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让生命发光——访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工作系教授左月燃

左月燃：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工作系教授，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师。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会员，冀中抗战研究会副会长。1970年入伍,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心理学及战时政治工作。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部委、军队级科研课题，编写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论文90余篇。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编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更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不可否认，当今信仰缺失、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只有正视现状、探析根源才能找到解决路径。

“中国人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工业化的路”，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发展速度之快，还意味着很多人要从精神上付出代价

记者：左教授您好，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说起“理想信念”，有人总觉得似乎虚无缥缈。您经常给党员干部讲党课，如何破题呢？

左月燃：我在部队服役46年，从战士成长起来，本科学医，后来学心理学，从事教学工作近30年，所以讲课会带有一些我的专业特点。

其实理想信念可以有不同的层面。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有很多老百姓随口使用，像谚语一样的话，也是一种信念，如人们常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一个人认可这些话时，实际上这就既是他的一种认知，也是他行为的引导。我们今天讲的理想信念当然比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复杂一些。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也说明我们存在这方面的现实问题。

必须承认，中国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多数人心理爬坡、扭曲、重组、再建的过程。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是相对稳定也相对封闭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们的内心是相对平静的。但当国门打开以后，特别是强势的外来文化大量地涌入以后，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应激。我曾经参加中科院心理所的一个课题，就社会应激做了广泛调研，历时五年，先后访谈了以工人为主体，还包括央企、部队、公务员系统和社会各阶层大概二十万人，就是问他们觉得压力最大、最焦虑的是什么。访谈结束以后，我们把获得的五千多个主题词整理、归纳成二百多个问题，形成问卷，又在不同社会人群中进行测查，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社会应激是从身份认同危机开始的。访谈对象为什么以工人为主体？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对身份认知的转变也大，咱们回顾一下，宪法里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的认知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是变革让很多人觉得领导阶级都变成弱势群体下岗了，工农联盟为基础好像也瓦解了。在全新的发展过程中，有些过去不被人接受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原有的概念体系。应激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个心理生理过程，也就是说认知评价非常重要，觉察不到的影响不构成应激，只有认识到了才会产生随后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外部环境、本人的认知评价、个人的反应能力及反应方式就构成了应激的完整链条。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人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工业化的路”，这话不是随便说的，也不仅仅意味着我们的发展速度之快，还意味着很多人要从精神上付出代价，就像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速度太快，有的人可能会头晕，有的人可能会心脏不舒服，如果急转弯有的人可能会被甩下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信仰是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动力，它也是人心灵自律的边界，信仰缺失也就是这个边界没有了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原有的理想信念已经在逐渐消失？

左月燃：在社会剧烈变化，人们产生强烈社会应激的情况下，信念震荡是个必然的结果。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变得“很坏”，历史上大的变迁必然产生各种震荡，包括人的心理。信念震荡也可以翻译成休克，不是没有了，只是休克了，新的体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

信念系统受到震荡和侵蚀，外在的表现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最高尚、最复杂的那个领域出了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信仰缺失。信仰是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动力，它也是人心灵自律的边界，信仰缺失也就是这个边界没有了。信仰缺失最初又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们听过看过很多贪官的忏悔录，最初就是从心理失衡开始的。当外部剧烈变化，原有的体系被打破，人们稳定的心态出现扭曲以后，很多人面对压力无法很好地调整自己。很多人的调适出现障碍的最终结果就是行为出现失范，于是我们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人格障碍，这是社会转型期各个国家都可能会有的。比如反社会型人格、边缘性人格、因循人格和复合型人格。复合型人格不仅在青年群体当中多，我们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也有这种人格特点，最突出的就是没有自己思考的主线，也没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一个年轻人，他今天染黄头发明天染绿头发，那是他个人喜好，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在对国家的思考上，出现这种人格特点，就非常值得警惕。

当个体的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突然成为大众心态，就会形成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又会反过来对个体产生作用。这种反作用就是面对并不认同的丑恶现象，如浮躁、功利、腐败等，很多人从行动层和判断层上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感背后就是对很多并不正常并不正确的东西默认和容忍。所以我们在讲社会震荡的时候出现信仰危机，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社会剧烈变化中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应该茫然无奈地看待它。

当一个人心里对外部变化没有非常坚定的判断和底线把握的时候，天边飘来什么东西可能都会被当成救命稻草

记者：您说的这些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就比如大家都是腐败的受害者，但有时候在涉及自己利益时，又想着拉关系、走后门，搞不正之风。这也凸显我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价值迷茫”。

左月燃：我讲个我的亲身经历。有个单位因为一个教育项目需要我去讲课，连续三年我去那，每次进的是不同方向的大门。一问，知道又修门了。我问员工，你们单位老修门干什么，还每次都不同的方向。员工说“上来的领导对风水要求不一样，门修的方向就不一样呗。再说，不修工程哪来钱啊”。你想想，大家用调侃的话说这些事情正常吗？

当一个人心里对外部变化没有非常坚定的判断和底线把握的时候，天边飘来什么东西可能都会被当成救命稻草，这就是信念震荡以后会带来的结果。你看有些贪官被抓的时候，贪来的钱一分也没花，平时还装得很朴素。

换一个角度，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是在社会中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要引领和主导整个社会生活，执政党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对整个社会来讲是具有颠覆性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最终解体了，这是前车之鉴。苏东解体不久，我在德国访问，所见所闻让我对社会动荡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一个晚上，我在外散步，暮色中隐约听到手风琴的声音，而且旋律很熟，顺着声音寻找，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人正在边拉边唱。他拉的曲子是《共青团员之歌》，也曾经是我们中国青年团的团歌，战争年代它号召年轻人为自己的国家起来战斗，今天却在这样的情景下重温！这个人看我是中国人，又拉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和《神圣的战争》。我僵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最后把兜里的几欧元全扔在了他的帽子里，心里五味杂陈非常难过，那些号召热血青年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旋律，沦落成街头卖唱的曲子。陪同我的德国小伙子告诉我，地上摆着的牌子上边写着，这个人是前苏联国家功勋演员。你要知道功勋演员是非常高的荣誉啊，但国家没了，这个功勋演员还有什么？

那晚我一直在想，这是已经进入到发达阶段，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的超级大国解体的结果。中国还不发达，如果中国陷入动乱最倒霉的是谁、结果又会怎么样？我再进一步想到，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的改革中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的社会没有崩溃而且在快速发展，这是为什么？于是，从德国回来以后，我开始重读《共产党宣言》。我刚参军的时候天天政治学习读的都是马恩原著，但当时感到非常晦涩、读不懂，一本薄薄的原著后面附很厚一本名词解释。今天我再回头看这些的时候，特别是把《资本论》又看一遍的时候，为马克思深刻的分析感到震撼。我们曾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再回到前面所说的无能为力感，时间长了，大家是不是就都沦为看客了，是不是也有随时“跳船”的准备？“裸官”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的是自己的奋斗，而没有人更多地考虑更深层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党弱了、散了、垮了，我们本人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中国的老百姓会怎么样？所以现状不容乐观，这更要求我们一定要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

如果把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看成是人的行为，那决定人行为的是沉没在水下巨大因素的核心部位，也就是信念

记者：能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更具体地告诉我们，理想信念会怎样影响我们的言行？毕竟它是那么的抽象。

左月燃：信仰、理想、信念是人精神生活的最高层面，涉及人精神生活最复杂的领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化问题，也是极具个性化的问题，对于一个党来讲更是至关重要。信念系统是一个人行为系统最重要的动力系统，所以精神生活决定了生命的质量。用冰山理论来比喻，浮出水面的是冰山一角，而决定冰山走向的是巨大的水下形成因素，如果把浮出水面的部分看成是人的行为，那决定人行为的一定是沉没在水下这巨大因素当中的核心部位，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念。心理学这么解读，人的坚强关键在于有一个稳定的信念系统，信念系统为统领的需要、动机、兴趣等个性倾向是整个人行为的动力系统，那么需要、动机、兴趣就变成了让一个人行为持久、稳定下来很重要的东西。但人行为的动力系统还分为不同层次，需要、动机、兴趣是属于具体的较低层次，其和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稳定和坚持有关系；理想、信念、世界观是更高层面的概括，它涉及人们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问和你能不能有超越低层次的更高追求。

我们讲共产党是一个信仰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所建立的信仰绝不是低层次的追求，它超越了自我,把民族命运和人民利益举过头顶，这样的信仰是需要奉献和牺牲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是否注视过自己精神取向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底线又是什么？

金一南少将说“国无信仰，则无名副其实的国土”，我非常同意。在我们看来，理想信念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你的理想信念有没有、是什么，它一定要从你的行为体现出来，也就是融知、情、意、行为一体的，你说我虽然现在行为是追求利己，但我有着非常崇高美好的内在，这两个东西如果是完全分离的，那不符合规律。真正的信仰是可以超越自我、超越人生的。

我们共产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坐标性的人物。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在三河坝分兵的时候队伍就剩了几百人，很多高级干部离开这支队伍，不是他们要叛变革命，因为他们认知的革命不是这样的，他们想重新选择别的革命道路。但是在南昌起义领导人当中并不那么重要的朱德站了出来，他面对那几百人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他从俄国1905年的那场革命，讲到了1917年的革命成功，最后结论是，黑暗是暂时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这几百人就是后来我们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火种。你想想，那时候如果不是朱德站出来，中国革命的道路会是什么样的选择，最起码和现在不一样。

什么叫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是说群众都热情高涨做一件事时你跟着大家一起做，而是你有非常坚定的信仰，在大家都很迷茫，遭遇挫折有可能放弃的时候，你能坚持并引领大家，这才是共产党员。

信仰能让我们的生命和无限相连，能超越自我、超越人生，这不是一种虚幻，而是我们应追求的非常美好的目标

问：但战争年代有其特殊性，求生存、干革命、打天下必须要靠理想信念和信仰。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怎样坚定理想信念呢？

左月燃：确实，战争年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残酷环境和敌人帮我们选干部，不坚定的就被淘汰掉了。这是那个时候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是那残酷环境可不是我们少吃一顿饭、头有点晕。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爬了70多座雪山，荒无人烟、肚里没食、身上寒冷、后有强敌。我们知道这支队伍历史上三次大的败仗，湘江之战损失过半，西路军两万多人兵败河西走廊，按照一般的理解，队伍都没了，你该干吗干吗，但是西路军失败以后，河西走廊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数千红军一路要饭向东，回归组织。这些人在延安经过组织的审查、短期的休整、抗大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抗日前线。没有人要求他们再回来，有些人回来因为组织要审查，还有点委屈，但在他们心目中，所要成就的事业和个人所遭遇的那些相比，他们知道孰轻孰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讲这些先辈们的故事，不是想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又说一遍，而是要回归到信仰，我想让大家从他们身上看到，信仰可以给人超越的力量，没有精神支柱，你承受不了这些。信仰不是书斋里的狂热，不是书本上的教条。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艰难探索，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因为在最困难最挫折的时候也不放弃追求，在诱惑面前不投机、不动摇的坚持才有的今天，所以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只要我们的灵魂根基还在，我们这个党就有希望。

这些年我因为讲党课，接触了很多掌握国家核心机密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个老同志从12岁当小红军起一直是在党和军队最核心的机密岗位工作。他去世前跟儿子说“我所知道的事情都是党和军队的秘密，一个字也不能说，我死后也不要写回忆录”。他儿子留下了一段他临终前用非常微弱的动作敲摩斯密码的视频，我问敲击的什么内容，他儿子告诉我是“向党告别”。

今天这些都解密了，当我们朝着理想向前进时，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事业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奠定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做的贡献，我们除了关注“我要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向他们一样，仰望星空，去树立更崇高的价值追求。

最后我想说，一个人精神的成长才能最终让其生命更有张力，核心价值观在整个人的精神成长中起支柱作用，而信仰就是这个支柱顶端的明珠，信仰能让我们的生命和无限相连，能让我们超越自我、超越人生，这不是一种虚幻，而是我们应追求的非常美好的目标。(本报记者 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