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权力为恶还要引导权力向善
抑制权力为恶还要引导权力向善
李杏
李杏
8月2日，武汉检方对外披露，蔡甸区城投公司资产经营部负责人曾庆高，收受4500元“好处费”，纵容属下私自变卖国有资产，造成202万元国有资产损失。曾庆高因犯玩忽职守罪被蔡甸区法院一审判刑两年。
起初，曾庆高发现了属下谢喆的违法行为，谢喆登门送上5000元“红包”，曾庆高当场退还500元，收下4500元。尽管曾一再强调自己曾多次口头奉劝谢不能这样做，但并未严肃制止，反而纵容其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巨额国有资产的损失。
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的起刑金额是5000元。由此看来，曾面对红包退500元、收4500元，显然熟谙受贿罪的判罚，可以说是拿捏精准。若不是曾的“不作为”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犯了玩忽职守罪，因而被判刑，他收受红包的行为，因没有达到受贿罪起刑点，会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其实很难说。
这提醒我们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可能大量存在着并未造成重大直接损失的“不作为”，像曾这样拿捏精准以规避责任的官员也大有人在。
在谈到官员贪污堕落等行为不断发生时，有一种观点将之归因于法律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或不具体。反观刑法对受贿罪的起刑金额规定，其实已经相当具体和明确了，很难说它不完善、不健全；退一步说，即使法律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也无法完全阻止有人去钻空子。
官员掌握权力，权力被认为是“必要的恶”，很多法律制度设计，确立行为底线，是为了抑制权力之恶的膨胀和下坠，不要让权力变得更坏。权力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仅仅制止权力趋恶是不够的，还要能够引导权力向善。
依靠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往往只能起到限制行为向负方向蔓延的作用，而很难形成引导官员尽善求上的有效动力机制，达到指向正方向的效果。拿曾庆高的事情来说，他收下4500元，未触犯刑法规定的底线，因而没有比收下5000元更坏，但即便如此，这种行为难道可以称善，是一个官员可以去做的吗？
如果没有一种力量促使官员倾向于积极面，他们就会更多去考虑怎样不会被追究责任，只要自己没踩到法律的界限，那么是非曲直、公道人心就不必在意，大可以消极以对，一直拿捏规避下去。即使心中尚存“这种事搞不得”的念头，也未必能够坚持下去。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司空见惯，恶行难惩，同样可视为权力的败坏。
既要抑制权力作恶，更要引导权力向善，法律之外，人民的监督是更为根本和关键的力量。人民的外部监督有效并且强大，官员在决定其行为时就不会有那么多选择余地。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