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华：我是一名普通党员
肖华是12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18岁时率领少共国际师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肖华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8年，肖华回到阔别了20多年的故乡江西省兴国县。此行肖华只许警卫员吴小宗跟随，轻车简从。他不顾长途颠簸疲劳，到兴国中学给全体师生作报告，还带了一大箱书送给学校。临行前，肖华对时任县长李贻树说:“我的父母亲和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只有一个亲妹妹不知死活，据我婶婶讲，红军长征后，我母亲上山打游击，将我4岁的妹妹抱给别人家做童养媳，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一找?”李县长闻言后，派人四处寻找打听，最终找到当农民的亲妹妹萧金洪。肖华流着眼泪对妹妹说:“在家当农民好，种好田，多打粮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以后有什么困难写信来，我会尽量帮你们解决。你们不要麻烦政府，看病的问题我来解决。”
1961年3月，肖华第二次踏上了故乡的红土地。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期，肖华不准当地县招待所为他做“三牲”荤菜，交代厨师只准做南瓜、芋头菜，吃番薯青菜。大师傅于心不忍，偷偷加炒了鸡蛋和河虾。席间，他只动了几下筷子，就端给大家吃了。他还在下榻处附近，找到当地群众，调查农村口粮与浮肿病人的情况，告诉当地党政领导，要发动群众多种南瓜，以度粮荒，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定不能饿出病”，“绝对不能饿死人”。他还掏出粮票和钱，接济困难亲友，并叮嘱堂妹、堂弟不要打他的牌子向国家要照顾，向政府伸手，要自力更生渡过难关。
1977年8月，肖华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他对党小组长、司令部参谋周木森说:“今后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在党小组我归你领导!”有一次，周木森得知肖华晚上没安排别的事，就通知他晚上七点半过组织生活。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肖华商量工作，就急忙打电话通知肖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肖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建议今晚小组会照开，我头一个发言。”党小组会准时召开，肖华发言后向周木森请了假，才去和省委同志商谈工作。
刘衍林是肖华的外甥，1980年春节过后，刘衍林和母亲带着几袋红薯干和鱼干赶到兰州军区看望肖华。一次饭后散步，刘衍林向舅舅表达了想留下工作的想法，但此言一出，肖华的脸色就一下子阴沉下来。此后，刘衍林不敢再提出任何要求，继续在家乡做一个普通的农民。刘衍林回忆，舅舅曾在多个场合对他说，留在家里种田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比干其他工作自由舒适，“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种”。刘衍林说，舅舅身居高位，自始至终都保持朴素的作风，包括他的子女和亲属，都没有得到所谓的特殊照顾。
1983年6月，肖华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其间，他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他在北京的一些科研和企事业单位调查时发现，我国现有科技力量的布局和使用方法很不合理。有些单位技术力量密集，有些单位则缺乏，而且由于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形成了技术力量积压、技术与生产脱节的不合理状况。他认为，要开发技术资源，必须开辟技术市场，使技术带有商品特征，变成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封五千多字的信交给中央，受到党中央相关领导同志的称赞。
1985年8月12日，肖华在弥留之际仍对身边的人喃喃地说:“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
1958年，肖华回到阔别了20多年的故乡江西省兴国县。此行肖华只许警卫员吴小宗跟随，轻车简从。他不顾长途颠簸疲劳，到兴国中学给全体师生作报告，还带了一大箱书送给学校。临行前，肖华对时任县长李贻树说:“我的父母亲和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只有一个亲妹妹不知死活，据我婶婶讲，红军长征后，我母亲上山打游击，将我4岁的妹妹抱给别人家做童养媳，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一找?”李县长闻言后，派人四处寻找打听，最终找到当农民的亲妹妹萧金洪。肖华流着眼泪对妹妹说:“在家当农民好，种好田，多打粮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以后有什么困难写信来，我会尽量帮你们解决。你们不要麻烦政府，看病的问题我来解决。”
1961年3月，肖华第二次踏上了故乡的红土地。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期，肖华不准当地县招待所为他做“三牲”荤菜，交代厨师只准做南瓜、芋头菜，吃番薯青菜。大师傅于心不忍，偷偷加炒了鸡蛋和河虾。席间，他只动了几下筷子，就端给大家吃了。他还在下榻处附近，找到当地群众，调查农村口粮与浮肿病人的情况，告诉当地党政领导，要发动群众多种南瓜，以度粮荒，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定不能饿出病”，“绝对不能饿死人”。他还掏出粮票和钱，接济困难亲友，并叮嘱堂妹、堂弟不要打他的牌子向国家要照顾，向政府伸手，要自力更生渡过难关。
1977年8月，肖华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他对党小组长、司令部参谋周木森说:“今后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在党小组我归你领导!”有一次，周木森得知肖华晚上没安排别的事，就通知他晚上七点半过组织生活。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肖华商量工作，就急忙打电话通知肖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肖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建议今晚小组会照开，我头一个发言。”党小组会准时召开，肖华发言后向周木森请了假，才去和省委同志商谈工作。
刘衍林是肖华的外甥，1980年春节过后，刘衍林和母亲带着几袋红薯干和鱼干赶到兰州军区看望肖华。一次饭后散步，刘衍林向舅舅表达了想留下工作的想法，但此言一出，肖华的脸色就一下子阴沉下来。此后，刘衍林不敢再提出任何要求，继续在家乡做一个普通的农民。刘衍林回忆，舅舅曾在多个场合对他说，留在家里种田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比干其他工作自由舒适，“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种”。刘衍林说，舅舅身居高位，自始至终都保持朴素的作风，包括他的子女和亲属，都没有得到所谓的特殊照顾。
1983年6月，肖华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其间，他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他在北京的一些科研和企事业单位调查时发现，我国现有科技力量的布局和使用方法很不合理。有些单位技术力量密集，有些单位则缺乏，而且由于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形成了技术力量积压、技术与生产脱节的不合理状况。他认为，要开发技术资源，必须开辟技术市场，使技术带有商品特征，变成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封五千多字的信交给中央，受到党中央相关领导同志的称赞。
1985年8月12日，肖华在弥留之际仍对身边的人喃喃地说:“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