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官员品行不端需多措并举
治理官员品行不端需多措并举
董振华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他认为做官要“修身正己，正己正人”，这样才能以德齐家、以德治国。官德彰，则风清气正；官德失，则腐败滋生；官德正，则民心安；官德毁，则民心失。共产党正面临执政的考验，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因此，要想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就必须有效治理个别官员品行不端的问题。
第一，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品德修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着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和商品经济意识的泛化，一些人往往会在价值观上发生偏差，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栽跟头、出问题、犯错误，这与他们放松乃至放弃思想品德修养有直接关系。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品德修炼，才能抵挡得住各种诱惑，经得起各种考验。要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只有如此，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才会扎下根，对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就能分辨得清，运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就会提高，就会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
第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筑起党风廉政的文化长城。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防腐保廉制度，但总是感到这些制度的功能发挥不够理想，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廉政文化的精神支撑力不够强，制度的文化和精神没有深入人心。国际反腐败理论的研究表明，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固然与制度的缺失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的模糊认识。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上说，有的人对腐败抱有认同感，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自己手中有权，也会那样做。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和文化，或者说是腐败的文化在左右着人们的判断，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在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因此，再完善的制度，离开了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离开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文化氛围，也是难以从根本上树立官员的高尚道德品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寓官德教育于人们喜闻乐见的书刊、影视、专题研讨之中，用优秀的官德教育去占领文化阵地，抵制落后腐朽文化侵袭和不良影响。
第三，建立系统的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我们已经建立的一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道德规范体系，比如要求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禁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如规定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就是为了防止权力进入市场。中央纪委先后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近30个“不准”，五条法规和相应补充规定以及制定的廉洁从政准则、廉政责任制等都具有一定约束力，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新情况新现象不断产生，还应尽快建立健全适应新形势的官德规范体系。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是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形成的包含着原则、规范、范畴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道德准则，廉洁奉公、勤政高效、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联系群众、作风民主等是领导干部道德的基本规范，忠诚、公平、正义、廉洁、爱民是领导干部道德的基本范畴。
第四，完善领导干部道德评价机制。建立领导干部道德评价机制的关键是建立道德奖惩机制，形成一套测评领导干部道德的有效机制，使领导干部的道德能够被量化，然后把这种量化了的道德与领导干部最为关心的事情如升迁、收入等挂起钩来。其一，拓展评价主体，注重群众公认，重点解决"谁来考"的问题，针对以往干部考核评价主体单一、群众参与不够、考核面较窄、信息量小等问题，根据考核对象的工作特点，尽可能让社会各个层面参与干部考评，让与被考核者工作、生活、交往关联度较高的上级、同级、下级以及基层群众和服务对象都参与到评价主体中来。其二，科学设置内容，注重工作实绩，重点解决 “考什么” 的问题，整合评价内容，细化评价指标，突出工作实绩，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其三，综合运用评价结果，解决道德良莠的干部“如何褒贬”的问题，为把道德评价结果与干部的奖惩、升迁、降免等紧密联系起来，做到褒有章、贬有据，促使干部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行为习惯，合理地运用道德评价结果。
第五，健全正确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官德建设必须按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使用人才，把“德”放在首位，严防道德败坏者混进领导干部队伍。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古已有之。宋代司马光认为，德与才属于不同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由于人们所具备的德、才条件不同，因而有圣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分。因此，用人之法，若不得圣人，就选取君子；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由此可知德之重要。我们党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立德为先的原则育人、选人、用人、管人，做到廉者上、贪者下、优者进，使干部队伍保持纯洁性和战斗力。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干部选拔，防止个人好恶，防止任人唯亲、任人唯友。
第六，进行官德建设，还要强化领导干部的道德监督机制。从这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因此，应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除了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之外，还要调动新闻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这就需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而政务的公开透明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在政府的决策、行为不受审查、不可争论、不向社会公开的情况下，“暗箱操作”所导致的腐败的危险、公共资源被滥用的可能性就较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着诸多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制约着政务的公开透明。例如，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意识，构成政务公开透明的观念障碍；由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工作量，更是将政府的工作放在公开的环境下接受社会的监督；有的政府部门还存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现象，政务公开透明，难免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务公开透明无疑是塑造廉洁从政氛围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七，建立健全制约权力的法规。通常的社会道德规范，其约束力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们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自觉、良知和责任感来维系的，并通过人们的内心自律来得以实现。它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官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具有管理职责道德和权力道德的双重道德特征，维系和实现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官员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对他们要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可增值性和可交换性，可以给拥有者带来极大的利益，这就使得权力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和腐蚀性。因此，对于官员的道德建设除了软约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硬约束，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体系。离开科学严谨的体制和机制，离开人们对制度的尊重和遵守，官员道德建设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总之，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作用。（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摘自《反腐败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