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社会的赌博之风

选自王弘力绘《中国古代风俗百图》

汉朝贵族社会盛行赌博，当时叫做“博戏”。“博戏”至迟起源于春秋，可能从卜筮演变而来。据说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听说君子不玩‘博戏’，有没有这个说法？”孔子答道：“有这个说法，因为人们在‘博戏’时，往往‘兼行恶道也’。”（《孔子家语·五仪解》）那时的“博戏”已经要求分出输赢，输赢如果以钱财作为标的，自然就被称为“恶道”。孔子一贯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以钱财为标的的“博戏”，君子是不干的。这种“君子不为”的“博戏”就是后世的“赌博”。

汉代“博戏”有一种形式叫樗蒲，樗蒲的用具有：

棋子和棋枰：棋又作棊，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棊者，筮之状，卜以作卦也。”棋枰即后来的棋盘。

五木：掷采用，称“投子”，到唐代改用骨头制作，故又作“骰子”。宋人程大昌写的《演繁露》说：“骰子之制，固知祖袭五木。”意为从古代五木发展而来，只是从18面变为六面的立方体，即当代麻将桌上的“色子”。

筹：计数用。

“博戏”以输赢判定智力的高下者为博弈，即后世之下棋；以钱财为输赢的标的者即孔子所说的“恶道”，后世称为赌博。1986年，安徽省霍山县一座汉墓中出土一枚木骰，18面，其中1至16面为篆体数字一至十六，余下两面是“骄”字和“公式”字，也都是篆体。

为什么汉代木骰是18面？《易经·筮仪》说：“凡十有八变而成卦，乃考其卦之变，而占其事之吉凶。”汉代木骰18面，是遵循卜筮原理，掷骰子以观其18变，以此定输赢，这是在博戏中残存的古代占卜痕迹。汉代将“马高六尺者”为“骄”，掷采得如此高头大马（骄），自然是赢。“公式”应读作“畏妻”，汉代贵族社会“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汉书·王吉传》）这正是“公式”之像，掷得此采，当然输定了。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社会经济恢复并开始发展，贵族官僚追求享乐，奢侈淫靡之风迅速弥漫。“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汉书·食货志》）伤风败俗，扰乱了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司马迁说，博戏虽然是“恶业”，但是桓发其人却靠经营博戏成为中原大富豪。（《史记·货殖列传》）前述霍山汉墓的主人，生前嗜赌，死了还要赌，所以用木骰殉葬。即使僻远的大别山区，也有人嗜赌如命，可见西汉赌风流毒之甚。

西汉社会上下不以赌博为耻，贵族社会是这股“恶道”（赌风）的策源地，处于贵族社会核心的皇帝，则是这股“恶道”的引领者，赌博之风，腐蚀官场，危害民众，有史实为证。

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到长安朝见，礼仪完毕，陪皇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饮博”，即边饮酒边赌博。当时的吴国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吴王刘濞是文帝的堂兄，太子刘启的大伯。为此，吴太子的随从言谈举止有些随便（“轻悍”），借酒起哄。碰到“博争道”（博戏中出现争议），这些人都护着吴太子。皇太子刘启认为他们“不恭”，举起“博局”（可能是棋枰）砸向吴太子，吴太子当场就死了。博戏本来就是“恶道”，皇太子在争执中杀了吴太子，却可以逍遥法外，吴王刘濞气极了，从此不进京朝见皇帝。（《汉书·荆燕吴传》）

汉武帝登基后，贵族社会奢侈享乐更加无节制，“世家子弟及富人”酗酒聚赌闹事，扰乱京城治安。有关部门决心整肃，逮捕了几千人，准备依法处置，将他们罚去服劳役。结果皇帝大发慈悲，“诸坐博戏事决为徒（服苦役）者，能入钱，得补郎。”郎官是皇帝的侍从，西汉时高级官僚子弟、富家子弟或有文学修养、技艺才干者可以选为郎，这几千赌徒钻了法律的漏洞（富家子弟出钱买官，叫赀选），出几个钱，不用服劳役，还可当官。班固叹息道：“从此选拔郎官的制度败坏了！”（《汉书·食货志》）赌博之风得到了纵容，弥漫更快更广，危害更烈。

平民社会也是赌风炽烈，汉宣帝刘询年轻时生活在下层社会，与杜陵人陈遂结交，两人都爱“博戏”，成为至交。他输多赢少，欠了陈遂一大笔赌债。刘询当了皇帝后，马上召陈遂当官，不久提拔为太原太守。历史上，汉宣帝一直以重视郡县治理著称。他说：“平民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而没有怨恨愁苦之心，是因为地方政务廉洁清明，司法公正无私。帮助我朝这方向努力的人，只有好的二千石官（郡太守）啊！”（《汉书·循吏传》）他为什么这么信任陈遂，让他去当太原太守呢？当陈遂走马上任那天，汉宣帝让近侍送去一封亲笔信，上面写道：“皇帝诏告太原太守：你的官职尊贵俸禄优厚，偿还朕欠你的赌债该够了吧！当时你的妻子君宁在场，知道实情，可以作证。”（《汉书·游侠传》）汉宣帝确实是重视吏治的，他当朝时，出现多个著名的“循吏”，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赌徒心理。

追求享受，贪污腐败是封建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痼疾。“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近期揭露的贪官“事迹”表明，赌博仍与贪污腐败并存，流毒两千年，我们必须警惕。（姚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