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曾国藩的勤廉俭之风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观其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仕途亨通，十年七迁，乃至封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史称“千古第一完人”。官至一品、位至爵相的曾国藩，手握军国大权，不但没有骄奢淫逸、尽享荣华，反而自奉清苦，一生廉俭自守，且使廉俭家风代代相传。
　　从业以“勤”。曾国藩一直认为：不管是居家、居官、行军，都应该要以“勤”字为根本。勤于学业。曾国藩作为晚清文学大师，其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称，曾国藩勤于学业最为人赞扬的就是他的“无一日不读书“，无论是在京为官，赴湘团练，亦或平剿太平军，他从未放弃过读书，曾说“百种弊病皆由懒生，懒则事事松弛”。他抓住一切机会不放松，死前一日仍手不释卷。勤于修身。曾国藩作为“中兴第一名臣”，其修养艺术内涵丰富，曾国藩勤于修身的艺术对于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曾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曾国藩说：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之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可见曾国藩对修身的看重，他勤于读书不只是为了考取功名，更重要的是他在读书过程中以书修身，提升自己的品质。勤于工作，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亲自批拟，很少假他人之手。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
　　修德以“廉”。曾国藩是一代大儒，儒家文化中丰富的廉政资源对他影响极深。曾国藩做官几十年，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宫廷掌印染，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发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说：“予自30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京官接受馈赠成为当时官场的潜规则，而曾国藩在京做官时却拒绝接受馈赠。他认为所谓馈赠不过是钓饵罢了，一旦吞下钓饵，不免受制于人。曾国藩饮食非常节俭，每餐荤菜多则一样，少则没有，如果有客人来，则添一样荤菜。时人笑称其为“一品宰相”。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他所秉持的居官之道——清廉、勤俭、谦逊、耐烦、谨慎、稳适，以及应戒昏、戒傲、戒贪、戒诈等，对于当今领导干部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治家以“俭”。为使家中子弟们坚持尚勤俭劳苦，戒骄奢倦怠的家风，曾国藩还为家人制定了一套具体的尚俭课目。课目规定男子要“看、读、写、作”;女子要“衣、食、粗、细”，而且规定烧茶煮饭，清扫房舍，一早为之‘织麻纺纱，中午为之;缝制衣服，下午及晚上为之。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告诫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虽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他让自己的孩子住在乡下老家，并告诫他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牌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对于儿女的婚事，曾国藩也不大操大办。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一百两。嫁女如此，娶媳也同样如此。曾国藩重病后，特立四条遗言留给儿子：“一日慎独则心安;二日主敬则身强：三日求仁则人悦;四日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井传之于子子孙孙，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一生修身立德，把“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给自己定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座右铭，立志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终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62岁辞世于南京，没留下金银珠宝，给子孙的最大财富，是故居四座藏书楼里30万卷书。其后代大都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成为教育界、科技界、艺术界的名师大家。(雪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