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应成常态

北宋真宗时期，李沆为相，王旦任参知政事。当时边境战事频仍，二人身为宰辅重臣，时常夙兴夜寐、宵衣旰食。王旦感叹道：“我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天下太平、优游无事的那一天啊！”

不料李沆却说：“稍稍有点忧虑劳苦足让人警惕，假使哪天四方安定，朝廷未必就不会生出事来。古人曾说‘外宁必有内忧’。这好比人有点病，经常在眼前搅扰你，就知道忧虑而抓紧治疗。我死后，你肯定做宰相，朝廷肯定很快会与敌人议和。一朝边疆无战事，恐皇上又会渐渐生出奢侈之心。”王旦听后，不以为然，认为是李沆多虑了。

李沆习惯每天将四方水旱灾、强盗、乱贼以及忤逆不孝之事收集起来禀奏皇上，皇上听后，往往抑郁不乐。王旦认为不值得拿这些琐碎的事情去烦皇上的视听。

李沆说：“皇上在年少时，就应当使他知道各方面的艰难，常常怀着忧虑恐惧之心。不然的话，他血气方刚，不是成天迷恋美色娱乐、斗狗跑马，就是大兴土木、征召军队、建祠立庙。我老了，等不到看见这种情景，这就是参政之后的忧虑啊！”

李沆去世的第二年，北宋与辽国在澶州签订了一份和约，史称“澶渊之盟”。这份和约使北宋在支付极少成本的情形下，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环境。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以边境既安、外患已息为由，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封泰山、祀汾水，沉迷虚诞、靡有暇日。直到这时，王旦才领悟到了李沆的先见之识。他看见王钦若、丁谓等奸臣的所作所为，想进言劝谏，可自己又势单力薄，想离开又舍不得皇上给他的优厚待遇。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澶渊之盟后，当时北宋大多数官员认为永远没有仗打了，天下太平了，边疆也不必设防了，于是武备皆废，大家都沉浸在追求享乐中。太平的日子长了，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人也就变得骄惰脆弱，只要一谈起战事就缩颈而股栗，从而为北宋埋下了覆灭的祸根。北宋王朝也就在“和平”的褥子上昏昏大睡，也在睡梦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兵强而国穷的辽国在澶渊之盟获得岁币后，也逐渐安于现状、坐享其成、不思进取，最终在北宋之前被后起的金国所灭。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王朝在经历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以及开元盛世长达百余年的和平景象后，不想在安史之乱的突然打击下迅速由盛转衰，从此一蹶不振。安史之乱后，“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叛军初期“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大国之兴衰竟如此迅速而且惨烈，真是发人深省。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忧虑劳苦才可以振兴国家，贪图安逸必定祸害终身。五代时的后唐庄宗李存勖，一开始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击败各个敌手称帝，后来因为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在位三年就死于兵乱之中。

在我国现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充裕，一些不正之风有所抬头。有的人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价值取向上，把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事情多做一点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满腹牢骚；工作上怕苦怕累，逃避责任，得过且过，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工作，更不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生活上喜欢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不重实效，追求贵族化，吃喝玩乐，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警钟长鸣才能自明。今天，我们应常怀敬畏历史之心，以史为鉴，时刻在思想上作风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始终保持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树立“功成惟艰、时不我待”的危机担当意识，勤勉自励，未雨绸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胡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