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榜样 永存的丰碑
光辉的榜样 永存的丰碑
——浅议新四军领导廉政风范对阜东开明士绅的政治影响
李功仁 韩立坚
——浅议新四军领导廉政风范对阜东开明士绅的政治影响
李功仁 韩立坚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在抗击敌、伪、顽的艰苦斗争中，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新四军主要领导同志十分注重团结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别是新四军主要领导清正廉洁的风范，在开明士绅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促使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参政议政，慷慨捐献，推动抗战抗灾，带头减租减息，为抗日战争作出许多贡献。新四军领导廉政风范成为人民心中永存的丰碑。
一、以身作则，凭清正廉洁的风范赢得开明士绅的心仪和景仰
恩格斯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能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反共摩擦声浪甚嚣尘上的环境中，之所以能够迅速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在盐阜地区扎下根来，主要就是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自己的行为榜样，使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广大群众认识到新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抗日民主政府是为什么人利益而奋斗的政权。
新四军初到盐阜地区，开明士绅对他们疑虑重重。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1月底，新四军新军部刚成立，陈毅、刘少奇等领导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盐城召开一次盐阜区文化名人和著名士绅座谈会，阜宁县（含今滨海县）庞友兰、杨芷江、田厚斋等人亦在邀请之列，但他们对是否参会犹豫不决。尤其是清末举人、曾任中华民国民政部官员的庞友兰和曾在北洋政府与军队中任职的杨芷江更是疑虑重重。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厌恶官府、军队腐败黑暗辞官回乡的，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四军也不会好到那里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两次写信邀请庞友兰出任阜宁县参议会参议长一职，可庞竟复书辞谢，明言“国共两党如两姑，地方士绅如子妇，两姑之间难为妇”。
现在，接到陈毅、刘少奇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的言词恳切的邀请书，他们权衡再三，决定出席会议，看一看新四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来到盐城后，他们受到陈毅、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忱欢迎。会上，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关于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喝彩鼓掌。看到陈毅、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人和战士们一样，穿着灰色旧军装，脚着布鞋，陈毅军长的膀弯和肩膀上还补着补钉，全军上下虽然穿着简单，但精神却极为饱满，个个斗志昂扬。庞、杨等人和到会绅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到这支清廉的部队与腐败的国民党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午饭后他们特地到厨房和战士们的营地去走了走，想探个明白。从炊事员和战士们口中得知，新四军领导和战士们一样，平时吃的都是杂粮、山芋、南瓜等代食品，根本没有吃小灶、搞特殊化的行为。庞友兰连连说道：“过去国民党报纸上宣传共产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全是骗人的鬼话。我此次真是不虚此行，大开眼界，真是如酒解酲、如梦初醒、如坐春风、如沾雨露”。2月，在阜宁县硕集召开了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庞友兰、杨芷江当选为参议会副参议长，田厚斋当选为参议员。从此，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日大业中去。
新四军领导同志凭自己的清廉风范，促使庞、杨等开明士绅转变的事迹，启示我们：在反腐倡廉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自身的榜样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人民群众更多的是通过各级干部的具体形象认识党、评价党的。干部清正廉洁，就会给党组织增光，反之则必然给党组织抹黑。一些地方反腐倡廉成效不明显，群众信任度低，往往与一些领导干部自身要求不严、形象不佳密切相关。只有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在廉政建设中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显示自己的人格力量，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信服和信任。
二、以文会友，凭坦荡无私的胸怀赢得开明士绅的理解和共鸣
为了加强与开明士绅的交流对话，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开明士绅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特点，充分利用湖海文艺社这一阵地，多次与开明士绅诗词唱和，在抒发为国为民豪情壮志中，表达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胸怀，晓以抗日民族大义，增进彼此共识，进一步融洽情感。1942年6月21日，《盐阜报》发表了陈毅《寄阜东庞、杨两先生七律二首》，其中一首曰：
杖国精神日日新，诗怀坦荡笑语频；
思医国病求团结，先固邦基救众民。
敢以直言参议席，每于吾党寄同情。
莫谓疏狂疑此老，丰姿再现海安身。
陈毅在诗中陈述了“医国病”、“救众民”的宗旨，高度评价了庞、杨“敢以直言参议席，每于吾党寄同情”的懿言嘉行，表达了对他们的殷切希望。诗作对盐阜区的文化名人、著名士绅影响很大，特别是对自以为才高八斗的杨芷江、庞友兰等人触动更大，他们先后步陈毅《梅岭三章》韵和诗三首。杨芷江在诗中表示：“匈奴未灭敢言家，报国丹忱宁有涯；留取一腔新热血，与君共溉自由花。”庞友兰则赞扬新四军：“岳王明训同牢记，不怕死兼不要钱。”决心与新四军共赴国难，“同心反扫三山敌，万国齐瞻并蒂花。”
诗作酬唱，使庞、杨等开明士绅充分了解共产党的胸襟，产生了无限的敬意，逐步从诗友增进为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挚友。1943年春，在日伪军大“扫荡”中，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派人将师部的钞票、银元、金条等军饷运到海边杨庄，交杨芷江保管，杨即着人妥为埋藏，“扫荡”结束后，杨又如数将军饷交还给新四军。不仅如此，他还毅然接受我党委托，将邹韬奋、鲁芒、贺绿汀等20多位随军干部和文艺界名人留在家中打埋伏，冒着生命危险，与敌周旋。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在《盐阜区反“扫荡”》一文中说道：“地主士绅在对敌扫荡中表现亦很好，与我们帮助极多，保护干部、保存资料、埋伏同志，能同生死共患难”。
三、以民为本，凭造福苍生的业绩赢得开明士绅的拥戴和支持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新四军在盐阜区对敌斗争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一手开展武装斗争，一手推进经济建设，努力解决民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难事、大事，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阜东是一座临海县份，历史上多次蒙受惨重的海难损失。1939年农历7月16日发生大海啸，沿海地区上万亩农田被淹没，40多个村庄被吞没，三千多人死于海啸。开明士绅杨芷江、张景繁、王翰先、张慧卿、汪继光呼吁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修筑海堤，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才下拨20万元经费修筑海堤，可几经克扣，经办人员从中得利，最后仅剩11万元，修了一道根本挡不住海潮的小海堤，次年大汛，沿海百姓仍然遭受严重的海难损失，人们讥讽这道不中用的海堤为“韩小堤”。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参议会，在刘少奇、黄克诚等新四军领导的支持下，一致通过了副参议长杨芷江和参议员田厚斋等人关于修筑海堤的提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发行公债方式，筹集60余万元，开明士绅也纷纷捐款，实行以工代赈，动员1万余民工筑堤。大堤堵口时，黄克诚下令八旅二十三团官兵赶赴现场，与工程管理人员、民工一起跳入水中，形成人墙，挡住潮水，保证大堤合龙。筑堤期间，黄克诚、张爱萍、曹荻秋等领导经常到工地视察并与民工一齐参加劳动。5月，当海堤施工进入紧张时刻，汪伪和日军出动飞机在工地上空盘旋干扰，土匪武装也袭击骚扰工地，暗杀我施工人员，制造白色恐怖。各阶层人士及万余民工在县长宋乃德、区长陈振东、参议员田厚斋等人的指挥下，意志坚定，毫不动摇，团结奋战。经过84天苦战，终于筑成了长96华里、高2.2丈的捍海长堤。当年8月23日，比1939年海潮水位还高6寸的海啸潮水袭来时，新海堤巍然不动，沿海百姓一片欢腾。前有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虽筑堤而不能御灾；现有共产党清正廉洁不计生死，前赴后继，解民倒悬。两相比较，更使人们认清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抗日民主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百姓一致要求将新海堤命名为“黄公堤”，后经黄克诚竭力辞谢，遂改为“宋公堤”（纪念县长宋乃德）。杨芷江更是激动不已，亲自撰写了《宋公纪功碑》碑文，歌颂共产党人一心为民造福的丰功伟绩，文中写道：“感公之德，颂公之功，公议勒石，以垂久远。”杨芷江撰文犹嫌不足，继而又赋诗抒怀道，“况且廉复明，高风不可跻”，“范公已往宋公继，拜罢先贤拜后贤”。宋公堤经历历届政府组织加固，现已成为鱼鳞石护坡的捍海长城，成为沿海人民不可动摇的生命线，更加蔚为壮观。但愿我们的廉政建设也能在当年新四军廉政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民生政治的推进，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切地看到各级政府情为民所系、利为民做谋、权为民所用，使廉政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防腐长城。
四、依法治政，凭公正严明的法纪赢得开明士绅的钦佩和信赖
虽然当时处于战争时期，腐败现象很少发生，但新四军的领导同志见微知著，对廉政建设仍然极为重视。他们懂得，保持新生政权和新四军清正廉洁的健康风气，不仅要靠领导率先垂范，还要靠严格的法纪加以规范和约束。新军部成立以后，他们在颁布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实施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廉政建设内容。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制定了《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其中第七条规定：贪污额超出500元以上者处死刑，不足500元的将根据贪污财物多少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或劳役，而对克扣军饷和倒卖军火者一律处以死刑。这些法规不仅量刑标准非常严厉，在执行上更是一丝不苟。发生在1943年阜东县八滩区的一件死刑案件，令人惊心动魄。八滩区区委副书记王庄霄，是一名在“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的女战士，当年只有20岁。当时正值日伪军对我盐阜区发动残酷的大扫荡，大作家鲁芒、艺术家贺绿汀及“七君子”邹韬奋等文化名人不便随新四军主力部队行动，被安排在海边开明士绅杨芷江家“打埋伏”。事后，鲁芒一行来到了八滩区，受到王庄霄的热情接待。谁知，这位昔日校友、情感甚深的王庄霄和英俊潇洒、多才多艺的鲁芒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由于在八滩多呆了几日，一行人吃掉了百十斤公粮。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连声说：这是多吃多占行为，有损于我们党、我们新四军形象，在群众中影响不好，必须严惩！当时很多人为之求情，王庄霄才保住了性命，被关了几天禁闭，停职反省写检查后，重新回归新四军三师主力部队。建国后，王庄霄担任上海市司法厅副厅长。1984年，她到北京参加全国纪检政法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已是80高龄的新四军老将军黄克诚，黄老记忆犹新，意味深长地说：“小鬼啊，你不记恨我吗！当年我对您们确实是太严了。吃了百十斤公粮就要处理你，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况且又不是你一个人把粮食吃掉的。要不是阿根（指邢子陶，建国后曾任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讲情，你真的好险成了我枪下小鬼了，真是对不起啊。”又继续说道：“当时，对我们党的干部和新四军战士的要求是高的，必须以身作则，必须带头遵守纪律，不能搞特权自私。……否则，我们在群众中站不住脚，人民是不会相信和拥护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的！”新四军一反“官官相护”的官府旧习，在反腐败上言出法随，不惜痛斩“马谡”，使社会各界深深震撼。杨芷江曾经感慨地说：“将来中国的天下，一定是他们（新四军）的！”
应该说，现在廉政建设的法规，比起新四军时期不知完备多少倍了，但在治理的效果上，却不尽如人意。这里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执法不严无疑是很关键的一条。我们应该从当年新四军的法治建设和领导人执法如山的精神上得到启发，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继承铁军廉政传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作者单位：滨海县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