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进“塔西佗陷阱”的民国要人

                                                           洛阳大头兵供图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云：“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同样都会得罪人民。”通俗地讲，就是当公权力丧失公众信任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就是著名的政治学定律“塔西佗陷阱”。

一

民国强人孔祥熙掉进“塔西佗陷阱”，是由一则不实报道开始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突袭香港，这使滞留香港的大批国内军政要人、名人学者面临着生命危险，中国社会各界为之揪心不已。

得知日军突袭香港的消息后，重庆国民政府立即指示中国航空公司加派航班，抢运身陷香港的国家精英。《大公报》社长胡霖亦在抢救名单之列，然而该报接机人员久候机场却未能迎来其社长，反而在12月10日目睹自港抵渝的最后一班飞机上下来几条洋狗与大批箱笼，前来接机的孔二小姐逗弄洋狗甚欢。

《新民报》在未加调查之下，即于次日以《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条》的简略报道，曲笔讥讽孔祥熙家族用众人逃难的飞机装运箱笼、“老妈”（女佣）与洋狗。而《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更突破新闻检查的“删扣”，违检发表社评，指责孔家在“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的时候如此“不识大体”。由于矛头直击孔氏家族，顺应了当时社会上对孔家不端行为的不满情绪，故王芸生文章见报后在社会上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引来对孔氏的一片讨伐之声。

同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社评，并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孔氏运送“洋狗”的报道更加突出。至此，社会对孔祥熙的抨击进一步发酵，各界愤怒情绪不断积蓄。

面对“飞机洋狗”报道引发的强烈社会不满，国民政府极为重视，蒋介石责成交通部调查。经证实，当时飞机上有23人，都是在港九轰炸之际匆忙逃离香港的，没有人携带大批行李。而其时香港交通阻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需抢救人员，因此飞机尚有空余座位，故有航空公司内部人员搭机，并尽量装载中央银行已运到机场的公物，“决无私人携带大宗箱笼老妈之事”，至于四条“洋狗”，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孔二小姐一向爱狗，前来接机时逗弄洋狗纯属自然，不想被人看见误会，致成“飞机洋狗”的不实报道。1941年12月29日，交通部长张嘉璈致信《大公报》，说明了调查结果。《大公报》鉴于事实确凿，予以接受，随即把此信登载于12月30日的报末。转年1月22日，王芸生在社评中专门提及此事，进行澄清。

但是，政府的调查无人相信，王芸生的澄清亦被质疑为出尔反尔，与政府妥协。反孔事态进一步升级，从舆论指责扩大为学生运动。1942年1月，西南联大民主墙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西南联大吴晗教授在一年级《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他的话，进一步引发学生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孔氏的愤怒，犹如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1月6日午后，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和一些中学约3000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示威讨孔。有学生用床单画了一个大铜钱，孔祥熙肥肥圆圆的头钻在四方的钱孔里，在游行队伍里倍加引人注目。

1月中旬，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亦继起“讨孔”游行示威。值得一提的是，倒孔运动由广大学生自发，不同政治倾向者均有参加，先贴出大字报的是张治中治下的三青团员，中国共产党虽有党员参加运动，但并没有进行组织领导。

而此时，社会上关于“飞机洋狗”事件的不实言论已远远超出了《大公报》的所述范围，事件被夸张为：飞机抵香港时，“孔夫人全家把持，禁止他人上机，经民航部某次长多方要求，飞机师又以拒绝驾驶为迫，始得上机”，以致身陷香港的“政府要员被俘者计有陈济棠、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顾维钧（传言已往南京）等，文化界名人被敌人惨杀者如邹韬奋被斫杀，茅盾被俘，高宗武、陶希圣被剥皮，闻名的历史学家李君亦跃海自杀……”而坊间对孔氏的指责，亦扩大至其为政领域，除斥其“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劫取外汇”之贪腐外，更将国家战时经济的严重困难即“目前的纸币滥发和可怕的恶性的‘通货膨胀’”归于孔的“德政”。

此种氛围之下，社会各界对孔氏之愤恨可谓群情汹汹，孔氏声望跌至其从政以来最低点。之后数十年间，“飞机洋狗”事件仍然被世人一再提及，以资证明孔祥熙之贪腐骄矜，几乎无人相信孔氏在此事之上的清白。直到近年档案资料不断揭秘，历史真相才得以逐渐浮现。

二

为什么仅仅一则不实消息就使民国政府陷入被动，而孔祥熙更是栽进“塔西佗陷阱”，百口莫辩以致事态严重扩大呢？这还得从孔本人说起。

要说民国政要之中，孔祥熙绝对称得上一位牛人。他是民国政坛著名的不倒翁。他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8年升任行政院院长，实为蒋介石之下第二人。之所以深受蒋介石信任，一路官运亨通，大权在握，除却他与蒋的姻亲关系及对蒋言听计从，主要原因是，此人确有能力。

孔祥熙善于理财。1933年10月29日，孔祥熙接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当时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达2200万元，完全不够开支。孔祥熙到位后，采取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增资改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统一币制等强力措施，几记重拳联合出击，不仅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控制力，为中国抗战作了财力物力保障，被蒋介石誉为多难至危时刻的“兴国”、“治国”之才，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唯一辉煌之政绩”。蒋介石的评价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姑且不论，但孔氏理财能力不错当属确凿。

但是，孔祥熙为国理财有道，为其家族生财亦极有“道”。孔氏出自山西亦商亦儒家庭，深谙“晋商文化”官商勾结之道，利用公权力玩弄空手道套取国有资产，纵容家人亲信做生意、囤积、走私，甚至中饱私囊，手段百出毫不手软。此亦孔氏最为世人诟病之处。

此外，孔氏家族骄狂成性，公私不分，任人唯亲。抗战之初，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年仅二十一二，孔祥熙就将其任命为财政部秘书，继而任中央信托局理事，常驻香港，再拨给巨款4700余万元，令其负责购买军火业务。老子“英雄”儿“好汉”，孔公子深得乃父真传，又兼胆大心细，利用这笔巨款炒卖外汇，居然获利极丰，仅用部分资金即完成军火任务，又从中获得巨额军火回扣，为孔家赚足海外生意资本。当时在港、粤两地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头语：“爹爹在朝为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此小霸王即孔令侃。孔公子年少不凡，小小年纪即敢指挥财政部大员，且一掷万金，在1938年香港春季跑马会上买了4万余元马票，无一中的，舆论哗然：这足以购买一架侦察飞机或几辆运输汽车！当年底，孔公子再到澳门豪赌，出手15万港币。

长兄骄横，其妹也不多让。1938年初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院长，出席第一次院会之时，时年19岁的孔二小姐令伟突然闯进会场，与会官员们为之侧目，孔祥熙却笑嘻嘻地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儿，经常为国家服务，譬如什么翻译电报啦，代阅公文啦，从未向国家要一分钱的报酬。”闻此妙言，陈克文在当天的日记中云：“国家设官授职，各有专司，孔氏又何以必须尚未成年之儿女过问公务耶？”孔氏纵女如此，难怪孔二小姐以娇女之身，常行惊天骇世之举，以至重庆、南京坊间，女公子欺行霸市的新闻不绝于耳。

因此，即使是对孔氏声誉影响巨大的“飞机洋狗”事件，孔家涉事之人也认为是小事一桩，无需介意。宋霭龄称：“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孔祥熙本来因病请假，1942年1月24日，他却登报公示天下，声称疾病痊愈，返回行政院办公，以示学运对其毫无影响。孔氏如此张狂淡定，真是不知何为物议沸腾。

孔氏一家如此行事，早招致诸多不满和反对。反孔最力者，当属著名学者、国民参政员傅斯年。据史料记载，他自1938年始多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一再掀起反孔声浪。在他眼中孔祥熙早已成为了共产党人的“义务宣传员”，人们几乎都以孔祥熙来证明蒋介石政府“并无出路”。

国民党内部对孔祥熙不满者甚多。不少国民党高层人士甚至公开反孔，张治中就是其中的坚定者，1941年，他担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向团员提出六项任务，要求检举惩治贪官污吏，锋芒直指孔祥熙，这也正是学生运动中，三青团员起草《讨孔宣言》，串联倒孔的原因。蒋介石侍从室对孔祥熙以权谋私亦极为反感。1940年12月，侍从室为解决物价高涨、囤积居奇的问题，拟定平抑物价办法，得到蒋介石完全采纳，要求孔祥熙主持实施。但孔祥熙以“严峻繁难”为由拒绝。不仅如此，孔祥熙还把逮捕的囤积居奇者一一保释。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叹道，“这是与孔本身利益不利之故”，“凡是违背他们利益时，任何主张意见，均无法实施”。

1941年底的国统区，因物价飞涨、经济状况日趋恶劣，已是民怨汹汹，因此特权阶层谋取暴利的行为人神共愤。孔祥熙衣冠楚楚看似风光，实则公众信用已丧失殆尽，成为官员腐败的标志性人物。傅斯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

正因为如此，孔二小姐接机时的小小逗狗之举，竟能演绎为“飞机洋狗”之故事，惹出一系列后续的巨大麻烦，其无辜乎？其有辜乎？

三

鉴于孔氏之失德，即便对事件真相有所了解的国民党高层，亦不对其表示同情。如蒋介石高级幕僚、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即认为，真相并不重要，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认为政府应当与其切割，若想解决学潮，最“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辞职”。而当时与宋霭龄同机抵渝的国母宋庆龄，本是此事的有力证明者，她对《大公报》“中伤”也极为生气与委屈，在与宋子文的信中她甚至报怨：“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她本想出面澄清此事，“对社论作出回应”，但是也为了某种原因“保持尊严和沉默”。

而蒋介石始终不愿面对孔祥熙贪腐问题。在抗战前期，他不相信孔祥熙会贪污，甚至对左右说：“你们都不了解孔祥熙，孔祥熙这个人做人很有中国人的风度，他自己不要钱。”因此，蒋介石对反对孔祥熙的言论和行为，不仅“均置不理”，而且重拳弹压。1940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屡次演讲公开抨击孔祥熙等高官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主张从他们开始征收“临时财产税”，收缴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蒋介石索性安排下属把马寅初关押、软禁。而当“飞机洋狗”事件引发学生运动之后，蒋介石虽一度考虑让孔氏辞职，但并不以此为戒，反怀疑学生受人鼓动，把“飞机洋狗”事件称之为“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谬之大矣。

蒋介石一心维护孔祥熙，此后数年间，在孔氏不断曝出贪腐丑闻，已如过街老鼠之际，却仍一再以国家公信力为孔之贪腐买单，直到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实施的“打虎”行动亦因蒋介石庇护孔氏而告失败，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于是，当孔祥熙掉进“塔西佗陷阱”之后，民国政府也同样栽入其中，这是对国家公信力的最大伤害，其结果正如傅斯年所说：那些向往延安的人们，正是被民国政府是非颠倒的作为所刺激，对民国政府彻底绝望，最终与这个政府决裂。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习近平总书记去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参加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以塔西佗理论告诫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避免陷入公权力失去公信。信然！（简奕 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