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只留下11封家书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开国元帅朱德为悼念左权将军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左权，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为创建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以及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与日军作战中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7岁。左权将军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左权虽然捐身赴难，但留给后人们一封封熏染着硝烟的家书，震撼着每位中国人的心灵。1937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亡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苦，准备还吃苦。”他发誓要坚决抗日，直至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左太北是左权将军的独生女，她三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开赴战争前线，从此父女再未相见。在能搜集到的左权将军遗照中，他几乎总是嘴唇紧闭、神情严肃，但有一张全家合影照片例外。那是1940年8月，左权抱着挥舞双手、不满百天的女儿与妻子刘志兰的合影。这一刻，左权留下了难得的笑容。“1940年5月我出生时，父亲和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所以晚上我一哭，大家都知道了。父亲怕影响别人休息，便和母亲一起搬到破庙里，那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家。”左太北回忆说，“父亲留下的家书总共11封，每一封我都捧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以前的40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笼统的英雄形象，很抽象，但看到这些信，再读过后，才感受到我有一个真实的父亲。”
1940年8月，因左权筹划“百团大战”太忙，刘志兰带女儿回到了延安。1941年的下半年，左权曾有近半年没有收到妻子的回信，他在信中反复念叨着自己的牵挂:“四天三夜的生死战斗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惟一遗憾的是我们的女儿北北，我不曾给她一点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亲吻女儿了。”
左权在最后两封家书中以决绝的口吻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处置太北。”“处置”即送人寄养。“我能想象父亲写‘处置’我时的肝肠寸断。”左太北噙着眼泪说，“我是他心中的一个结，一份痛，一块割舍不下的心病。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父亲的那些家书，字里行间里全是对我的爱，对母亲的爱，对我们那个小家庭的爱。可是在面对家国和民族利益之前，他还是放弃为个人私利考虑，一心想着怎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践行自己的抗日誓言。
60多年后，有一位当年与左权将军并肩作战的老战士，写了一篇关于左权牺牲的回忆文章，给左太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5月，日寇调集3万兵力，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合击八路军总部。在危急的时刻，为了保护北方局、保护八路军总部机关、保护副总司令彭德怀突出重围，左权指挥掩护部队作战。而其间，左权一直站在岭脊，直到一颗炮弹击中头部，左权殉国时，左太北刚两岁大。
为了不让左权将军的老母亲伤心过度，左权牺牲的噩耗一直隐瞒着老人。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总司令要求入湘部队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老母亲。英雄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但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而是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言道:“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左权，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为创建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以及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与日军作战中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7岁。左权将军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左权虽然捐身赴难，但留给后人们一封封熏染着硝烟的家书，震撼着每位中国人的心灵。1937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亡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苦，准备还吃苦。”他发誓要坚决抗日，直至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左太北是左权将军的独生女，她三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开赴战争前线，从此父女再未相见。在能搜集到的左权将军遗照中，他几乎总是嘴唇紧闭、神情严肃，但有一张全家合影照片例外。那是1940年8月，左权抱着挥舞双手、不满百天的女儿与妻子刘志兰的合影。这一刻，左权留下了难得的笑容。“1940年5月我出生时，父亲和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所以晚上我一哭，大家都知道了。父亲怕影响别人休息，便和母亲一起搬到破庙里，那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家。”左太北回忆说，“父亲留下的家书总共11封，每一封我都捧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以前的40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笼统的英雄形象，很抽象，但看到这些信，再读过后，才感受到我有一个真实的父亲。”
1940年8月，因左权筹划“百团大战”太忙，刘志兰带女儿回到了延安。1941年的下半年，左权曾有近半年没有收到妻子的回信，他在信中反复念叨着自己的牵挂:“四天三夜的生死战斗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惟一遗憾的是我们的女儿北北，我不曾给她一点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亲吻女儿了。”
左权在最后两封家书中以决绝的口吻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处置太北。”“处置”即送人寄养。“我能想象父亲写‘处置’我时的肝肠寸断。”左太北噙着眼泪说，“我是他心中的一个结，一份痛，一块割舍不下的心病。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父亲的那些家书，字里行间里全是对我的爱，对母亲的爱，对我们那个小家庭的爱。可是在面对家国和民族利益之前，他还是放弃为个人私利考虑，一心想着怎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践行自己的抗日誓言。
60多年后，有一位当年与左权将军并肩作战的老战士，写了一篇关于左权牺牲的回忆文章，给左太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5月，日寇调集3万兵力，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合击八路军总部。在危急的时刻，为了保护北方局、保护八路军总部机关、保护副总司令彭德怀突出重围，左权指挥掩护部队作战。而其间，左权一直站在岭脊，直到一颗炮弹击中头部，左权殉国时，左太北刚两岁大。
为了不让左权将军的老母亲伤心过度，左权牺牲的噩耗一直隐瞒着老人。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总司令要求入湘部队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老母亲。英雄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但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而是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言道:“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