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督抚幕僚对政局的影响
秘书自古至今在中国政局的影响力都不可低估。古代的秘书被称为幕僚，自春秋战国就有，他们以自己专门的行政管理知识、技能和应对事务的本领，成为各级官吏不可缺少的参谋和智囊，绵延几千年而不衰。晚清时期，由于清朝权力中心开始下移，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权力大为增加，对政局影响力大为提升，那么作为他们智囊的幕僚，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协助决策政务的重要智囊
代拟奏稿。清朝的奏稿是督抚执行朝廷决定、汇报工作的重要工具，是他们与皇帝沟通的重要渠道，关系着个人的荣辱升迁。而这些奏稿往往由幕僚起草。比如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奏稿就由幕僚起草。可以说，曾国藩后期的升迁与幕僚的奏稿书写水平有很大关系。
协助决策政治。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历史上称该事件为东南互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策划“东南互保”整个过程中，其幕府人物辜鸿铭、赵凤昌、盛宣怀、沈瑜庆等都竭力为之探听情报，牵线搭桥，奔走斡旋，献计献策，从而促成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东南互保”章程成功签署。有些督抚甚至让幕僚直接主持政务，决策政治。早期的左宗棠不管是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还是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因见其有才，两位大员均将全部政务交给他来处理。真可谓“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直接影响晚清中国大政方针的决策。幕僚是推动清末君主立宪的重要力量。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幕僚张謇、张一麐和徐世昌的建议推动下，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袁世凯奉命入京后，其幕僚也参与了中央官制改革。当时编纂官制局完全由袁世凯幕府人员所掌握。这些幕僚编制的官制改革方案，仿效西方政治体制，以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通过增裁并改旧有行政机构，构建出一个名实相符的新政府机构体系，最后虽没被采用，但加速了君主立宪的施行步伐。基本符合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幕僚直接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清政府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再次起用袁世凯，为了使袁世凯取得政权，袁世凯的幕僚梁士诒采取了一系列使清朝迅速灭亡的举措，凝聚了三股力量，驻外公使、清朝统兵将领和朝廷重臣均联合起来，一起向朝廷施加压力，逼迫皇帝退位。清朝宣统皇帝被迫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清朝正式灭亡，这也标志着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度从此消失。此时的幕僚就不单单是参谋议政、出谋划策，而是成为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
推动洋务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骨干
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是洋务运动在地方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他们由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经历局限，单靠他们是无法掀起洋务运动高潮的。但是他们的幕僚如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等，懂西语、通洋学、擅长和洋人打交道，是洋务运动的宣传者、鼓吹者和实践者，这些幕僚以独到的眼光和丰富的洋务知识影响幕主的思想倾向，迅速提高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认识西方的水平和开展洋务的热情，并且很多幕僚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形成了幕后呼声——影响幕主——走上前台的互动模式，才使得悲叹国土沦丧、主权丧失的情绪和心理，演变成为改造现实、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的洋务运动。幕僚们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更新地方督抚对时局的观念。幕僚赵列文、冯桂芬、丁日昌、郭嵩焘、薛福成等阐明，中国遭遇的敌人，是武器装备精良、文化繁荣昌盛、综合实力强大的外国强敌，如果继续沿用过去清朝对付外夷的手段已经不可能取胜，只有根据目前的时代变化，学习列强的长处，使自身强大起来。这实际为开展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洋务运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虽然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符合历史规律，代表着正确的方向，但却遭到清政府中顽固派的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幕僚们积极建言，鼓噪呐喊，为洋务事业营造氛围，为运动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和结构框架。出于减少洋务运动阻力的目的，萌发了“中体西用”的观点，比如1861年幕僚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指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提法，由于坚持了封建的传统纲常道德，顽固派难以反对，也减少了开展活动的风险，并使洋务运动被政府和当政大员所接受，极大减少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具体负责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运动中机器的引进制造、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的创办、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的发展几乎都由他们先做筹划，后当政大员采纳而推行。曾国藩幕僚徐寿、华衡芳、李善兰在1861年参与策划创办安庆军械所。曾国藩的幕僚丁日昌被李鸿章委派全权办理江南制造局，生产军火、轮船。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吴仲翔主持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李鸿章幕僚盛宣怀主持兴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起草了《奏议海防折》，这实际上揭开了北洋海军建设的序幕。
当然，上述地方大员的幕僚，由于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技术和管理知识培训，只是开眼看世界的时间比其他人早一点，见识面稍微宽一点，因此，关于近代化的指示和经验只是比当时的普通人多一点罢了。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虽然他们的热情高涨，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失败与这种领导组织人员的极度缺乏和知识经验的严重匮乏是有一定联系的。虽然如此，他们毕竟发出了近代化的先声，开启了近代化的序幕，并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作用。
斡旋外交的高级人才
进入近代，不少地方大吏不仅要处理辖内事务，而且要与外国进行交涉，作为他们的幕僚也就具有了新的外交职责。
搜集情报。在五口通商时期，负责外事工作的两江总督幕僚们积极参与策划收集情报等反侵略斗争，如林则徐的幕僚梁廷丹、张维屏等，裕歉的幕僚魏源、吴如澄等都参与了情报搜集工作。
维护国家主权。在晚清，外交事务主要由李鸿章主持的北洋大臣来办理。而李鸿章主要依靠幕僚薛福成、盛宣怀、伍廷芳等幕僚来谋划。清政府一度准备让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令，总管全国的水师、海防。薛福成上书李鸿章，认为赫德已经管理着中国的海关，如果再总管全国的水师、海防，中国的兵权和收入就全归他管理了，以后就很难控制他，建议李鸿章向朝廷说明利害，李鸿章据此入告，结果使清政府改变了主意。薛福成的这个建议，不仅使李鸿章的大权没有旁落，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国家主权。
加快外交官职业化进程。再举薛福成为例，他在《筹海防密议十条》中，提出“胆识兼优才辩锋出者，宜出使”，即向外国派遣使臣的主张。这一建议最终促使清廷作出了遣使西方的重大外交决策。这是中国外交官走向职业化的重要举措，是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这些幕僚由于其突出的表现和幕主的特殊关系，很多成为了晚清政坛的高级官吏。出身曾国藩幕府而官至三品以上者达47人，任督抚大员者33人。幕僚成为地方大吏的比比皆是，著名的有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沈葆桢、张树声、丁日昌、张之洞、袁世凯等。部分幕僚成为著名外交官。如郭嵩焘出使英国，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伍廷芳到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等。
幕僚发挥重要影响的原因
为什么督抚幕僚对晚清政治形势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呢？由于晚清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地方势力开始前所未有的扩张，地方督抚被赋予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范围，作为督抚的递延者，幕僚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领域都拥有空前的影响力，相应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督抚幕僚不仅规模庞大，人才济济，影响力强，而且成为建制，组成了幕府，已经成为了一个势力集团。但作为督抚的幕僚，他们被分派在各个系统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是督抚雇来的，所以，他们只知道忠于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中央朝廷，他们已经成为了以督抚为核心、以效忠幕主为目标、以所在地方为势力半径的割据体系。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幕主的提携，很多幕僚后来成为督抚，他们对幕主的报恩心理必然超越对朝廷的报恩，甚至是终生忠于幕主，这就使得地方督抚之间结成一种新的私人联络关系，甚至成为遥相呼应、共荣共退的地方势力集团群。这个集团群集合在一起，不是以效忠朝廷为目标，而是以个人利益为契合点。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政治的不稳定因素，是政府离心力倾向的推动者。他们强大的势力决定他们对朝廷会采取政治投机的态度，当朝廷控制力比较强大时，他们就暂时依附朝廷，当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减弱时，他们就会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甚至会成为围攻中央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切如果没有督抚幕僚的影响力渗透，是不可能出现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政局。
协助决策政务的重要智囊
代拟奏稿。清朝的奏稿是督抚执行朝廷决定、汇报工作的重要工具，是他们与皇帝沟通的重要渠道，关系着个人的荣辱升迁。而这些奏稿往往由幕僚起草。比如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奏稿就由幕僚起草。可以说，曾国藩后期的升迁与幕僚的奏稿书写水平有很大关系。
协助决策政治。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历史上称该事件为东南互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策划“东南互保”整个过程中，其幕府人物辜鸿铭、赵凤昌、盛宣怀、沈瑜庆等都竭力为之探听情报，牵线搭桥，奔走斡旋，献计献策，从而促成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东南互保”章程成功签署。有些督抚甚至让幕僚直接主持政务，决策政治。早期的左宗棠不管是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还是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因见其有才，两位大员均将全部政务交给他来处理。真可谓“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直接影响晚清中国大政方针的决策。幕僚是推动清末君主立宪的重要力量。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幕僚张謇、张一麐和徐世昌的建议推动下，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袁世凯奉命入京后，其幕僚也参与了中央官制改革。当时编纂官制局完全由袁世凯幕府人员所掌握。这些幕僚编制的官制改革方案，仿效西方政治体制，以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通过增裁并改旧有行政机构，构建出一个名实相符的新政府机构体系，最后虽没被采用，但加速了君主立宪的施行步伐。基本符合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幕僚直接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清政府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再次起用袁世凯，为了使袁世凯取得政权，袁世凯的幕僚梁士诒采取了一系列使清朝迅速灭亡的举措，凝聚了三股力量，驻外公使、清朝统兵将领和朝廷重臣均联合起来，一起向朝廷施加压力，逼迫皇帝退位。清朝宣统皇帝被迫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清朝正式灭亡，这也标志着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度从此消失。此时的幕僚就不单单是参谋议政、出谋划策，而是成为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
推动洋务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骨干
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是洋务运动在地方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他们由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经历局限，单靠他们是无法掀起洋务运动高潮的。但是他们的幕僚如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等，懂西语、通洋学、擅长和洋人打交道，是洋务运动的宣传者、鼓吹者和实践者，这些幕僚以独到的眼光和丰富的洋务知识影响幕主的思想倾向，迅速提高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认识西方的水平和开展洋务的热情，并且很多幕僚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形成了幕后呼声——影响幕主——走上前台的互动模式，才使得悲叹国土沦丧、主权丧失的情绪和心理，演变成为改造现实、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的洋务运动。幕僚们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更新地方督抚对时局的观念。幕僚赵列文、冯桂芬、丁日昌、郭嵩焘、薛福成等阐明，中国遭遇的敌人，是武器装备精良、文化繁荣昌盛、综合实力强大的外国强敌，如果继续沿用过去清朝对付外夷的手段已经不可能取胜，只有根据目前的时代变化，学习列强的长处，使自身强大起来。这实际为开展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洋务运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虽然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符合历史规律，代表着正确的方向，但却遭到清政府中顽固派的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幕僚们积极建言，鼓噪呐喊，为洋务事业营造氛围，为运动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和结构框架。出于减少洋务运动阻力的目的，萌发了“中体西用”的观点，比如1861年幕僚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指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提法，由于坚持了封建的传统纲常道德，顽固派难以反对，也减少了开展活动的风险，并使洋务运动被政府和当政大员所接受，极大减少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具体负责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运动中机器的引进制造、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的创办、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的发展几乎都由他们先做筹划，后当政大员采纳而推行。曾国藩幕僚徐寿、华衡芳、李善兰在1861年参与策划创办安庆军械所。曾国藩的幕僚丁日昌被李鸿章委派全权办理江南制造局，生产军火、轮船。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吴仲翔主持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李鸿章幕僚盛宣怀主持兴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起草了《奏议海防折》，这实际上揭开了北洋海军建设的序幕。
当然，上述地方大员的幕僚，由于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技术和管理知识培训，只是开眼看世界的时间比其他人早一点，见识面稍微宽一点，因此，关于近代化的指示和经验只是比当时的普通人多一点罢了。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虽然他们的热情高涨，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失败与这种领导组织人员的极度缺乏和知识经验的严重匮乏是有一定联系的。虽然如此，他们毕竟发出了近代化的先声，开启了近代化的序幕，并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作用。
斡旋外交的高级人才
进入近代，不少地方大吏不仅要处理辖内事务，而且要与外国进行交涉，作为他们的幕僚也就具有了新的外交职责。
搜集情报。在五口通商时期，负责外事工作的两江总督幕僚们积极参与策划收集情报等反侵略斗争，如林则徐的幕僚梁廷丹、张维屏等，裕歉的幕僚魏源、吴如澄等都参与了情报搜集工作。
维护国家主权。在晚清，外交事务主要由李鸿章主持的北洋大臣来办理。而李鸿章主要依靠幕僚薛福成、盛宣怀、伍廷芳等幕僚来谋划。清政府一度准备让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令，总管全国的水师、海防。薛福成上书李鸿章，认为赫德已经管理着中国的海关，如果再总管全国的水师、海防，中国的兵权和收入就全归他管理了，以后就很难控制他，建议李鸿章向朝廷说明利害，李鸿章据此入告，结果使清政府改变了主意。薛福成的这个建议，不仅使李鸿章的大权没有旁落，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国家主权。
加快外交官职业化进程。再举薛福成为例，他在《筹海防密议十条》中，提出“胆识兼优才辩锋出者，宜出使”，即向外国派遣使臣的主张。这一建议最终促使清廷作出了遣使西方的重大外交决策。这是中国外交官走向职业化的重要举措，是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这些幕僚由于其突出的表现和幕主的特殊关系，很多成为了晚清政坛的高级官吏。出身曾国藩幕府而官至三品以上者达47人，任督抚大员者33人。幕僚成为地方大吏的比比皆是，著名的有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沈葆桢、张树声、丁日昌、张之洞、袁世凯等。部分幕僚成为著名外交官。如郭嵩焘出使英国，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伍廷芳到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等。
幕僚发挥重要影响的原因
为什么督抚幕僚对晚清政治形势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呢？由于晚清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地方势力开始前所未有的扩张，地方督抚被赋予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范围，作为督抚的递延者，幕僚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领域都拥有空前的影响力，相应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督抚幕僚不仅规模庞大，人才济济，影响力强，而且成为建制，组成了幕府，已经成为了一个势力集团。但作为督抚的幕僚，他们被分派在各个系统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是督抚雇来的，所以，他们只知道忠于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中央朝廷，他们已经成为了以督抚为核心、以效忠幕主为目标、以所在地方为势力半径的割据体系。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幕主的提携，很多幕僚后来成为督抚，他们对幕主的报恩心理必然超越对朝廷的报恩，甚至是终生忠于幕主，这就使得地方督抚之间结成一种新的私人联络关系，甚至成为遥相呼应、共荣共退的地方势力集团群。这个集团群集合在一起，不是以效忠朝廷为目标，而是以个人利益为契合点。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政治的不稳定因素，是政府离心力倾向的推动者。他们强大的势力决定他们对朝廷会采取政治投机的态度，当朝廷控制力比较强大时，他们就暂时依附朝廷，当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减弱时，他们就会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甚至会成为围攻中央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切如果没有督抚幕僚的影响力渗透，是不可能出现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