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很红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题材和《潜伏》类似。1947年，地下党员于海涛化名张公甫，以荣昌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活跃于上海经济界。他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接受苏北地方军司令赵一彪向荣昌公司的投资，并利用敌军车船，将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北解放区。蒋介石特派督办杜康夫领导执行“A”字密令，消灭共产党在经济界的核心组织。杜康夫不顾兄妹之情，逮捕了妹夫、荣昌公司副总经理梁建斋，又四处追捕公甫之弟、共产党交通员于海宝。张公甫利用赵一彪出庭作证，使杜康夫导演的开庭公审梁建斋的阴谋失败。旋即又将赵隐藏起来，使杜康夫欲以通共之罪将赵处死的命令无法执行。后党组织派新交通员、与张公甫离散十多年的亲生女儿艾棣前来联系，张公甫、王惠如夫妇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忍痛不与女儿相认。不久，艾棣遭敌逮捕牺牲。在杜康夫欲将张公甫秘密逮捕之际，张公甫主动出击，举办了欢迎中统头目陈果夫的盛大晚会。假陈果夫之手，处决了杜康夫，彻底击败了敌“A”字密令计划。

卢绪章，正是剧中男主人公张公甫的原型之一。

不管时代如何改变，都始终会有共产党员在企业工作，担任领导职务。商场如战场，无论环境如何糟糕，在这里战斗的共产党人，都应坚韧承受一切不良因素的侵蚀，秉承信仰，坚守本色，有所作为，砥砺前行。

这里，我想讲一个共产党员如何执行党的命令，以企业家为岗位、为党创业的传奇经历。他叫卢绪章，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也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一

卢绪章的创业史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瞩目。1933年3月，卢绪章和四个爱国青年在上海成立广大华行。论资金，不过区区200元；谈业务，不过是经营药品医疗器械，不过，他们硬是凭着一股热情把生意越做越大，有了广大华行、海思洋行、友宁行三块牌子，抢来教会医院、学校等固定客户，在上海、昆明、重庆开了三个分行，把竞争对手英商合利洋行打得关门停业。

经营着前景光明的公司，站在社会更高的台阶，不知多少人已开始纸醉金迷，享受生活，而卢绪章却别有追求：早在1925年，14岁的卢绪章独身来到上海，在叔叔开的小公司里当一名练习生时，即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人生旨趣，其他人下班后是麻将、电影、茶馆娱乐，而少年的他则是泡在图书馆甘当“书蛀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尚未平息，卢绪章就与朋友们一起，以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职业青年们为主体，倡议成立“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社会童子军团”，号召成员要做到“日行一善”、“加强自我修养，服务社会”；1936年，卢绪章参加救国会，并参与建立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团结有抗日救亡意识的洋行职员，开展战时服务活动……

很明显，卢绪章不是个锱铢必较的钱串子，他更具备国人传统的家国情怀，恰如他常常说的：“人活着总要有意义。”

在卢绪章的时代，积极追求人生意义的人常常会被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所困扰。1931年，江淮流域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长江洪涝灾害，卢绪章等童子军团成员在积极参与难民救济中，却发现上海市社会局某些官员私吞各界人士救灾钱款，义愤之下，他们通过报纸公开揭露，却仅仅得到上海市社会局要整顿腐败问题的表态；1932年，当卢绪章等童子军团成员在淞沪抗战前线服务伤员时，童子军团副团长、国民党员徐国治因贪生怕死不敢上前线而在苏州嫖娼腐化，卢绪章等强烈要求整顿童子军团、开除徐国治，却没有结果……一再失望之下，一再探索之中，1937年10月，卢绪章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人。

二

卢绪章善于运筹，长于经营。然而入党后的卢绪章，面对国家危难，却没有心思计算生意得失，反而迫切希望到抗日根据地去，直接参加对日寇的战斗。于是，1939年下半年，当组织上通知卢绪章撤出上海，转移至新四军工作时，卢绪章满心喜悦。

哪知，当卢绪章因痔疮术后感染休养三个月后，组织上决定变更对他的安排，派他到西南大后方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工作的任务。卢绪章一时间有点蒙了，他表示早已不想再做什么老板，一再恳请组织同意让他仍去新四军工作。然而组织的决定已经无可更改，他只能服从。

带着满心的惆怅，安排好广大华行的相关工作，卢绪章于1940年夏来到重庆，一天深夜，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专程陪同，择小路悄悄潜入红岩村所在的大有农场，见到了周恩来。

这一次会见令卢绪章终生难忘。时隔多年，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起每个细节：

“我们到时周副主席已在等着了。我看到他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我有点紧张，但他微笑着和我握握手，开门见山地说：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联系。广大华行的党员由你单线联系，不许同重庆地下党发生横的关系。”

原来，鉴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日益严峻的反共态势，周恩来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准备将卢绪章的广大华行作为党在国统区的第三线机构，当第一线的中共公开机构和第二线的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后才能动用。为此他向卢绪章公布了远比一般地下党组织更为严厉的隐蔽措施，比如要求他断绝与左派朋友的来往，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信得过的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党员身份。同时要求卢绪章广交朋友，充分利用各方面关系作掩护，以“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场交付重任的谈话整整持续了一夜，直到“远方传来公鸡啼鸣声，黎明即将来临”。临行前，周恩来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叮嘱他：“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周恩来的魅力真是令人神往，不知道他有怎样的魔力，轻言细语间就把卢绪章从战场劝回商场，使他按捺下到根据地战斗的热望，心甘情愿地回到“资本家”的岗位，从此一心一意谋发展。卢绪章回忆说，此后无论在“资本家”生涯中遇到怎样的委屈和误解，他都以周恩来的指示自我排解，“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可以说，正是周恩来的指示，伴随卢绪章度过那些“白皮红心”的战斗岁月。

这一年周恩来不过42岁，而卢绪章正届而立之年，都值风华正茂、充满干劲和激情之时。

三

熟悉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极其艰难。但卢绪章可谓商界奇才，善于另辟蹊径，聚薪成火。一旦他把精力悉数放在生意上，广大华行的业务就蒸蒸日上，日益发展。

他待人以诚，善于聚拢朋友，合作共赢，他与卢作孚、刘鸿生、杨经才、包玉刚等一批中国顶尖企业家交往甚密，共同合作开办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孚实业公司，创办了制药厂、银行、信托公司，使广大华行的发展从经营药品医疗器械走向了制药、金融等上游产业链；他反应敏锐，发现苏联的商品在市面价值不菲，迅速拿到许可证独家代理苏联的药品和白报纸，利润丰厚；他目光远大，预判抗战胜利可期，在1944年就决定把广大华行的生意从重庆转移至南京、上海，并于当年秋派人在美国设立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开展国际贸易，与美国客户签下大批订单，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美国美联太平洋公司等企业产品的总代理，从而为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的大发展赢得了先机……

截至1946年，广大华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营业额已达到119亿法币，净利润高达39亿元，形成了一个国内具有较大规模的企业集团。

卢绪章生意做得越大，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秘密机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随着业务的发展，除了出色完成党交办的各种秘密任务外，广大华行还加大了给党提供经费的力度，为党的经济工作作出巨大的贡献。

曾经，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的工作，为了支持革命事业，过着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商人、股东、经纪人，另一方面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两重生活”。对这样的角色，恩格斯慨然道：“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他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回到交易所去。”以恩格斯在革命者阵营中的崇高地位尚要面对责难，卢绪章就更为痛苦纠结了。对卢绪章而言，潜伏的风险固然是家常便饭，而角色的扮演和分裂才是真正的煎熬。

当时，由于国民党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对外贸易、外汇管理以及农矿产品等均受政府统制，官僚资本盛极一时，不断挤压民间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党组织和卢绪章都明白，如果没有上层官僚的庇护，广大华行将难以做大做强。

于是，经上级同意，卢绪章放下身段，装出笑脸，逢迎权贵，结识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组主任毛庆祥、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少将梁若节，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药政处长曹志功等一帮官员。在这帮官员的支持下，卢绪章当上了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拿到了对苏联贸易的进口许可证、赴美开展国际贸易的护照和极为重要的官价外汇；通过他们的航运渠道，低价购入黄金、美钞再运至价高地卖出；甚至利用他们传递行情信息，在重庆证券交易所买进卖出……

在这些官员的引荐下，卢绪章最终结交了陈果夫，与他合作建成中心制药厂，陈果夫亲任董事长。由此，广大华行虽然不时受到特务怀疑，但在陈果夫等人的庇护和卢绪章的运作下，始终能够平安运转。

不过，高官们又怎么会做亏本的买卖？他们垂涎于广大华行生财有道，毫不客气地在广大华行一个又一个下属企业中入股，充当发起人，谋取利益，不时以办理护照、签证等种种名目从卢绪章手上拿走美元、黄金，甚至连腕上的瑞士手表也被“分享”。为此，卢绪章始终牢记周恩来“做八月风荷，同流而不合污”的嘱托同他们周旋，甚至一改过去简单朴实的生活方式，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世人眼中，卢绪章就是典型的“红顶商人”，陈果夫的座上贵宾，达官贵人的善财童子，国民党的少将参议。如此大富大贵的形象，作为秘密党员，他确实为自己成功地涂上了一层世俗保护色，但是作为一位喜欢与书为伴、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的理想主义者，这样声色犬马的生活却是一种非人的折磨：当他瞒着妻子定期夜上红岩、夙夜不归，却被误解有了外遇，为此妻子备受打击，甚至离家出走时；当过往的好友斥骂他蜕变堕落时，他都感到一阵撕裂般的剧痛和挣扎。而让他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与一些臭名昭著的特务周旋交往，赔笑迎送。极度抑郁之下，他曾经有过一次情绪上的崩溃，一次他喝光了一瓶茅台酒，在家大骂一个军统特务：“你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我凭什么还要为你赚钱，供你花天酒地？我实在承受不了！”

卢绪章的痛苦煎熬，周恩来作为他的直接领导也看在眼里。但是，好党员易得，善做资本家的好党员难求，不是每个党员都能够像卢绪章那样完美当好资本家的角色，因此当抗战胜利之后卢绪章按捺不住内心渴望再次请求到延安工作时，为大局起见，周恩来只能回绝卢绪章，并再次说服他安心于“资本家”的工作。

四

卢绪章的“资本家”生涯直到1948年底才结束，而这一时期广大华行资产已高达500多万美元。在按上级指示结束广大华行之际，除去向组织上缴经费外，尚余一笔4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退还股金、遣散员工，而卢绪章在内的共产党员们分文未取，把自己应得的红利股全部上缴党组织作为党费。一身轻松的卢绪章收拾行装，准备从香港奔赴西柏坡，一无所知的妻子问他去向哪里，他兴奋地说：“我去的是最安全最光明的地方！”

写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感慨。一个长期“花天酒地”的人，却毫不眷恋万贯家产和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甘做生活俭朴的普通党员，这是何其难得！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卢绪章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困扰，他只有党员本色、家国情怀。

商场也是战场，这里虽然没有两军对垒的生死对决，但同样有着激烈的战斗，它是对信念的拷问，对能力的考验。如果没有“我是为党赚钱”、“我是共产党员”的自觉意识，卢绪章就不会完成周恩来的嘱咐，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更不会在生意如日中天之时，做到“广大华行的钱都是党的，共产党员赚的钱都要上缴党组织”的两袖清风。而如果没有出色的经营能力，纵然有心当好“资本家”，也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八月风荷别样红。正是在这样的战场上，卢绪章百炼成钢。这或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的“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吧。

这样的卢绪章，使我不由浮想联翩。在经济建设已是党的中心工作的今天，国有企业的领导们肩负着为国守业、为国赚钱的使命和担当，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同台竞争，共谋发展。但他们仍和卢绪章当年一样，需要面对社会的阴暗面，需要处理各种潜规则。于是各种各样的“委屈”随之出现：有人抱怨私人老板能用钱打通关系，他们不敢做、不能做；有人纠结私人老板敢随意开除工人、偷税漏税、违纪违法，他们不敢做、不能做……

这些“委屈”和抱怨，表面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却忍不住想，如果卢绪章尚在，他当如何呢？

或许，不管时代如何改变，都始终会有共产党员在企业工作，担任领导职务。商场如战场，无论环境如何糟糕，在这里战斗的共产党人，都应坚韧承受一切不良因素的侵蚀，秉承信仰，坚守本色，有所作为，砥砺前行。（简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