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存丹心 悲歌慨以慷
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灾难深重、倍受欺侮之惨痛史，对于其时之国人而言，国之主权被践踏，国之领土被侵占，生灵之遭受涂炭又岂可避免？偌大一个中国，竟落得个时时挨打、处处可欺之境地，实在悲哀。然此一切，皆因落后所致，而清王朝晚期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实乃其中之大咎也。虽朝中亦不乏远见卓识之辈，如满族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臣，皆具有强烈之危机意识，也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念，掀起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奈何腐朽之制度不变，兼之改革范围甚小，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甲午战争之惨败，除了将士壮烈殉国之精神可歌可泣外，却最终以中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结束。且以我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成全了日本帝国之进一步强大。此也是四十年后，日本以一区区岛国，不但启动了全面侵华之计划，且在东南亚亦能称霸数十年之伏笔所在。
正是在“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出于富国强兵的考虑，想通过决心锐意改革的光绪帝，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改革，且大力倡导科学文化。然而，变法运动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之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与抵制，推行仅103天便遭到无情镇压，史称“戊戌政变”。变法失败后，除康、梁逃亡他国外，谭嗣同等六人皆惨遭杀害，光绪帝也被幽禁至死，实堪可悲。但是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脱，孰料他竟心存“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之信念，固愿流血自其身开始，而不惜引颈就戮，壮烈就义。百余年匆匆而过，烈士骸骨亦已成灰，然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及“悲歌慨以慷”之精神却永载青史。
变法者，在今日亦称改革家，他们都是国之栋梁、世之英杰。但纵观中国历史，改革者之命运，却多以悲惨下场以告终。概因改革虽功在社稷，但须行非常之手段，故易致天下之所怨，守旧贵族（即昔日既得利益者）更是恨之如仇雠。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故以匹夫匹妇之贪鄙浅见，又焉能体察改革者的拳拳谋国之忠乎。蓬雀一跃，不过数丈之高，而鲲鹏不展翅则已，展则九万里之一息，其可比肩乎？
管仲字夷吾，史称“华夏第一相”，《史记·管晏列传》有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任齐相之后，主持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组织军事编制、建立人才选拔制度，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也因这些举措，始得以奠定齐之霸主地位。而《管子》一书，则是集其治国理念之大成者，书中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诚可谓一语道破真机：物质基础实乃精神文明之前提。可见古今虽有不同，但道理相通。
且管仲之成功，于后世之人而言，亦有重大之示范性意义。故其后两千多年来，虽江山代有人才出，但有大抱负、大手段之人，犹是以效管仲，为平生之最大志向。公孙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张居正亦如是。然此三君者，虽有管仲之才，却无有管仲之幸甚，殊为可惜。
世人皆知秦乃战国末期最大之赢家，始皇帝“横扫天下、统一六国”之武力，世所仰服。然秦之强盛，诚非一朝一夕之功，须知孝公之前，秦之国力甚贫弱，亦曾一度受制于魏。秦孝公继位以来，既存有称霸之心，且素知己身之实力不济，又焉能不求贤士以补不足。于是，卫人公孙鞅即应孝公之“求贤令”而来。公孙鞅者，后因其封地于商，故亦称商鞅。
变法初始，商鞅为取信于民，曾以五十金募人徙木，而后民始信其法不欺也。故王安石赞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但商鞅之变法，真正之阻力却非来自平民，而是来自于旧派贵族，为使变法得以贯彻施行，他在太子犯法之后，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终未肯轻饶。因太子乃嗣君，不可上刑，于是他对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二人皆处以刑。此一举而使得秦人无有再敢违令者，行之十年，秦人皆敬服，再十年，秦国始强盛。
秦之强盛，虽功在商鞅变法，但孝公薨后，商君竟连苟活尚不可得，身死人手后，犹未免于车裂之刑，可谓惨烈至极。后世有人说商君苛于法，故失民之心，亦失君之心。然于变法之时，阻碍重重，不行非常手段，又岂能达到法令必行之效果焉？
作为历史上唯一主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王朝，大宋朝既是最令读书人向往的朝代，也是最令读书人惋惜的朝代。宋仁宗时期，名臣范仲淹曾推动过一次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可惜历时仅一年有余，便告失败。其后数年，王安石通过向仁宗皇帝进万言书，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可惜仁宗犹未曾采纳。又数年，久有改革之决心的宋神宗继位，面对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尤其是冗官、冗兵，以及冗费等一系列问题，他决定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王安石本人亦踌躇满志，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随后，王安石推行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一系列新法。然而，新法之实行，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之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以王安石为代表之变法派一度失势，其本人亦遭罢黜，后虽有短暂起复，然犹未能成事。司马光是一代名臣，且早期曾为王安石之友，殊难料，二人本是政见不同，最后却发展为意气之争。新法不管是否有成效者，他竟是一概废除，此诚令人叹惜也。虽然，行大功者不谋于众，王安石之性格虽有偏执之处，然其一心为公，变革主张却是大有可取之处。而其身后数百年，犹蒙天下所垢，为世人所不谅，此诚不公。以管仲之贤，犹是小节有欠，然鲍叔牙却知其可奏大功，故荐其为相。而世人既知管仲之能，又焉能不知鲍叔牙“伯乐”之高义？“管鲍之交”世人皆慕，然“管仲”之常有，“鲍叔牙”又复何在？王荆公之悲，唯此而已矣。
再看明臣张居正，辅佐少年皇帝之竭诚，可谓既臣亦师。更因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以一人之力，而“扭转衰局，振兴危国”，故后世亦赞其为“大明之脊梁”。然功高震主者往往身危，而张居正之危，非在生前，乃为身后也。
万历帝初政之时，尚是十岁稚龄，其时，明王朝正面临国库空虚、用度匮乏，流民四散、草泽祸起之困境，且更有北方鞑靼屡屡来犯。张居正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治国之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万历九年，张居正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此则为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改革。
张居正掌政十年，国库终不复空虚，存银达四百余万两；而太仓之存粮，亦足十年之需矣。万历十年，他却因劳瘁过度而亡，其功绩可谓盖世矣。然其过世仅一年有余，万历帝即令抄其家，并锢其家门，困其家眷于空室多日，竟致子女十数人活活饿死，八旬老母惶惧哭泣，长子自缢身亡，惨痛至极。然万历帝仍然余恨未释，竟言张居正之罪本当“剖棺戮尸”，后虽未实施，但张居正身后之凄凉若斯，此诚令后人痛惜难已。
然而，今人纵是意难平，奈何只能观史兴叹。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之变法，诚可谓风云为之变色。而历史之辉煌，正是因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以及历史上许许多多“弃家忘躯，以殉国家”的改革者们，以己身之鲜血浇灌而成，悲壮而伟大。
正是在“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出于富国强兵的考虑，想通过决心锐意改革的光绪帝，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改革，且大力倡导科学文化。然而，变法运动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之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与抵制，推行仅103天便遭到无情镇压，史称“戊戌政变”。变法失败后，除康、梁逃亡他国外，谭嗣同等六人皆惨遭杀害，光绪帝也被幽禁至死，实堪可悲。但是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脱，孰料他竟心存“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之信念，固愿流血自其身开始，而不惜引颈就戮，壮烈就义。百余年匆匆而过，烈士骸骨亦已成灰，然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及“悲歌慨以慷”之精神却永载青史。
变法者，在今日亦称改革家，他们都是国之栋梁、世之英杰。但纵观中国历史，改革者之命运，却多以悲惨下场以告终。概因改革虽功在社稷，但须行非常之手段，故易致天下之所怨，守旧贵族（即昔日既得利益者）更是恨之如仇雠。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故以匹夫匹妇之贪鄙浅见，又焉能体察改革者的拳拳谋国之忠乎。蓬雀一跃，不过数丈之高，而鲲鹏不展翅则已，展则九万里之一息，其可比肩乎？
管仲字夷吾，史称“华夏第一相”，《史记·管晏列传》有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任齐相之后，主持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组织军事编制、建立人才选拔制度，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也因这些举措，始得以奠定齐之霸主地位。而《管子》一书，则是集其治国理念之大成者，书中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诚可谓一语道破真机：物质基础实乃精神文明之前提。可见古今虽有不同，但道理相通。
且管仲之成功，于后世之人而言，亦有重大之示范性意义。故其后两千多年来，虽江山代有人才出，但有大抱负、大手段之人，犹是以效管仲，为平生之最大志向。公孙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张居正亦如是。然此三君者，虽有管仲之才，却无有管仲之幸甚，殊为可惜。
世人皆知秦乃战国末期最大之赢家，始皇帝“横扫天下、统一六国”之武力，世所仰服。然秦之强盛，诚非一朝一夕之功，须知孝公之前，秦之国力甚贫弱，亦曾一度受制于魏。秦孝公继位以来，既存有称霸之心，且素知己身之实力不济，又焉能不求贤士以补不足。于是，卫人公孙鞅即应孝公之“求贤令”而来。公孙鞅者，后因其封地于商，故亦称商鞅。
变法初始，商鞅为取信于民，曾以五十金募人徙木，而后民始信其法不欺也。故王安石赞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但商鞅之变法，真正之阻力却非来自平民，而是来自于旧派贵族，为使变法得以贯彻施行，他在太子犯法之后，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终未肯轻饶。因太子乃嗣君，不可上刑，于是他对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二人皆处以刑。此一举而使得秦人无有再敢违令者，行之十年，秦人皆敬服，再十年，秦国始强盛。
秦之强盛，虽功在商鞅变法，但孝公薨后，商君竟连苟活尚不可得，身死人手后，犹未免于车裂之刑，可谓惨烈至极。后世有人说商君苛于法，故失民之心，亦失君之心。然于变法之时，阻碍重重，不行非常手段，又岂能达到法令必行之效果焉？
作为历史上唯一主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王朝，大宋朝既是最令读书人向往的朝代，也是最令读书人惋惜的朝代。宋仁宗时期，名臣范仲淹曾推动过一次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可惜历时仅一年有余，便告失败。其后数年，王安石通过向仁宗皇帝进万言书，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可惜仁宗犹未曾采纳。又数年，久有改革之决心的宋神宗继位，面对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尤其是冗官、冗兵，以及冗费等一系列问题，他决定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王安石本人亦踌躇满志，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随后，王安石推行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一系列新法。然而，新法之实行，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之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以王安石为代表之变法派一度失势，其本人亦遭罢黜，后虽有短暂起复，然犹未能成事。司马光是一代名臣，且早期曾为王安石之友，殊难料，二人本是政见不同，最后却发展为意气之争。新法不管是否有成效者，他竟是一概废除，此诚令人叹惜也。虽然，行大功者不谋于众，王安石之性格虽有偏执之处，然其一心为公，变革主张却是大有可取之处。而其身后数百年，犹蒙天下所垢，为世人所不谅，此诚不公。以管仲之贤，犹是小节有欠，然鲍叔牙却知其可奏大功，故荐其为相。而世人既知管仲之能，又焉能不知鲍叔牙“伯乐”之高义？“管鲍之交”世人皆慕，然“管仲”之常有，“鲍叔牙”又复何在？王荆公之悲，唯此而已矣。
再看明臣张居正，辅佐少年皇帝之竭诚，可谓既臣亦师。更因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以一人之力，而“扭转衰局，振兴危国”，故后世亦赞其为“大明之脊梁”。然功高震主者往往身危，而张居正之危，非在生前，乃为身后也。
万历帝初政之时，尚是十岁稚龄，其时，明王朝正面临国库空虚、用度匮乏，流民四散、草泽祸起之困境，且更有北方鞑靼屡屡来犯。张居正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治国之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万历九年，张居正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此则为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改革。
张居正掌政十年，国库终不复空虚，存银达四百余万两；而太仓之存粮，亦足十年之需矣。万历十年，他却因劳瘁过度而亡，其功绩可谓盖世矣。然其过世仅一年有余，万历帝即令抄其家，并锢其家门，困其家眷于空室多日，竟致子女十数人活活饿死，八旬老母惶惧哭泣，长子自缢身亡，惨痛至极。然万历帝仍然余恨未释，竟言张居正之罪本当“剖棺戮尸”，后虽未实施，但张居正身后之凄凉若斯，此诚令后人痛惜难已。
然而，今人纵是意难平，奈何只能观史兴叹。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之变法，诚可谓风云为之变色。而历史之辉煌，正是因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以及历史上许许多多“弃家忘躯，以殉国家”的改革者们，以己身之鲜血浇灌而成，悲壮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