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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囊抗战”的陈嘉庚


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富商巨贾者有之,爱国志士者有之,乐衷教育者有之,然而几者兼有,且能为国家为人民散去千金,把私心减到最小的,陈嘉庚算一人。当来自陈嘉庚故乡厦门集美的我站在位于北京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时候,当我与展览墙上嘉庚先生的照片邂逅的时候,不由得再次被嘉庚精神所震撼!世人多知嘉庚先生“倾资助学”,不知他亦“倾囊抗战”,不知他在企业收盘的情况下,每月仍为支援中国抗战捐款2000元,直到抗战胜利。

如今,在集美的海边,嘉庚先生邀请毛主席题字、并亲自设计的集美解放纪念碑静静矗立,海天一色间,它像巍峨高耸的定海神针。据记载,全国唯有两座解放纪念碑由毛主席亲自提字,一座是坐落于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座就是集美解放纪念碑。纪念碑碑高28米,象征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其间28年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其中就包括8年抗日战争。拾级而上登上纪念碑的平台时,又有8级台阶,在《集美解放纪念碑碑文》中,嘉庚先生这样记载:“座阶八级象征八年抗战。”这位一生三分之二时间都生活在海外的老华侨,这位为教育和抗战捐款超过亿元的亿万富翁,回到祖国后,不是和许多人一样修缮祖屋,而是把钱再次“散”出来,修建抗战时遭毁坏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校舍、修建纪念碑,动手设计瓦片,天天上工地巡逻,自己则住在破败的故居里,用着破瓷杯做成的小烛台,吃着地瓜稀饭。赤子之心如此,当令现今许多人蒙羞!

其实,当时侵略者的战火还没烧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为富翁的陈嘉庚完全可以过他的优哉生活,哪怕是助学,也可以只是汇款而已,况且其胞弟陈敬贤已在国内料理一切。但他没有,天生一腔热诚之血的他坐不住啊,这腔血烧得他满心忧愤,烧得他焦急万分,他的祖国在被侵犯,他的同胞在被凌虐!于是,他先是号召华侨抵制日货,激励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学生“守土之责,义所难辞。牺牲虽大,分所甘受”;然后担任南侨总会主席,奔走筹款,自1937年至1945年,华侨捐款达13亿多元(国币),还不包含各类物力捐款,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例最大,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接着干脆征募机工回国效力。要知道,1939年的中国,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军占领或封锁,滇缅公路成为抗战前线获得战略物资保障的唯一国际通道,当时滇缅公路刚刚通车,驾驶员和修理技工奇缺,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南洋机工回国支援的壮举,无疑是赴汤蹈火、雪中送炭。

事情到此,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嘉庚先生做得也够多了。可在他得知昔日的挚交汪精卫散布“再战必亡”的滥调,成为国民党亲日派的代表人物时,一向儒雅的他痛极而怒了,立刻与汪精卫割袍断义,并发表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短短11字像一声惊雷,炸醒了被亡国论、主和论等阴云笼罩的陪都重庆,震活了死气沉沉的国民参政会。嘉庚先生的金钱支持对抗战固然重要,但谁能否认他在政治上为祖国坚持抗战所做出的贡献不具有深远的意义?至于后来回国慰问时,到延安“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后,蒋介石慑于其以华侨领袖地位让共产党如虎添翼,威逼利诱其向世人宣传共产党的坏处,先生却仍坚持“无论在何处,如有要余演讲回国所闻见,余决不能昧良指鹿为马”,则是他诚毅的人格光耀天地!

走出纪念馆,初秋的北京,已是宋代诗人范仲淹笔下的“碧云天、黄叶地”,银杏叶一串串地在枝头摇曳,如金色风铃。这样的风铃让我想起了集美龙舟池畔挂着风铃的小亭子,想起了来来往往学生们欢快的笑声。当中国大地弥漫着抗战硝烟的时候,远在南洋的嘉庚先生是否也曾读着“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来思念故土?当然,先生是不饮酒、不抽烟、不喝咖啡的。为了把更多的钱邮寄回国,他把这些都戒了。他说:“现在是战时,物力艰难,何苦浪费?前方抗日战士,后方受难灾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何忍独享美食,与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为好。”可是,先生也思念也担心得紧呀!在他以66岁高龄、自带帆布床、蚊帐、外大衣和手电筒等,历时10个多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大江南北慰问抗日战士,呼吁国共团结抗战,不要分裂后,他奔向了他魂牵梦萦的福建,并用一个月时间走了21个县区,初步了解了福建人民在苛政下的许多悲惨情况,于是上书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要求改善闽政,撤销运输管制。这位66岁的老人,心里满满的都是国家和人民,当站到集美高处望见集美学村红瓦屋顶校舍的时候,他终于想到了自己,眼睛湿润了:“望见集美校舍,恐是此生最后一次。”众人忙问他为何这样悲观,他答:“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握政权,苛政虐民,上下争利,余亦不能缄口坐视,余势必极力反对,如此党人亦不能容,余何能回梓?”一个亿万富翁在为祖国奉献了一切以后,唯一的心愿,竟只是落叶归根,而担心不能回国的原因,却是因为他要仗义执言!

我仰慕的嘉庚先生,在厦门人的心中是一位慈祥的戴着眼镜的老爷爷,是数千万集美学子口中亲亲切切的“校主”,是我们在做廉政教育时常提到的清廉律己、爱吃地瓜稀饭配豆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在这个秋天我才更深刻地了解到,他不仅是儒雅的成功的商人、“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校主,更是一位忠公谋国、无私无畏的抗战勇士!正如梁衡先生在文章里写道的:“伟人者,其思想、作风、境界、业绩依然自然地达到一个高度,如日升高,如木参天,如水溢岸。”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蔡怡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