员讲课。这期间，他写过多篇文章。比如：《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的阶级性》、《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等。为了讲好这些课，除了听取党校领导汇报情况外，他还亲自到学员中去调查，有时甚至连续一个多月住在党校，非常认真地进行备课。因此，他讲的课，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针对性，深受学员的欢迎。这些报告不仅大大提高了华中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而且也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党建学说的理论宝库。
陈毅非常重视抗大5分校的教育工作 ,不仅亲自兼任该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而且经常为学员讲授课程。他讲的课既生动形象、幽默诙谐，又含义深刻、令人信服。
黄克诚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多次指出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党的教育，是巩固党的中心问题。”“提高干部最中心问题，是教育问题。”“要提高指战员政治觉悟，没有系统的教育工作是不可能的。”[20]新四军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历任军部领导及各级将领不仅教育党员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公正无私、清正廉洁的形象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使得新四军的廉政教育更有说服力。
叶挺军长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体恤部属、爱兵如子，被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军长”。皖南事变后，他拒绝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浩然正气和革命气节，为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树立了精神的丰碑。刘少奇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锻造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党性强、修养高、淡物欲、求奉献。陈毅严于律己，疾恶如仇，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从不侵犯群众利益。刘少奇和陈毅都在盐阜地区留下了许多亲民廉洁的故事。
三师师长黄克诚一生不仅以刚直正派、敢说真话而令人钦敬，而且在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廉洁自律方面也深为世人称道，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五师师长李先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深受全军将士的尊敬和爱戴。在第五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他带头自我检查，并特别叮嘱他身边的干部，要带头作好表率。‘贪污腐化就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他经常与党员、干部谈话时的口头禅。”[21]
2、组织健全、严格制度，是廉政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
新四军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仍然能够始终坚持开展廉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并作了制度化要求。新四军组建以后 ,把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在党和军队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新四军的口号是:以政治为骨干 ,以文化为基础 ,以教育为辅导。规定各级干部每天至少阅读两小时 ,每星期有学习讨论会 ,学习的成绩作为考核工作成绩的一部分;规定全体战士每天上课两小时，一小时为政治课 ,一小时为识字课。[22]据新四军老战士蒋云海回忆，他们那个时候，一到部队就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思想教育是十分严格的。[23]据束颖回忆，部队还有健全的政治教育制度。当时，每次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自由主义》等课程，服务团都会组织大家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谈认识、谈感受。[24]
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中提出了教育和培训干部的原则。他提出在新四军中建立教委，“以增强业务教育、文化教育作为建军干部教育的中心”。1942年8月，陈毅在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上作了《对抗大工作的建议》中提出了，要彻底转变教育方针、要具体规定教育内容、要创造优良的革命校风、要健全学校工作关系、要正确鉴定教员学员、要实行精简政策等要求。
华中各根据地的教育也逐步制度化。比如：从1941年起，安徽各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逐步正规化、制度化。根据对象不同，学习要求和学习内容有所区别。学习时间每天2小时，多定在早饭前，称为“晨读”。为保证学习效果，各地还制定辅导制度和检查制度。辅导方式有上大课（报告）和小组讨论两种。检查学习的方式有抽查学习笔记和不定期举行测验等。整风运动后，干部按级别和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和普通四组。分别规定内容进行自学或小组学习，并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和汇报制度。[25]
3、重视人才、尊重知识，是廉政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
新四军军部集中了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专家和文化名人 ,他们担任了军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从事着新四军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抗日军政大学、党校、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教导队等也汇集了大量科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 ,使新四军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都比较高。在全军上下一起努力下 ,新四军成了“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也为新四军廉政教育的有效开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华中抗日根据地内,也曾吸引和聚集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教授、专家学者 ,如邹韬奋、钱俊瑞、范长江、阿英、李一氓、夏征农、朱克靖、彭康、冯定、刘季平、王阑西、彭柏山、黄源、楼适夷、戴百韬、丘东平、何士德、贺禄汀、李亚农、吕蒙、许晴、刘保罗、吴强、赖少其、李增援等人，他们深入群众 ,深入一线 ,创造出形式绚丽多姿、内容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化。
这一切都源于新四军对人才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新四军不仅严格执行我党知识分子政策 ,还想方设法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 ,知识分子的津贴高于军部其他人员。重建新四军军部后 ,为了使专家学者、艺术家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特地在军部附近阜宁卖饭曹设立了“文化村 ”。不仅如此，还大量使用知识分子。《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关于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致各师电》中明确要求：各政治机关须即审查一次知识分子的军政干部，对于有能力、有特长、思想正确，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工作时间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即大胆提拔，各部并须将办理情形具报。[26]正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新四军宣教人才济济，也才能够创造出许多艺术含量高，并为干部战士、人民群众所喜欢的宣教作品，有效保证了新四军廉政教育的效果。
一、新四军加强廉政教育的历史必然性
1、部队构成的复杂状况，是新四军必须加强廉政教育的内在要求。
新四军最初是由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在改编中，还有叶挺召集的一批故旧与知识分子，以及从延安派来的干部、抗大培训的新学员等。皖南事变后，新军部成立，陇海路南的八路军又编入了新四军的战斗序列。在敌后抗日斗争中，还吸收了大批当地干部，包括刚参加新四军的及从地方党政系统转入的，乃至一部分投诚的、俘虏的。可以说，新四军干部战士来自不同的地域、阶层，参军又有不同的动机，素质良莠不齐。甚至有少数人是抱着升官发财等个人目的参加新四军的。陈毅曾指出：“本军内部现在存在着许多危险的倾向，如某些干部腐化堕落开小差，以及许多不良倾向之发生等。这就说明本军的少数分子已在蜕变。”[1]这样的部队构成状况要求新四军必须加强思想教育以增强党性，严格纪律观念以保证团结统一，更好地继承革命传统，保持红军本色。
2、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是新四军必须加强廉政教育的外部因素。
新四军从成立之初就处在尖锐复杂的日伪、顽、我“三角斗争”中，除了面临着残酷的敌后军事斗争外，敌方也在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不停地进行伪化、反动宣传。因而，“在部队老干部中，是有一小部分对革命斗争厌倦，想个人享乐，不愿继续艰苦斗争，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倾向，因此他们贪污腐化、为非作恶，在党内散布各种落后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摆老资格，不求进步，要求报酬。这些人的党性极弱，以至完全丧失党性，必须对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教育说服与斗争，将他们纠正，否则即不能使用他们去工作与完成任务。”[2]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加强廉政教育，统一部队的认识，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保持吃苦耐劳的精神，肃清错误思想的影响，才能在险恶的三角斗争中取得胜利。
3、革命队伍的本质特征，是新四军必须加强廉政教育的价值归属。
新四军与国民党部队等武装力量的本质区别在于，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然而，随着新四军作战胜利和部队扩大，也出现了骄傲自满，不爱惜民力等不良倾向。黄克诚在《拥政爱民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这两个观点，还要打垮一个观点，这就是军阀残余观点。军阀残余观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把军队看成个人财产……（二）把政府看成军队的工具……（三）把人民当成奴隶……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必须首先打倒这个军阀观点，确立两个观点：为人民斗争和依靠人民。”[3]张云逸也曾指出：“各级干部应将拥政爱民的意义、军政治部规定的拥政爱民公约、本军的三大纪律和十项注意，在战士杂务人员中进行普遍深入地教育。”[4]1942年7月，刘少奇在赴延安途中给陈毅的信中强调：“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 [5]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必将走向失败，因此必须加强廉政教育，不断增强部队爱民亲民意识，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二、新四军廉政教育的生动实践
1、利用会议、整训等开展廉政教育。
新四军军部领导及各级将领在各类会议上经常提出加强党性修养、严格纪律约束等要求，对干部战士进行集中的廉政教育。比如：1940年7月1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在半塔集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报告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报告中讲道：“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做一个好党员，而不应该做一个不好的党员，做一个有毛病、有错误、思想意识不正确的党员，尤其不应该做一个半途的党员。”“在我们中间，那些埋头苦干的党员，那些艰苦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党员，那些一心一意为了党与人类解放而坚决奋斗的党员，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员，是我们的好党员。”[6]1941年7月1日，新四军在盐城大众剧场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经过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有关老同志回忆：“少奇同志是倡导党内理论学习，重视党的建设的典范。大‘扫荡’以前，亲自在泰山庙向中级以上干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授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使我们这些年青干部都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明确了努力的方向。”[7]
新四军在盐期间召开过3次有影响的重要会议，每次都提出加强党性教育、严肃纪律等内容。1941年5月15日至19日，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在盐城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的纪律性，坚决服从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领导，一切行动听从指挥。1941年6月6日至7日，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在盐城召开。会议指出，重提正规化党军口号，是要求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增强,军队干部的党性不断提高，军队的阶级性及其特质充分保持和发扬正规化强度的继续提高。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单家港小学召开。会上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风运动。这些会议精神的传达与贯彻，使全军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同时，全军各部队都健全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进行了阶级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整顿了政治和军事纪律，加强了连队建设。
由于敌后战争频繁, 新四军各部队被敌人相对隔开在大江南北各单独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部要求各部队积极开展整训，并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保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军部的有关电报中是这样写的：“对部队整训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要求：（一）提高政治教育，尤其阶级教育、优良传统教育。开展反贪污腐化堕落、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的斗争。对教育不改的分子，坚决撤换、概使受训……提高各级干部模范作用。增强干部的党性。师旅级应特别把握干部教育，有计划去进行干部教育，成为整训时重要工作的一环。”[8]
新四军各部队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整训，教育干部战士严守纪律、作风优良。据新四军老战士周仁甫回忆：“不打仗的时候，会上政治课，把战士集中起来，讲革命人生观，讲军民关系，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9] “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与长期的分散行动的环境中，善于利用一切时机，集中部队整训，改造部队新的成份及纠正游击习气与战斗的锻炼相结合，是严密部队组织纪律，达到巩固提高战斗力的方法。所以敌后游击兵团应善于利用敌扫荡与反扫荡之间隙时机，利用天时、地利集中部队轮流整训，实为长期坚持斗争必要的一着。”[10]
2、依托组织体系，利用整风运动等开展廉政教育。
新四军成立之初，国民党不允许部队设立政治委员，部队都没有政委，只有政治部主任。但是军部对政治工作尤其是干部教育非常重视。新四军的宣传教育工作，最初是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管的。1938年6月17至19日，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安徽省南陵县土塘村召开。副军长项英等出席会议，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会议总结。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朱镜我出任政治部宣教部长，统管全军的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为了总结干部和战士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改进教育内容和方法，在对全军部队教育的现状以及对内对外宣传工作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军政治部于1939年12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朱镜我作了工作报告，袁国平作了总结，项英到会讲了话。会议确定，加强军队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发挥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情绪，提高军事、政治文化水平，保证战斗任务完成。深入进行政治教育，以阶级教育为基础，特别重视民族教育等事项。[11]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成立之初，特别将当时四个支队所属的八个团，分别以“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当中的一个字命名，作为对外代号。即一团为“保团”，二团为“持团”，以此类推，时刻提醒干部战士不忘传统、永葆本色。
华中局成立后，刘少奇提出巩固华中工作的几个重要方面：加强军队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人力财力物力加上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胜利。”[12]部队各级党组织也积极开展党员学习活动，利用自学、漫谈、讨论等形式强化学习效果，提高理论修养，深化思想认识。军部还推广了第3师开展的创造模范连党支部活动，强调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为此，严格了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增强党性的教育。
据原任新四军第一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大队长的束颖回忆：当时条件艰苦，但大家并没有放松思想教育。那时候晚上也开卧谈会。睡前5分钟，大家会躺在秸秆或稻草的地铺上，进行表扬、批评，或者谈心。卧谈会也叫睡前5分钟生活会，大家都很单纯，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团长、队长有什么错都敢讲，领导也没架子，有不对的地方就自我检讨。[13]
除通过组织开展日常学习、教育外，新四军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于1942年4月下旬开始整风运动，大致分两个层次，一是以团以上干部为重点，主要是通过学习中共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22个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思想路线，改进作风，增强党内外团结。二是对营以下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主要进行政治形势教育，联系部队思想实际，开展反对不良倾向斗争，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斗志和遵纪守法观念。在整风中，各部队注重结合实际，通过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切实从思想源头解决贪污腐化等突出问题。比如：第2师针对一些干部贪污腐化现象，在淮南新铺召开干部会议，从检查财政经济入手，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腐化堕落，使少数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受到了震动，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有错误的干部。在广大战士中也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大讨论，使大家受到了生动实际的教育。
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给新四军部队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各方面的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增强了党性，提高了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思想上，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作风上，扫除了歪风邪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组织上，全面考查了干部，纯洁和巩固了干部队伍。[14]
3、依托教导团、党校、抗大等开展廉政教育。
新四军自建立以来，始终注重提高干部教育的专业化程度，积极建立各类专门的干部教育机构，保证教育的效果。1938年1月，军部移至南昌后，即决定办教导队。1938年2月,新四军教导队正式开学,按照抗大的办学模式,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和管理。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教导队扩建为教导总队。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部署和开展教学等相关活动。对学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学员树立为人类解放奋斗终身的信念。教育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党的政策、形势和任务、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 [15]
新军部成立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党校、抗大的建设，并以此为载体加强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教育等。1941年4月下旬华中局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党员的党性教育要求。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1941年5月，华中党校正式开办，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基地，校址最初设在盐城登瀛桥河南西边的一个大仓库里。党校主要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三门课。
抗大第5分校系由苏北抗校及江北干校自1940年在盐城合编而成。第5分校由军部直接领导。从1941年1月至1942年初，抗大第5分校就举办了两期，训练学员3004人。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时事政策、民运工作等。1942年12月，以抗大第5分校为基础，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华中总分校，陈毅兼校长。同时，在第3师组建了新的抗大第5分校。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第2师的抗大第8分校，第1师的抗大第9分校，第5师的抗大第10分校，加上第4师的抗大第4分校，至1942年5月，共有1个总分校，5个分校。各部队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开办了教导队、训练班。抗大总分校负责训练团营干部，各师分校负责训练连排干部，旅、团教导队、训练班负责训练班排干部，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建立了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有效地提高了各级干部的军政素质。军部成立后，全军的各旅、团级负责人，其中半数以上都经过了抗大的培训。
4、通过报刊、文艺演出等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政宣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积极创办报纸、刊物，建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阵地，以此为载体深入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政宣传。
从1938 年4月进驻安徽后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创办的报刊主要有:《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拂晓报》、《抗敌报(江北版)》、《战士报》、《火线报》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抗敌报》恢复出刊，并创办了《敌国汇报》、《军事建设》刊物等。 新四军新改编的7 个师及所属各旅基本上也都办有报纸。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出版了《江淮日报》、《江淮》杂志、《真理》、《新华报》、《苏中报》、《群众报》、《江潮报》、《盐阜报》、《盐阜大众》报、《拂晓报》、《团结报》、《七七报》、《老百姓》报 、《苏南报》、《大江报》、《新浙东报》等。
新四军利用所创办的报刊对广大指战员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情操、革命精神、优良作风教育以及纪律教育等。刊登刘少奇等领导的讲话、文章，供干部战士学习，并对有关廉政事件进行报道，表扬先进、鞭策后进，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比如：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创刊号，全文刊登了刘少奇《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文章。刘少奇在《江淮日报》、《真理》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重要讲演和文章，现在已搜集到的就有23篇。[16]《滨海报》（原东台县委机关报）头版上刊登过题为《董乡长斥妻受贿，将赂款千元交公》的新闻。这篇新闻讲述了当时南团乡董乡长之妻暗中收取一富户法币一千元的贿赂，帮其免于处罚的事情。董乡长得知后，痛斥其妻一顿，将该笔款项送交区署，并严加法办该富户。[17]
新四军还积极利用多种文艺形式进行廉政宣传和廉政教育。新四军初建时，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用进步的文化工作为部队服务,为抗日服务。重建军部后，刘少奇和陈毅也非常重视文化工作。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苏北文化协会以及鲁艺实验剧团、抗大文工团、军师鲁工团、八旅文工队等专业文艺团体。各文艺力量运用话剧、演唱、墙头诗、木刻以及淮剧多种艺术形式，在新四军与各根据地内既从事抗日宣传,又创作出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在活跃军民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着力提高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
在各类廉政宣传文艺作品中，甚至是各类宣传文艺作品中，阿英创作的多幕剧《李闯王》影响较大。该剧根据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目的在于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像李自成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以此为体裁的还有夏征农的《甲申记》、李一氓的《九宫山》、马少波的《闯王进京》等优秀作品。与其他几部相比，《李闯王》内容更丰富，主题更鲜明，艺术成就更高，演出地域更广，演出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八旅文工队于1945年5月6日，在阜宁县的益林镇郊外广场上，首场演出《李闯王》，地方和军队首长，参加阜宁战役的营以上干部，还有机关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共两千余人观看了演出。许多观众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自带小凳，还有的干脆站在大凳上，爬到草堆上、房顶上、蹲在树头上。演出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两点半结束，大家全神贯注看演出。没有一个中途退场的。演出第二天，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写信给阿英祝贺演出成功，要求文工队到各地巡回演出。于是八旅文工队先后去盐阜党校、盐阜地委和行署机关、三师部队演出了30多场，还到苏中地区为一师部队演出。[18]《中国话剧通史》一书这样评价《李闯王》：“将‘传记’与‘传奇’相结合，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一部在艺术上精雕细刻的优秀历史剧，又有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19]
三、新四军廉政教育的现实借鉴意义
1、领导重视、率先垂范，是廉政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前提。
新四军领导都很重视干部教育，特别是干部的廉政教育。刘少奇除在有关会议上提要求，还经常在华中局党校去为学员讲课。这期间，他写过多篇文章。比如：《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的阶级性》、《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等。为了讲好这些课，除了听取党校领导汇报情况外，他还亲自到学员中去调查，有时甚至连续一个多月住在党校，非常认真地进行备课。因此，他讲的课，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针对性，深受学员的欢迎。这些报告不仅大大提高了华中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而且也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党建学说的理论宝库。
陈毅非常重视抗大5分校的教育工作 ,不仅亲自兼任该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而且经常为学员讲授课程。他讲的课既生动形象、幽默诙谐，又含义深刻、令人信服。
黄克诚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多次指出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党的教育，是巩固党的中心问题。”“提高干部最中心问题，是教育问题。”“要提高指战员政治觉悟，没有系统的教育工作是不可能的。”[20]新四军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历任军部领导及各级将领不仅教育党员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公正无私、清正廉洁的形象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使得新四军的廉政教育更有说服力。
叶挺军长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体恤部属、爱兵如子，被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军长”。皖南事变后，他拒绝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浩然正气和革命气节，为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树立了精神的丰碑。刘少奇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锻造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党性强、修养高、淡物欲、求奉献。陈毅严于律己，疾恶如仇，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从不侵犯群众利益。刘少奇和陈毅都在盐阜地区留下了许多亲民廉洁的故事。
三师师长黄克诚一生不仅以刚直正派、敢说真话而令人钦敬，而且在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廉洁自律方面也深为世人称道，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五师师长李先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深受全军将士的尊敬和爱戴。在第五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他带头自我检查，并特别叮嘱他身边的干部，要带头作好表率。‘贪污腐化就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他经常与党员、干部谈话时的口头禅。”[21]
2、组织健全、严格制度，是廉政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
新四军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仍然能够始终坚持开展廉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并作了制度化要求。新四军组建以后 ,把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在党和军队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新四军的口号是:以政治为骨干 ,以文化为基础 ,以教育为辅导。规定各级干部每天至少阅读两小时 ,每星期有学习讨论会 ,学习的成绩作为考核工作成绩的一部分;规定全体战士每天上课两小时，一小时为政治课 ,一小时为识字课。[22]据新四军老战士蒋云海回忆，他们那个时候，一到部队就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思想教育是十分严格的。[23]据束颖回忆，部队还有健全的政治教育制度。当时，每次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自由主义》等课程，服务团都会组织大家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谈认识、谈感受。[24]
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中提出了教育和培训干部的原则。他提出在新四军中建立教委，“以增强业务教育、文化教育作为建军干部教育的中心”。1942年8月，陈毅在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上作了《对抗大工作的建议》中提出了，要彻底转变教育方针、要具体规定教育内容、要创造优良的革命校风、要健全学校工作关系、要正确鉴定教员学员、要实行精简政策等要求。
华中各根据地的教育也逐步制度化。比如：从1941年起，安徽各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逐步正规化、制度化。根据对象不同，学习要求和学习内容有所区别。学习时间每天2小时，多定在早饭前，称为“晨读”。为保证学习效果，各地还制定辅导制度和检查制度。辅导方式有上大课（报告）和小组讨论两种。检查学习的方式有抽查学习笔记和不定期举行测验等。整风运动后，干部按级别和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和普通四组。分别规定内容进行自学或小组学习，并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和汇报制度。[25]
3、重视人才、尊重知识，是廉政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
新四军军部集中了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专家和文化名人 ,他们担任了军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从事着新四军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抗日军政大学、党校、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教导队等也汇集了大量科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 ,使新四军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都比较高。在全军上下一起努力下 ,新四军成了“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也为新四军廉政教育的有效开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华中抗日根据地内,也曾吸引和聚集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教授、专家学者 ,如邹韬奋、钱俊瑞、范长江、阿英、李一氓、夏征农、朱克靖、彭康、冯定、刘季平、王阑西、彭柏山、黄源、楼适夷、戴百韬、丘东平、何士德、贺禄汀、李亚农、吕蒙、许晴、刘保罗、吴强、赖少其、李增援等人，他们深入群众 ,深入一线 ,创造出形式绚丽多姿、内容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化。
这一切都源于新四军对人才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新四军不仅严格执行我党知识分子政策 ,还想方设法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 ,知识分子的津贴高于军部其他人员。重建新四军军部后 ,为了使专家学者、艺术家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特地在军部附近阜宁卖饭曹设立了“文化村 ”。不仅如此，还大量使用知识分子。《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关于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致各师电》中明确要求：各政治机关须即审查一次知识分子的军政干部，对于有能力、有特长、思想正确，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工作时间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即大胆提拔，各部并须将办理情形具报。[26]正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新四军宣教人才济济，也才能够创造出许多艺术含量高，并为干部战士、人民群众所喜欢的宣教作品，有效保证了新四军廉政教育的效果。
注释：
[1]陈毅.陈毅在盐城[M].解放军出版社,2001:162.
[2]陈毅.陈毅在盐城[M].解放军出版社,2001:285-286.
[3]黄克诚.黄克诚军事文选[M].解放军出版社,2002:264.
[4]张云逸.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394.
[5]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1:225.
[6]刘少奇.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10.
[7]周一萍. 盐城革命史料[M].中共盐城市郊区委党史办公室,1986:109.
[8]陈毅,等.陈毅在盐城[M].解放军出版社,2001:108.
[9]陈婷,等.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行之响水篇[N].盐城晚报2012-8-10.
[10]一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204.
[11]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144-145.
[12]刘崇文,等.刘少奇传记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85.
[13]陈婷,等.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行之南京篇[N].盐城晚报,2012-8-19.
[14]钟期光,等，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M].江苏省人民出版社,622-625.
[15]吴海萍.从新四军教导总队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干部教育[EB/OL].(2010-11-18).http://www.ahage.net/lunwen/18338.html.
[16]舒燕.刘少奇在盐城[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359.
[17]问泽详,等.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行之大丰篇[N].盐城晚报,2012-8-8.
[18]曹晋杰.新四军廉政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上)[C].盐城市纪委，2012：82.
[19]陈虹.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戏剧运动评述[J].上海戏剧,2002(10):32.
[20]黄克诚.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154,159.
[21]何立波.李先念廉洁奉公二三事[J].党史文汇,2010(5):25.
[22]朱强娣.新四军文化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J].安徽史学,2003(5):110.
[23]姚梦,等.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之盐都篇[N].盐城晚报,2012-8-6.
[24]同[13].
[25]姚尚右.抗战时期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干部教育述论[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47.
[26]陈毅,等,陈毅在盐城[M].解放军出版社,20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