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点落马贪官“绰号”】

“大拆大建”型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

——“李拆城”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是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个月后的12月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其落马消息。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村民唐福珍，举起油桶，把汽油浇在身上，要求停止强拆，对话协商解决拆迁争议。但拆迁方并未理会，最终唐福珍在自家天台上“自焚”。而当时的成都市领导就是因大力推进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拆城”的李春城。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季挖挖”

被老百姓称为“季挖挖”“满城挖”“推土机市长”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他主政南京的几年内，满城开挖。其间，还因大量砍伐梧桐树引发民怨酿成风波，也被称为“砍树市长”。

曾有报道称：面对“季挖挖”的责骂和高压，有些区县干部只能将任务层层分解，一级压一级，限时限量完成。一些强拆项目，甚至提出底线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

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

“砍树书记”

在季建业之前数年落马的原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的绰号也与砍树有关。在其任期内，为打造城市形象工程，南京将十数条主干道的百年古树纷纷砍掉，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特色的大草坪宽马路。百姓为此送其绰号“砍树书记”。

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

——“拆迁大佐”

在任职普洱期间，一些老干部用“只手遮天、无所畏惧”形容沈培平。

最具争议的是2010年沈培平强势推行旧城改造工程。这项涉及1812户居民的拆迁项目，存在补偿过少、程序非法等问题，不少建成不久的新房也被拆，百余居民状告市政府。如旧城改造成功，政府可获出让金30多亿元，可弥补行政中心开发资金的20亿元缺口。针对此事沈培平讲话称“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该老干部说，“此后民间流传沈培平是‘拆迁大佐’”。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

——“韩大嘴”与“韩大锤”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是中央巡视组巡视安徽之后落马的首个“大老虎”。在安庆市委书记任上掌舵一方5年的韩先聪在安庆工作逾9年，但在安庆人看来，韩先聪只知高谈阔论，放空炮却不实干，其“韩大嘴”的绰号由此而来。而他调任滁州后，推出“大滁城”规划，通过拆迁、实施大工程等，将城市面积扩充了一倍多，又收获“韩大锤”的新绰号。

“作秀”型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

——“六百帝”

落马前的万庆良，被网友戏称为“六百帝”。

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时任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谈到高房价和幸福的话题时讲道，“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

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因为据当地媒体报道，珠江帝景是广州市中心的豪宅，2011年，该楼盘的单价即在每平米4万元以上，130平米的房子，每月租金则在4000元以上。万庆良因此被网友称为“六百帝”，并调侃说“何不食肉糜”，质问他：作为一个市长，缘何如此不接地气？

“贪腐堕落”型

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

——“玉痴省长”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其中一次收受的和田玉就价值35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收受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余万元。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大多有这样那样的“小爱好”，从玉石到瓷器，从字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受贿清单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贪腐官员爱好的往往并非是艺术品本身，而是看中其收受途径隐蔽、“变现”手法多样、“出事”易于推责等“优点”。

“滥用职权”型

江西萍乡政协原主席贺维林

——“教父”

与之前落马的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委秘书长赵智勇等省部级官员相比，2013年已从江西萍乡市政协主席位置退下的贺维林虽级别不高，但却深耕萍乡官场42年，在当地实力雄厚，以至于被称为官场“教父”。

十年之前，贺维林在任职萍乡市常务副市长时已是风光无限，一次为其父庆贺80岁大寿，前来贺寿的官员仅车队就在其老家公路上绵延数公里。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其弟贺维章旗下公司在萍乡开发的6个楼盘均位于市区黄金地块，另囤有多宗地块。当地煤矿、电瓷等诸多领域中，无一不有他的身影，人称 “贺半城”，意指“萍乡半座城市均为其所有”。

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

——“曾大人”

已经被枪决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是被老百姓称为“曾矿长”、“曾大人”的“郴州第一贪”。

曾在任市国土局局长期间，每审批一家矿井开采都有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必须与该矿的矿主见面。“批条子”开矿是其主要敛财方式。此外，在郴州的许多民营企业门口当时大都高悬由市纪委牵头颁发的“郴州市纪委民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牌匾。凡挂上此牌的企业直接受纪委保护，公、检、法等任何执法部门都不得干扰。而其代价就是每年向纪委交纳40万元“保护费”。

安徽省原省副省长王怀忠

——“王坏种”

2004年2月12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济南被执行死刑。这是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终审认定，王怀忠受贿517.1万元，其中索贿275万元，另有价值人民币480.5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王怀忠的绰号据称多达10个以上。其中被叫得最多的是“王坏种”。有一部廉政教育片就叫《王怀忠的两面人生》，详细地披露了他大肆索贿、滥用职权、弄虚作假、道德败坏等问题。

王怀忠在阜阳当政的几年里，对他各种问题的反映从未间断过，但当时似乎都没有影响他的仕途，以至于在一个公开场合中，王怀忠有些得意地说：“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就升一级。”而在他倒台前五年，阜阳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

霸气侧漏型

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

——"武爷"

升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不久即“落马”的武长顺，在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任上一干就是11年。在天津政法系统深耕40多年，加之豪爽的个性，许多民警在私下议论时称呼武长顺为“武爷”。“武爷”在公安局训斥下属时，“真就像大哥教训小弟一样”。一名见识过“武爷”发火的人回忆，对面的一个局级领导，站在原地动都不动，满脸通红地听着武长顺训斥。

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

——“王彪子”

1993年底，王立军调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在那里，他开始以“打黑”知名。他的事迹也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全国热播。编剧周力军曾评价王立军“有点彪、爱小题大做”：驾车车速飞快，过铁路时也不减速，车辆腾空而起，坐在副驾驶座上，必须牢牢抓住把手才不致倾翻；对付几个走私犯也会兴师动众，他会身穿黑风衣跳到汽车上先冲着天空发射一梭子弹……

因为这股子彪劲，王立军获得了一个外号：“王彪子”。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

——“刘疯子”

熟悉刘志军的人称他“胆子大，能力强，有魄力”，但也“非常圆滑，很懂得照顾人，谁都给面子”。“中央领导坐火车，刘一定全程陪同；地方大员来京开‘两会’，刘大多亲自接站。”

“以身犯险”乘坐试验列车，常坐在列车驾驶室看着司机开车，一个侍从不带出没火车站等地，提出“要牺牲一代铁路人的益处换来中国铁路的成长”……在铁路系统内部，刘志军的绰号是“刘疯子”。

腐化堕落型

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

——“徐三多”

2013年11月17日，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被免职。年初，徐孟加曾遭举报，网上也流传其为“徐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徐孟加在当年芦山地震时“出了名”。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后，央视连线徐孟加，在他历数有多少四川省党政军领导奔赴地震灾区时，主播打断说：“这个我们可能比你知道的多些，说说现在采取了哪些措施吧。”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

——“一斤八”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众被曝与“大师”王林交好，“兄弟们”是他常用的一个称呼，即便在一些正式场合，其说“兄弟们”的时候也不比说“同志们”少。多位萍乡官场人士向媒体透露，在萍乡流传着关于陈安众四个“一八”的段子：“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一斤八两的酒量、十八岁的姑娘。”

湖南省郴川市原副市长雷渊利

——“三玩市长”

从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湖南省郴川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在工作安排、工程承揽、解决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贪污、挪用公款，玩弄女人，被人民群众称之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雷渊利在“忏悔”信中，也自承是“名副其实”的“三玩干部”。

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国庆

——“三敢书记”与“蓝带书记”

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国庆在台上时“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不仅支持儿子走私赚大钱，还爱看三级片、吃补药、玩“妈咪”，几年间就受贿100多万，人称“三敢书记”。陈国庆还有一大癖好，喜欢喝每瓶近千元的“蓝带”酒，经常是一顿饭就要喝上几瓶。人们私下称他为“蓝带书记”。

山西省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

——“三氓院长”

山西省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被曝生活腐化到喝人奶的程度。绛县法院有几十个人被他打过，对其他副院长、上级法院的法官也照打不误，至于打骂百姓、非法拘禁更是家常便饭。于是人们给他一个绰号——“三氓院长”。

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

——“五毒书记”

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款公物，违反规定收受礼金，支持、庇护赌博，生活作风腐化堕落，媒体报道称其玩弄的女性达107人，创造了包养情妇的“数量吉尼斯”记录，并因“吹、卖（官）、嫖、赌、贪”样样俱全，获赠“五毒书记”绰号。

【二、官员“绰号”背后传递什么信号？】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些官员的绰号绝非空穴来风，都是官员周围的人长时间观察“提炼”的成果，”绰号背后往往都有“故事”，而且能够体现官员平时的作风和作为。

干部“绰号”是面镜子

杨鹍鹏：“绰号”往往是对个人某个特征的“归纳总结”。而于干部而言，“绰号”又有所不同，不仅是干部个人形貌喜好的反映更浓缩了群众对其的认可度。因此，对于干部的“绰号”，干部本身要重视，不论褒贬，都不可沉溺其中或是听之任之，反而要认真对待，仔细深悟其中的含义，将其作为一面镜子，经常照、时时照，不对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对发现的问题置若罔闻。

官员绰号承载民意风向

王志华：没有不请自来的“绰号”，类似的绰号还有很多，这是老百姓为了表达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好恶为他们取的。绰号虽然就三五个字，但却有丰富的内涵，承载厚重的民意。

官员的“绰号”彰显了民意的褒贬。古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官员主政一方，是好是坏，是碌碌无为还是勤勤恳恳，自然会在百姓心中留下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的“绰号” 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它浓缩了百 姓的智慧，刻画了官员的德行。官员自身为端正，为百姓说话办事，群众就乐于把他们视为“包青天”“铁包公”“孺子牛”，但如果官员只顾着面子工程，不思为民造福，甚至贪腐堕落，群众就会讥讽他们是“拆迁大佐”、“发审皇帝”。

官员的“绰号”发出了民意的警示。“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群众给官员取“绰号”，面上看起来对官员有些“不尊重”、“不礼貌”，但反映了百姓的心声，也集中了百姓的智慧。如果，有的领导干部偶然间听到了“绰号”，我们应该不耻下问，认真听取群众评价，自警自省，严肃对待群众所取的“绰号”，而不是沾沾自喜！如果没有被群众取“绰号”，我们要坚持“无则加勉”的态度，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贯彻“三严三实”的要求，每做一件事情必须从群众利益出发，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正面的“雅号”！如果已经被百姓取了“绰号”的领导干部，要把百姓的警示牢记在心，彻底改变那些错误、任性的行为，也不失“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官员“讽刺绰号”反映的是宗旨意识的淡化

赖朝梅：今天群众给官员取的讽刺绰号都指向了某一类官员或者某一种潜规则，表达的是群众不满情绪。讽刺绰号折射出的是党员干部宗旨意识的淡化。一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时间太久，在思想上存在着浓重的官僚意识，在行动上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对待群众简单粗暴，高高在上，才有了“官”的做派;一些党员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对群众缺乏敬畏意识，才成为为群众所唾弃的“疯子”“坏种”。

“绰号”反腐也未尝不可

李华明：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特征和性格的，不是真名，而是绰号。虽然绰号未必都是贬义的，然而，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老百姓给官员起绰号，不是图个娱乐，也不是为了搞笑。这其实是民意的一种另类表达。更是对某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霸道作风的痛恨和不满。绰号的贬义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智慧也是无穷的，凡是被绰号缠身的，大多不是什么太好的官，从他们给某些官员起的绰号上就可见一斑。绰号勾勒出了某些官员的另类“肖像”，虽寥寥数笔，却生动传神、耐人寻味。那些在地方上混出了响亮“名头”的官员，估计哪一个都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大有作为”。

【三、“绰号”官员为什么对自己的“绰号”视而不见？】

杨胜军：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这些方式也是自己性格的真实反映，我们自己或许察觉不到，但是群众或身边的人是能一目了然的，有了“绰号”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尤其应该如此，但是那些落马的官员在面对自己的“绰号”时并没有立刻收手收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而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直到落马。

原因何在？

有两个方面，一是和群众之间缺乏沟通，听不到群众对自己“绰号”。这些官员当上了省、市级别的高官后不免骄傲起来，自我意识膨胀，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说话做事都盛气凌人，比如被人称为“武爷”的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训斥下属时就像黑社会组织中大哥训斥小弟一样，被称为“徐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的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曾说：“雅安谁掌握信息最多？那肯定是我，因为我权力最大。”诸如此类高高在上的姿态连身边工作同事都不放在眼里，还能指望他能俯下身子、竖起耳朵静下心来和群众沟通、听群众倾诉？即使到基层走也不是真心的，充其量作作秀而已，群众也不会把真心话告诉他。一味地高高在上，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不愿意放下架子和群众沟通，当然听不到群众对自己的评议，或许连自己有什么“绰号”都不知道，更别指望他能“见危于无形”了，所以说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话不无道理。

另一个原因就只能说是监管不及时，胆大妄为了。或许那些有“绰号”的官员早就听到了自己的绰号，也早就明白这个“绰号”的意思，但依旧我行我素。原因何在？一是不怕群众，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无背景无人脉，太简单太普通了，简直如蝼蚁一样，只会任人宰割，有何惧怕？二是仗着自己官大，上有背景下有人脉，机关部门都有人帮自己打掩护，即使有人告也搞不到，有什么好怕的？被老百姓成为“王坏种”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曾大放厥词：“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就升一级。”对他各种问题的反映从未间断过，但当时似乎都没有影响他的仕途。这不能不说是监管的滞后，因为滞后，这些“绰号”官员便有缓冲的时间和空间，东托熟人西找关系，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便是他们嚣张的根源，倘若能及时将其制裁，相信也不会有其他官员胆大妄为了。

【四、顺着“官员绰号”这根藤摸到瓜】

官员本人如何作为？

王倩：万事民为先，事事为民想，得到的是善意的昵称；反之，胡作非为、贪赃枉法得到的就是恶意的侮辱。官员在百姓心目中“享有”什么样的“美誉”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所作所为”，为官者应重视并且读懂自己绰号里包含的民意，好的继续发扬，坏的有所警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卢珏君： “官员绰号”是老百姓最真实、最直接的民意评价，因此党员干部要重视“绰号”的提醒，学会倾听“民意”，学会自我反省，才能得到“民心”、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

冉鹏：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为官一任，总要被百姓评头论足，也总会留下是与非、褒与贬的评价，总会留下不同政声。党员领导干部要想赢得群众的好口碑、好民声，首要的就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己奉公、爱民如子，始终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急民之急、忧民之忧、解民之苦，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赢得老百姓取的赞誉和美称，就会百姓心中树起心碑。如果在为官一任不造福一方，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甚至侵害群众利益、贪赃枉法必定遭人批评、受人唾骂，最终便会留下“顺藤摸瓜”的线索，受到法律的严惩。

蒋青清：民心的向背，关系着党与国家的生死存亡；群众的态度，决定着干部的政治生命。

严以明志养一身正气。所谓“正人先正己，为官先为人”，无论是先贤古圣，还是君王贤臣皆看重为官者自身品格。为官者，唯有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养一身浩然正气，为国为民，才能无愧于天地。古往今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品行高洁，一身正气的干部，才能从心底获得人民群众的尊重与爱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都时刻处在广大群众的视野之中。党员干部要用实际行动给自己取个好“绰号”。

严以养责筑从政之基。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责任，筑牢我们从政的基石。习总书记指出：“是不是具有担当精神，是不是能够虔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名领导干部身上是不是真正体现了我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俗话说“心中有多少责任，人生就有多大作为”。作为名干部唯有具备了强烈的责任心才会拥有强烈的使命感，才会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一名被人称颂的好干部。

组织部门如何作为？

王志华：组织部门，要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常沉到一线，沉到基层与干部群众交流，听听官员的“绰号”，挖掘背后的民意，在闲谈中及时发现干部、教育干部、处理干部，真正打造一支组织满意、群众认可的好干部队伍。

封蕾：要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首先还得识得好干部。在笔者看来，要做到“知人善任”，方法和途径有很多种，虽然“绰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口耳相传”难免参杂更多的个人因素，但是不妨将其作为一个突破口，把干部的“绰号”作为一个了解干部、甄别干部、培育干部的一个环节，综合掌握干部的各类信息， 更好的把干部带好，把队伍建好。

李华明：组织部门对待官员绰号的问题上：要握紧制度“尺子”，严把干部提拔的任用进口关、管理关和出口关，对于官员“绰号”，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干部的监督和管理环节就要将关口前移，以严和实的作风对待官员“绰号”背后的故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咬耳朵、扯袖子之事，对于出现思想偏差的党员干部及时发现、及时纠正，通过谈话、党规党纪学习等方式及时帮助干部纠正偏差。

纪检部门如何作为？

李华明：古有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是为《诗经》。笔者愚见，如今纪检部门也可借鉴，在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多在“绰号”反腐工作上做做文章，特别是在进行“巡视”之时，不妨从官员“绰号”入手，深入民间“微服私访”，专门暗访拟提拔官员或者拟查处官员是否有“绰号”，是什么样的“绰号”？然后，进一步听、记、析、辩，便可管窥一豹，顺藤摸瓜，进而查明就里，惩腐肃贪。

同时，在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多在“绰号”反腐工作上做做文章，特别是在进行“巡视”之时，不妨从官员“绰号”入手，深入民间“微服私访”，专门暗访拟提拔官员或者拟查处官员是否有“绰号”，是什么样的“绰号”？然后，进一步听、记、析、辩。

杨胜军：巡视是一把利器，巡视时最好采取“微行动”，不要为官方知晓，以平凡人的身份到基层去玩，这样更有利于听到真实声音。

黄诘云：防止倾听民意变成“空口号”、群众监督变成“假把式”，关键还要精准识别，充分发挥绰号的“警觉效应”，善用“小绰号”背后的“大信号”。一方面，由纪检部门带头“出马”，开展地毯式“绰号搜索”。从街头巷尾中参透玄机，摸清官员干事的蛛丝马迹，抓住“绰号”的侧重点，量体裁衣地“追踪”干部，提高监管效率。同时，打好“预防针”，杜绝“好干部”和“阶下囚”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用好群众的“火眼金睛”，加大执纪问责，让“小绰号”发挥大功效。根据民意“信号”，找准方向，对症下药。以预防为主、严刑为辅，让官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尽早地堵住大拆大建的漏洞，斩断贪污腐败的后路，制止权力放纵的行为。换而言之，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错误，才能有效地避免决策滞后性，防止带病提拔成为常态。

黄朝光：以“绰号”为据打开民意之“窗”，首要问题要注重民意的收集。“绰号”并非空穴来风，很多官员的“绰号”隐藏着故事，背后是有内容的，能够看到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反映着老百姓的评价。要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广泛收集流传于民间的官员“绰号”相关事项，认识实情、摸清实情、查实实情。其次要科学判断。“绰号”只是民意侧重对官员某一方面而延伸出来的，因为站着角度不同、个人见识大小等原因，并不一定就能客观的反映官员的全貌，甚至会出现误读、误解官员的情形，这就需要以科学的精神，参照科学的标准，客观判断官员的作为，避免“误伤”官员，打击官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最后要强化对“绰号”官员的监管。有“绰号”的官员，不一定就是有问题的官员，但有问题的官员，往往有着一个不雅的“绰号”。在官员落马前，要通过其“绰号”发现民意、研究民意、分析民意，对于无伤大雅的小问题，抓早抓小，及时提醒官员改正错误、悬崖勒马；对于“绰号”牵出来的大问题，坚决查处，严查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