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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公”薛瑄


薛瑄画像

在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人集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于一身,同时因秉公执法、耿直可风、清廉为官而名垂青史。他精研性理之学,提出“理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哲学观,是明清以来公认的鸿哲巨儒、理学大师;他躬身教育,开课授业,桃李天下,堪称“河东学派”之领袖;他为官清廉,光明俊伟,刚直不阿,享有“铁汉公”和“南京好官”之美誉。

他,就是明代下诏从祀孔庙第一人,世称“薛夫子”的薛瑄。

真儒故里思真儒

万荣县位于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史书上称之为“皇天后土”。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先后走出了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张仪、隋朝著名教育家王通等时代大儒,而薛瑄因在理学和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为官清廉,更为后人称颂怀念。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明山西河津县南薛里(今属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卒于天顺八年(1464年),享年76岁。明永乐十八年,薛瑄举河南乡试第一,次年登甲榜进士及第。历任监察御史、提学佥事、大理寺少卿、大理寺丞、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礼部左侍郎、入阁预机务(宰相之职)。逝世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真儒里”石碑

平原村东门外,有一通“真儒里”石碑。此石碑高六米有余,系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山西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陈棐[fěi]所题,河津知县所立。1987年,平原村将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题字“薛文清公故里”置于碑额,建成此碑楼。

薛瑄家庙

薛夫子家庙创建于公元1600年,红墙青瓦,木质顶梁,分前殿、正殿、后殿(后被拆毁),东西厢房,前殿有木牌楼,上书“薛夫子家庙”,旁边开有两侧门,匾额分别题“文缵千古”和“清师百世”。

家庙正殿上方悬挂明末吏部尚书曹于汴书写的“真在堂”牌匾,正中薛瑄泥塑像两旁,是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傅山亲笔题联:“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

薛瑄家庙正殿

这幅对联的释义是:“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佛家或道家,要想了解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一个学者,如果不理解《读书二录》的话,即使高中两榜三元,也很难被称为读书人。”有意思的是,薛瑄属程朱理学,傅山则反对程朱理学。见解完全不同却反而赞许,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薛瑄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以程朱理学为宗,修改和完善朱熹“理志气”社会观的唯心主义,提出了“理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新观点,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由唯心主义到客观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已故河东文化学者周庆义对薛瑄做过系统研究,他曾这样评价:“薛瑄的朴素唯物主义观,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早300年!”

明代有“南王北薛”之说。薛瑄是河东学派的缔造者,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并在朴素唯物论宇宙观和认识观的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发挥了先导作用。

对此,山西省社科院李元庆先生做过精辟深刻的论述:薛瑄理学的卓著成就,在于他从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出发,批判了朱熹理学陈腐空疏的弊端,吸收了其注重实用的思想成份,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倡导和确立了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作风,是明代“务实”之风的先驱。

论及薛瑄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比利时人唐若望(中文名)在北大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他来平原村参观过薛瑄文物名胜后,十分感慨地说到,薛瑄的“复性”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精华,薛瑄提出天地万物唯“性之一字括尽”。他由是极为崇拜薛瑄,表示要把薛瑄的思想传播到比利时。唐若望还脱下上衣,让大家观看他脊背上用针刺的“性天通”三个字。一个外国人对薛瑄学术思想痴迷到如此程度,实属少见。

文章宏富传千古

“文清公故居”即薛瑄世居之所,这个占地仅二分大小的院子,给人以古朴简陋之感。

薛瑄自号“河东大布衣”,一生清正廉洁,乐于清贫,不为世俗缠身,愿与庶民为伍。薛瑄故居简陋,而其随为官之父在河南住的也是茅草房,他自己在京住的房屋窗户,同样是用废车辕制成。薛瑄临终曾有诗云:“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车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

薛瑄出生于教育世家,他在初仕赴京就职时就向朝廷上奏“愿就教职,以卒所学”,明确表达愿意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向。

薛瑄一生有二十多年从事教育事业,他反对空谈,注重躬行之实,提出“学贵贱履”、“知行统一”、“以行验证知”等观点,坚持“致而力行,居教穷理,由经以道”的教育方法,他的为学之道是讲明理,以其修身,然后推己及人。在明代,薛瑄之前晋南几无进士,由于他平生致力于开课授业,桃李天下,河东弟子此后科甲连第。

薛瑄德教名言录

明正统初年(1436年),薛瑄由尚书郭琎[jīn]荐举,授为山东提学佥事。薛瑄才学渊博,讲授有方,深得诸生拥戴。他“首揭白鹿洞学规,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六年间,薛瑄在山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正统六年(1441年)秋,薛瑄离开山东,“诸生一闻,涕泣远送,徘徊不舍,为牌位生祀之。”

正统九年(1444年),薛瑄因遭大太监王振迫害,被削职放归故里。在家乡,他继承发扬“河汾遗风”,效法卜子夏、文中子王通等先贤,设教河汾,讲学著述,“秦楚吴越间来学者以百数”,一度出现了“从教门外尘如海”的盛况。

薛瑄一生广识博览,治学纯正,著述宏富,文缵千古。其著作近120万字,皆由其学生搜集整理,刻成木刻版制成书流传下来,计有《读书录(十一卷)》、《读书序录》、《从政名言》、《理学粹言》、《河汾诗集》、《文集(二十四卷)》等传世,其中《读书录》被列为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诵习教材。他写的《游龙门记》被推为明代散文之冠,上世纪60年代曾入选中学课本。其诗作或以思致高妙,给人以美的享受;或以针砭时政,成为惩腐戒贪的警钟;或以爱民心切,为人所讽咏不衰。《明史·儒林传序》评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明代醇儒,瑄为第一。”“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渊明)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

惩奸爱民“铁汉公”

平原村南有一大片陵园,这就是薛瑄的祖茔。

沿着“薛文清公神道”进入陵区,只见翠柏列列,曲径通幽。陵园南北长160米,东西宽101米,占地24亩,系明成化年间所建,清乾隆三十二年重修,是当前保存完整的明代陵园。

薛瑄祖茔

薛瑄墓前立有奏天诏命碑,坟侧有一古柏,华盖遮掩其上,状若祥龙,传说为神龙柏。据史料记载,皇上念及薛瑄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和卓越成就,因而对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进行了追封。薛瑄之后连续十一代,共十六人及其家室,都秉承先祖遗风,受到了皇帝的封赠。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薛瑄中河南乡试举人,次年中进士。薛瑄少年成名,初入仕途,就引起了他人的留意。

在明代,薛瑄“三拒三杨”的故事被人广为流传。“三杨”指的是“西杨”杨士奇、“东杨”杨荣、“南杨”杨溥,三人皆是明朝初期的大学士和贤相。“一拒”是“西杨”杨士奇邀请薛瑄在京城开坛讲学,被薛瑄以病父床前需尽孝拒绝。薛瑄守孝期满返回京城,不但没有受责备,反而被“西杨”举荐为正七品的都察院监察御史。“二拒”是“三杨”共同派人多次邀请,表达想结识薛瑄,被薛瑄以“职司弹事,岂敢私谒公卿?”为由拒绝,阐明自己是负责弹劾纠察的官员,不适合私下拜见。“三拒”是“三杨”在朝堂上被薛瑄以“朝间会见,不合朝仪”拒绝会见。

堂堂三个一品大员,竟邀请召见不来一个新上任的七品御史,这事搁谁脸上都挂不住,所幸“三杨”个个气度非凡,不但没有为难薛瑄,反而对他更加器重。

后来,把持朝政的大太监王振曾问首辅大学士杨士奇:“我的同乡中,谁可以大用?”意欲拉拢同乡,杨士奇推荐了薛瑄。王振随即将薛瑄召回京城,担任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薛瑄到京任职后,并没按常理去拜见王振,王振觉得很奇怪,专门到内阁过问此事。并且派薛瑄好友李贤传话,“令致己意,且言振素问之。”没想薛瑄却不领情,正色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

明景泰初年,权宦金英奉命出使南京,离开时当地大小官员设宴为金英饯行,只有时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薛瑄一人不肯前往送行。金英颇有雅量,回京后反向众人夸赞薛瑄:“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瑄说:“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他认为“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一贯主张“读正书、明正理、亲正人、存正心、行正事”。察其言观其行,薛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够恪守规矩,刚正不阿,严以律己,坚守正道,不攀附结交权贵,不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实属不易。

薛瑄在大理寺任职期间,尤为重视为民平冤。他认为“天下之狱,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不可择其人乎。”因而他竭力主张“为官者切不可厌烦恶事,苟视民之冤抑一切不理。”

当时一武官病死,王振侄儿王山欲霸其美妾,遭到武官正妻反对。在王山授意下,武官小妾诬告正妻毒死其夫,武官正妻随即被拘入都察院审讯。在右都御史王文亲自提审下,武官正妻迫压成招。该案报大理寺复核时,薛瑄辨出冤情,多次驳回。王文为了讨好王振,反诬薛瑄及参与复查此案的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犯下“故出人罪”(指量刑时故意开脱或减轻罪行),王振遂唆使御史弹劾薛瑄受贿,在“莫须有”的罪名成立后,薛瑄等人均被逮捕入狱,薛瑄被判死刑。当人们都为薛瑄担惊受怕并意欲鸣不平之时,而薛瑄却神色不变地说:“辨冤获咎,死何憾焉!”他手捧《易经》通读不辍,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通政使李锡看到他临刑不惧,情不自禁地赞叹:“真铁汉也!”

即将行刑时,王振看到家中的老仆躲在厨房里偷偷哭泣,便问何故落泪。老仆说:“闻薛夫子将刑也。”薛瑄的人格力量震惊了王振。后经兵部侍郎王伟等上疏申救,薛瑄得以免死。

克己奉公留清名

明宣德三年(1428年),40岁的薛瑄获任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出监湖广银场,被人视为“肥差”。湖广银场位于湘西沅州,银场即银矿的矿场,是制造硬通货币的源头所在。赴任前,都察院的同僚们以前人警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提醒他,薛瑄则言“每不忘其规戒之厚”。

薛瑄到沅州就任后,在寓所的照壁上题诗明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据《薛文清公年谱》载:“(薛瑄)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贪墨,正风俗,罢采金宿蠹,沅民大悦。”薛瑄期满离任时,当地百姓感其恩惠,在虎溪山为他立生祠以供。而薛瑄“莫言白笔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的诗句,就是他来时不系一物、去时两袖清风的真实写照。

薛瑄独具慧眼,把廉政分为三种境界,即自廉、他廉、被廉。他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他进一步解释,“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薛瑄有名言道:“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在为政、治国、教育、治学、廉洁等方面认识如此深刻,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政坛“铁汉” 学林巨擘》一书编著田均权在该书后记中评价到:“在风雨如晦的明朝,薛瑄是‘学者型官员’,更是一名‘战士’。”

平原村的墙头诗

“有规有矩成方圆,无知无德是愚顽。违法乱纪伤天理,全家不宁生祸端。”像这样的墙头诗在如今平原村街头巷道的醒目位置随处可见,这些墙头诗由村民自发组织书写,已经坚持了几十年,诗句内容根据时代需要不时更换,内容大都涉及清廉、节俭、重教、育人等,时时处处警示教育着平原村的村民和子孙后代。

目前,薛瑄家庙及墓地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望乡党委把薛瑄故居定为德育教育基地,并向全乡党员印发了《薛瑄文化散编》小册子,通过挖掘德孝廉文化,弘扬真善美,达到以德为先,以廉为基,以孝为荣的目的。

薛瑄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尚且能自重、自省、自警、自励,那么,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严三实”,严修身,严律己,严用权,做人实,谋事实,创业实,在做到被廉、他廉的同时,努力突破自我做到自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定会兴旺发达!(运城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