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首长崇文务实的作风是丰富活跃新四军文化的重要因素

沈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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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姑苏城中草桥弄一幢公寓，重访了18岁就跟随着父亲阿英秘密从沦陷了的上海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钱璎大姐。回忆那段如歌岁月的年代，已是90高龄的钱大姐，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一家原本在上海，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的稿费收入，由于那时的稿费比较高，所以生活还是可以的。但是，当时上海现实状况，却有违于我们抗日救国的理想和抱负，精神上感到重重压抑。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我们全家五人都穿上了新四军军装，皮鞋换上了布鞋，腿上打起了绑带，父亲还发到了一枝小手枪。那时，我们一切都改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变了。”钱大姐还激动回忆了那时国统区的许多文化人，其中不乏大牌名人，一个个满怀着抗日救国的豪情，从各地陆续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情景，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真是丰富活跃！”钱大姐的一番回忆，使我不禁联想了为什么当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有这么大的魅力，吸引了这么多的文化人云集到那里？而这些文化人，又为什么会拥有这样高的热情，以他们不辞辛劳的工作精神，尽自己所能，丰富活跃苏北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文化，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克服艰难困苦，战胜日顽强敌中，作出贡献？笔者就上述的议题，经过对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文学史家和藏书家阿英在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根据地一段史料的多年研究，感悟到除了文化人对国统区的不满和抗争，追求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外，这同新四军首长的崇文务实的作风，是有着不无重要的关系的。
    首先，引进招来各类人才
    阿英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接触的新四军首长有叶飞、陈毅、张爱萍、黄克诚四位。这几位首长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都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叶飞为中学生，参加革命后曾任过宣传部长；张爱萍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马背诗人”的雅称；黄克诚是湖南衡阳的师范生；至于陈毅，更是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被称为“一代儒将”、“元帅诗人”）。在他们担负了抗日救国的重任后，一方面面对的是新四军基层战士绝大多数为穷苦之家儿女，很少有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重视新四军的文化建设，而现实状况是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各类文化人才大为缺乏，就是有也只是凤毛麟角，远远不够。在他们看来，要丰富活跃新四军文化，必须要有一批涉及多个门类（当然是越多越全越好）学有专长的著名文化人才，而且非常紧迫。当然，自己培养是一个途径，可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得出来的。那么，人才从哪里来呢？目标自然是国民党统治区那里。于是，他们通过秘密的关系和特殊的渠道，组织和动员著名文化人到苏北抗日根据地来，直接参加和实践新四军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来。而当时坚持抗日救国的新四军，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确实令国统区文化人所向往，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原因是国民党不但消极抗日，而且还压制和打击抗日救国的文化人。于是，文化人慕名向往着苏北抗日根据地。但是，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一是要秘密，二是须谨慎，三是有风险。所以，新四军首长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有的就亲自作出具体安排。他们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四围的大中城市，主要是上海市，物色了一批著名的文化人，通过特殊而秘密的渠道，先后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阿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上海一夜之间被日军所占领，成为“孤岛”的情势下，地下党派人找到他，传达了要其迅速撤离上海的指示。当他知道撤离的去向是苏北抗日根据地时，为到那里参加新四军、直接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而激动了多时。他的一家，最大的18岁的女儿钱璎到还末成年的12岁的钱厚祥，一个个都显得兴高采烈，无不表示要跟着父亲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据阿英自己撰文中说：“在到了新四军军部后才了解到，我从上海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这也是陈毅的主意。”他还说：“我们一家能够安全抵达军部，全赖华中局和陈毅同志的多方关照。”中国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朱文泉《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载2012年第8期《铁军》杂志）文章中指出：“新四军暨要抗日，又要反顽，却做到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蓬勃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集聚了一大批人才是关键性的。新四军战斗在华中地区，这一地区大中城市多，文化底蕴厚，人灵地杰，人才辈出，有工程技术人员叶进明、吴运铎等，有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等，有作家阿英、范长江、朱镜我、夏征农、聂紺弩等有医学专家沈其震、崔义田、宫乃泉、戴济民等，有音乐家贺绿汀、任光、何士德、孟波、章枚等，有美术家吕蒙、许幸之、赖少其、沈柔坚等，还有历史学家吕振羽、哲学家冯定等，他们都为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相知相识广交朋友
    新四军叶飞、陈毅等首长，对文化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以陈毅为例，他在与文化人接触中，没有那种难以接近的首长架势，使文化人自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初见时的那种戒备心里也就烟消云散了。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人，看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看到了官兵和军民团结的新气象，由此增强了抗战救国必胜的信心。从中，也使他们感到自己所选择的这条路是对了，纷纷表示要尽上自己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华，为丰富活跃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文化作出贡献。
    阿英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和他的儿女辗转来到苏中三分区新四军一师一旅的所在地后，早就闻听过阿英其名的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叶飞，急切地挽留阿英，要其帮助指导旅的文化工作。而习惯于案头工作的阿英，也是急切地想了解、熟悉和感受部队的战斗气息，所以当即愉快地接受了叶旅长的盛情邀请，来到服务团帮助开展文艺工作。女儿钱璎和长子钱毅则被分配到服务团戏剧组工作，年龄尚小的小惠和厚祥，则去了服务团少先队那里参加活动。
    殊不知这时人在苏北阜宁的陈毅军长，很快得到了阿英已在一师一旅指导文化工作的消息。他随即要叶飞转达其邀请阿英到军部工作的指示。阿英得到这一消息，深切感受到陈毅对自己的厚爱和器重，一家人也就从服务团的所在地泰州地区出发，经过泰兴、如西、南通、东台、兴化、盐城、建阳，抵达阜宁，历时45天，到达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停翅港。
    对于阿英的到来，陈毅犹如遇到了知己一样地高兴。也就从这时开始，只要夜晚有闲暇时间，他就信步来到近在咫尺的阿英住地，或带口信要阿英到他的家里叙谈。每每两人相聚在一起时，他们就海阔天空地闲聊了起来。陈毅纵论国际国内的大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而阿英多数时间是聆听。只是在涉及文学艺术的内容时，他的话语也就多了起来，尽兴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其实，陈毅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史著述，也是津津乐道，侃侃而谈，见解独到的。就这样，陈毅与阿英通过一次次平等交谈和探讨，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大有相识恨晚的感觉。阿英面对陈毅，丝毫没有拘束之感，心情异常高兴。有时夜深人静了，他们依然感到余言未尽，还想继续交谈。每逢此时，阿英也就客随主便，留在陈毅家里用夜餐。通过交往，陈毅知道了阿英有不少藏书，他就不仅一一阅读了阿英在“孤岛”时期所写的一些抗日剧本，而且还借阅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例如川剧剧本等。一次他借阅了宋人小说集、《琵琶记》、《牡丹亭》，在阅后将书送还给阿英时，还特别附信写了他对三本书的一一评价。
1942年12月初，敌人开始了盐阜地区的又一次大扫荡，情势一下又变得紧张了起来。组织上安排阿英到爱国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华成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打“埋伏”。这时，上海的敌伪报纸刊登了“阿英全家遇难”的消息。一直关切着阿英情况的陈毅，从黄克诚处询问了解了阿英一段打“埋伏”的经历后，他在皖东北于5月29日特地给阿英寄来一信。信中写道：“前伪方反宣传，闻之焦虑万分。后电询无恙，复大喜。吾侪乱世男女，生涯虽无定，而侥幸处亦多，可以自愈自贺，兄意如何？弟西移后处境如前，兄有暇不妨来游……”字里行间，体现了对阿英的关切之情。阿英对陈毅百忙之中关心爱护自己深为感动，对陈毅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无比钦佩。阿英和陈毅成了知遇的朋友，而且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常有沟通联系。
    第三，精心营造宽松环境
    对于陆续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最佳环境，小至安家住处，大到平时聚会活动的场所，这是关系到文化人安下心来发挥作用的看似细小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新四军首长陈毅十分关心，可以说是直接或亲自作了安排，文化人无不为此深深感动。
    当年阿英一到军部不久，陈毅为了让阿英有个安静而适宜案头工作的环境，也为了与阿英联系和交谈的方便，他特地关照交待军部有关部门，尽快在军部附近物色一处房子，安排好阿英一家安顿下来。期间，许多著名文化人诸如范长江、贺绿汀、胡考等，陆续来到了苏北新四军军部。陈毅异常看重这些文化人，认为他们是难得的人才，在军队可以大有作为；军队要开展文化工作、活跃文化生活离不开他们。为此，他请有关方面在军部西边约3里处看好了的一个绿树成荫，清雅幽静的叫卖饭曹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文化村，并明确由杨帆当“村长”。自此，在军部的文化人，经常聚集在文化村，研究和探讨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文化工作。陈毅还在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也常常来到这里，与文化人不是纵情交谈，就是一起聚精会神地下围棋。看到陈毅军长亲自为大家建立了文化村，尽管当时的条件还有限，而陈毅还常与大家一起活动，文化村里气氛活跃，文化人的心情舒畅，热情很高。每每这时，各路文化人才一方面轻松愉快地即兴活动，一方面又不忘使命，尽其所能，搞好自己的创作。他们还围绕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这件大事，出谋划策，提出建议。文化村真是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村。
    第四，支持办刊活跃创作
    先后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文化人与日俱增，而且门类比较齐全，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就涉及到怎样为他们提供用武阵地的问题。新四军首长在紧张的战事间隙，亲自部署和作出安排，并身体力行，给文化人很大的鼓舞和促进。
    在与文化人的接触交往中，陈毅听到不少文化人反映，原来的《盐阜报》“新地”文艺版办得很有特色，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青睐。素来有性格爽直、办事利索特点的陈毅，他听到后认为应该给予恢复。于是，在他的催促下，很快复刊了这个文艺版。也是经陈毅的提议，已经停刊了一段时间的《大众知识》，更改为《新知识》也继续出版了。《新知识》作为一本大型的综合杂志，由阿英为主编，钱毅作为助手，担任助理编辑。陈毅对复刊后的《新知识》杂志非常关心，特地发来电文：“《新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
    就在这期间，盐阜区参政会上有人提出建议，拟建立一个以文会友的广泛团结各阶层文化人士的的诗文社。这对于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陈毅来说，他也已考虑了这件事。于是，在这年的11月，陈毅发起正式成立了湖海诗文社。这个社的宗旨，根据陈毅的阐述归纳为：“海内爱国人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罴之勇气，裨益抗敌，裨益建国，良非浅鲜。”据此，阿英起草了6条临时社约。参加这个社的人员有：阿英 、彭康、范长江、王阑西、白桃、薛暮桥、车载及开明耆绅杨芷江、计雨亭等。为表示对湖海诗文社的支持，陈毅于11月20日，特意写了一首长诗《湖海诗社开征引》，作为对艺文社成立的祝贺。后来，在阿英主编的《新知识》刊物上，特地增辟了《湖海诗文选》栏目，又发表了陈毅的《大柳巷春游六绝》等诗词。湖海艺文社在战争年代，作为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人士的组织，在联络团结各界知识分子，鼓舞根据地军民发扬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抗日战争这一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
    陈毅在与文化人接触中，他总是殷切希望和热情鼓励大家深入第一线调查采访，广泛接触工人、农民、指战员，积极努力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文化人去县里采访，只要陈毅知道了，他都要亲自给有关单位出具介绍信，交代支持和配合好文化人士的采访活动。
    令阿英又一个感触颇深的是，陈毅在得到其将要去江淮一带采访的消息后，他有感于江淮一带拥有不少“书香门第”大户，无不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他郑重地对阿英说：“当前正处于战争环境，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古籍图书的保护，使它们不致于散落丧失，甚至落入到敌人的手中。”为此，他建议阿英在沿途开展访书活动时，注意做好这件事。还提出要注意《红楼梦》的古本。阿英是个有心人，经过他一路采访一面访书，喜出望外地得知有一批古书已被我军所接收保管，并妥善移交给了我军所管辖的兴化县。陈毅一得到这个信息，当即指示组织人员，尽快前往兴化，把在兴化的全部图书，特别是善本书，全部完好地运到军部。人员还未出发，他又交代赶快电告兴化当地政府，做好配合将图书运到军部的工作。陈毅看重古籍图书、急切要见到这批古籍图书的心情，真是溢于言表，使人感动。
    第五，学习《讲话》培育新人
    对于文化，对于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在当时情势下需要提供什么样文化，文化人又怎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首长，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文艺必须要为战士和根据地农民服务（即现在所提的为人民服务）。那么，文艺怎样为战士农民服务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拥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问题；只有熟悉了战士农民，有了战士农民的思想感情，才能够反映他们、表演他们。而要有战士农民的思想感情，那就必须通过世界观的改造，树立革命的艺术观。所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1943年夏《讲话》一发表，就认真地组织了传达和学习。通过传达和学习，提高了老少文化人的思想认识，掀起了一个深入生活，培养工农兵思想感情，创作了一批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和繁荣的局面。
    如果说阿英刚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他就从农民的反映中感悟到，只有找准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才能真正发挥戏剧的宣传、鼓舞的作用。在他到了新四军军部时，陈毅对他坦率地对他说：“现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作品中，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的不多，特别是在戏剧方面，更是不夠。为此，我们想集中一批文化人，加强部队的文化工作。希望你在军部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剧本上。同时加强与部队、机关的联系，不断了解情况，以丰富你的创作素材。” 阿英牢牢记着陈毅的这一厚望。在《讲话》传达后，阿英联系了自己走上文坛经历，特别是联系了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后的实践，加深了对《讲话》的理解。他同时感到：像钱璎、钱毅这样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更其有学好《讲话》、实践《讲话》的重要意义。
    就在《讲话》的传达学习期间，正是苏北抗日根据地掀起减租减息的高潮阶段，成立较早的阜宁文工团排演了新淮剧《照减不误》，在广场上演出后，受到观看者包括粟裕、管文蔚等军地首长及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阿英为这幕大受欢迎的新淮剧而高兴，他匆匆找到有关方面，拿来剧本又作了精心推敲和修改加工，使其更加完美和感人。《照减不误》演出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出现了新淮剧风靡苏北抗日根据地局面。不仅县县有剧团，就是村也都有了剧团，农民就是喜欢观看这样的内容和形式的戏剧。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创作了一批形式和内容都有很大变化的为工军兵所喜闻乐见的戏剧节目。
    1944年3月，郭沫若眼见抗战即将迎来胜利，他以历史学家的远见，考虑了胜利后防止骄傲和腐败的问题。于是，他以史为鉴创作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时，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对阿英说：如能将李自成的历史写成一个剧本演出，这对干部、战士进入城市前，将是很好的思想教育的教材。阿英听在历史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凭着自己脑海里积累的资料，一一考证、分析和研究，大约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日以继夜完成了初稿。3月初，剧本由八旅文工队一边排练，一边作修改。为了确保演出效果，阿英白天投入排戏，晚上则抓紧精心修改剧本，有时要整幕推倒重写。还有不少处，则边排练边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经过紧张排练，五幕大型历史剧历史剧《李闯王》于5月6晚上9时，在阜宁益林镇郊外广场搭的土台上，终于成功演出了。戏一直演到了深夜两点结束，观众足有二千余人，他们中有地方和部队的领导，有参加阜宁城战役的营以上干部，有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和当地群众。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观众是从几十里路外赶来的。这天，阿英拿了小板凳，就坐在观众中间，边看边注意听取群众的反映。戏一散场，他顾不上休息，就伏在豆油灯下，连夜修改剧本。针对观众关于演出时间较长的反映，对剧本作了压缩处理。当夜修改好剧本，第二天即将剧本交给文工队，又作了重新排练后，继续演出。三师师长黄克诚在演出的第二天，他就写信给阿英。信中说：“这个戏演给干部看，是会有很好影响的。”
    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首长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尤其重视抓好年轻一代文化人学习《讲话》精神的工作。当年中共盐阜地委宣传部长王阑西（建国后曾担任过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为在《钱毅的书》所作的序中，他写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钱毅一连多少个夜晚，在油灯下，听取阿英同志一段段、一句句地讲解引言、立场、态度、对象、语言等问题，从此，他的思想上确立了终生为工农大众文艺事业服务的决心。”是《讲话》精神的指引激励，经钱毅的努力，终于使他成为一名与工农结合、精通业务的优秀而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1943年4月，苏北抗日根据地创刊了《盐阜大众》，这是一份盐阜地区非常受欢迎的群众性报纸。而这份报纸的第二、第三两个版面，是由才20岁的钱毅负责的。当时报社根据《讲话》精神，提出了要将报纸办得“初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的要求。这对钱毅来说，思想感情上果然还有差距，语言也是一个大问题。面对困难，钱毅没有丝毫畏难。钱毅每天编稿到深夜。到了夏天，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手拿着芭蕉扇，不停地拍打蚊子，一手握着笔，聚精会神地编辑通讯员的来稿。就在紧张的编辑工作之余，钱毅打响了一场学习群众语言的艰巨战斗。根据著名作家、安徽省文联原主席陈登科撰文披露：在游击区很不安定，不时要紧急迁移的情况下，钱毅为了学习群众语言，仍然坚持每到一个新的驻地，总是要找当地农民学习群众语言。他接触并所交的朋友中，有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有头二十岁的小伙子，有的是老大娘，有的是大嫂子，有的是小姑娘，也有的是儿童团的小鬼。他和这些对象拉家常，谈种地，也谈生意，内容非常广泛，谈得非常投机。他从中将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认真地一字一句记到他的日记本上。这样，日积月累，他的群众语言收集到了20000多条，其中编辑出版了经选编的谚语、语汇达几百条。陈登科还介绍，钱毅为了让工农大众都能读得畅、听得懂，在稿件编好后，常常去念给老爷爷、老大娘们听，问他们是否听得懂，不懂的地方，还请教他们如何修改，一直到听懂入耳为止。
    在钱毅在培养尚属半文盲的工农记者陈登科的身上，倾注了精力，其情景也是非常感人的。钱璎说：“钱毅就是这样同广大工农通讯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中，虚心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这样的结果，他的文风变了，知识分子腔也少了，也更接近工农的思想感情了。”
    钱毅从上海刚到苏北抗日根据地时还只是个17岁的青年，经过学习实践《讲话》，不仅思想感情上来了个大变化，而且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46年秋，国民党背信弃义，调动几十万大军，向苏北解放区猛烈进攻。就是在这样的十分艰险的时刻，青年共产党员钱毅，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暨《盐阜日报》社特派记者，于1947年2月初，依然前往淮安县，深入到敌占区采访。那是3月1日的夜间，钱毅随联防队活动后，回到芦受乡蒋舍短暂宿营，谁知被还乡团发现后向淮安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告密，他因来不及突围而落到了敌人的魔掌。一个顽乡团头目问双手已被钱毅：“你是不是新四军？”钱毅大义凛然地回答他：“滚！你没有资格来同我谈话。”接着，敌人诱逼他自首。钱毅厉声高声说：“宁可枪毙，决不自首！”敌人终于要疯狂地施刑了。面对刀枪棍棒，钱毅挺着胸，昂着头，无所畏惧。敌人的橡皮鞭子挥动了，钱毅头没有偏，身子也没有动，依然直挺挺地巍然站立在那里。敌人用尽办法，钱毅坚强不屈。残酷的敌人，突然一齐朝着钱毅举起了棍子。钱毅没有哼一声，也没有叫一声。钱毅人虽躺下去了，但他的双眼还是怒睁着。敌人眼看在钱毅身上一无所获，他们恼羞成怒，灭绝人性地将钱毅的遗体架在涧河岸上，浇上煤油烧成了灰，拋入了涧河里。钱毅牺牲仅虽然只是23岁的青年，但他已为新四军文化，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的新闻事业，作出卓然的成绩。钱毅所以能这样迅速成长而有大有作为，牺牲时又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正如他的钱璎在《忆我的弟弟—钱毅》悼念文章中所写的：“钱毅的一生是短促的一生。但由于他坚定地走上了毛主席所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年轻的生命却发出了耀眼的光辉。”这就是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根据地重视组织学习实践《讲话》精神的收获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