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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落马的校长们:基建和性侵为高发领域

12月1日,教育部通报了中央音乐学院等3所部属高校领导违规违纪典型案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是以视频会议的形式通报了上述问题。视频会还下设了75个分会场,几乎所有部属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均在分会场“参会”。

教育部这一“通报形式”的含意不说自明,尤其是在高校领导腐败连发的背景下——自今年以来,仅中纪委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就达30余起,至少41名高校领导被通报,其中20人是党政“一把手”。象牙塔缘何成为腐败高发地?从落马的诸多高校领导的贪腐事实及手段中,我们或可发现端倪。记者高家涛

插手工程——高校成校长的“独立王国”

梳理近年来的大学校长贪腐案可以发现,插手工程、借机牟利成为这些校长们的敛财“通用手法”。比如今年5月份被双开的四川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根据指控,其在川大任职14年间,在工程招投标、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353.4万元。

与微博上有近5万粉丝、被称“明星校长”的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相比,安小予就只能算“小巫”了,根据指控,周文斌涉嫌受贿2300余万,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某投资公司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等方面的关照,送给其410万人民币和30万元港币。

成都中医药大学原“一把手”和“二把手”,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原校长范昕建受贿金额也很高。据检方指控,二人在2006年至2012年之间,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万余元。

此外,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苏智先、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曾黄麟等人也被控在学校基建工程中频频插手,收受贿赂。工程腐败缘何盛行?虽然上文所述“明星校长”周文斌在本月初的庭审中全面翻供,称遭人迫害,但其曾写过的一份“悔过书”或可为我们提供答案——“我与南昌大学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甚至把它当做自己的‘私有领域、私家花园、独立王国’,我就是这里的君主。”

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也曾在忏悔录中对此有过解释——最初在一些蝇头小利上尝到甜头,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染上毒瘾一样,与社会上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从吃喝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

科研腐败——“吃”科研经费成潜规则

除了工程腐败,在高校领导贪腐案中,贪占、挪用科研经费也是“高频词”。教育部本次通报的3所部属高校中,北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即为此类,副校长杨放春因此被免职。

按照教育部通报,自2003年起,北京邮电大学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280余万元。近年来,“吃”科研经费似乎已成为一些高校领导敛财的潜规则,乃至有一句顺口溜广为流传——“吃喝拉撒睡,全都靠经费”。在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诸多高校校长中,包括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刘丁等人均借此渔利。

而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甚至“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纪录”,根据媒体报道,这个“学术蛀虫”授意其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等手段,贪占科研经费1022万多元。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专述高校科研腐败,文中称,“项目一到手,一些课题负责人就蜕变成了‘项目老板’,科研经费就成了‘唐僧肉’,任他们宰割:有利用购置科研设备拿回扣的;有直接用来购买私有汽车房屋的;有为自己购买高价保险的;至于用于旅游和吃喝拉撒等日常开销,则更属家常便饭。”

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刘丁甚至将科研经费当做了“奢华生活来源”。根据媒体报道,刘丁作为西安理工大学某课题组负责人期间,通过吃回扣的方式贪占课题组资金,购买了一辆价值68.99万元的奥迪A6轿车,同时,利用课题组资金大吃大喝,“豪华接待”。

靠山吃山——敛财手段多多“不拘一格”

除工程腐败、科研腐败两大“高频词”之外,一些高校官员的敛财手段可谓“不拘一格”。

去年6月23日,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原校长吕静锋涉嫌受贿600余万被提起公诉。这位校长的敛财手段多的让人瞠目结舌——聘任教师,收钱;安排学位,收钱;工程招标,收钱;租用宿舍,收钱……

根据媒体报道,吕静锋甚至直接将学校当做了自家的“提款机”,“学校一切事情均由他说了算”。就连招聘老师,也被其当做赚钱手段。2012年,该校招考一批在编老师,一名考生通过中间人找到吕静锋,在递上简历的同时,当面送上10万元现金。随后,该考生笔试顺利通过。面试时,这名考生再次送给吕静锋10万元,于是,面试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数年内,吕静锋通过招聘老师受贿逾百万元,乃至“10万元一个编制”成为该校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还有原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陈志中,这位副校长在落马高校领导中也颇有知名度。其一是因为他外表生活极为简朴,甚至连“矿泉水瓶都攒下来拿去卖”,但最终被控受贿500多万元。其二则是因为他敛财手段之“高明”。据媒体报道,陈志中之子在大学毕业三年后改名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家公司成为陈志中与医疗器械供应商权钱交易的掩盖。

甚至,连关系考生命运的招生也成为一些高校官员的敛财之道。比如今年5月份被带走调查的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孟新洋,根据媒体报道,其被指在招生办学上受贿。

此外,今年1月份湖南大学一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入校就读,被公众质疑存在“转学腐败”。该校党委书记、校长等多名官员最终被教育部通报处分。

缘何频发——权力任性导致任性收钱

校长贪腐缘何频发?11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文章《治理“象牙塔腐败”,要抓住关键少数》,文章中认为,近年来,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经费增多,高校领导集人、财、物权于一身,控制着资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入学招生权和项目审批权,如果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好,容易将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断,大肆任性用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持类似观点,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高校领导缺乏监管,领导可直接干涉整个工程项目,整个决策和监督缺乏民主,这是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高校弊案,往往一个领导出事,就能带出一批中层干部跟着受审,当前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力度不够、范围不广是高校容易出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盘点落马的高校“一把手”,多人都曾被指在学校内“说一不二”,比如将学校当做“自家后花园”的周文斌、被称为“校园猛虎”的云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甄朝党。

上文所提及的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曾黄麟也曾在其忏悔录称自己“权力任性”——“我认为自己是学院的法人代表,权力欲望膨胀,集学校的权力于一身,成为行贿受贿的关键人物,成为违反党纪国法、污染清净校园的罪魁祸首。”

还有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这位集“全国优秀教师”、“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等诸多荣誉于一身的“学术明星”,其权力自我膨胀也到了极点,曾公开放言“在南航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在接受调查时,他甚至要求办案人员,“在全校师生面前给我道歉,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权力任性导致他任性贪腐。根据调查,其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大搞钱权交易钱色交易,受贿600余万、先后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甚至聚众淫乱。最终,王国炎获刑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