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经典——字迹传世的潜在法则

秦篆《峄山刻石》（局部）

并非全部历史过程都会成为传统，传统是选择的结果，而其中的经典，则经历了多次的选择与认定。

历史对于书法的选择，有其基本规律，即避难趋易。所谓难易，并非指书写过程，而是指欣赏与接受，易则中规中矩，难则不可端倪。“书同文”就是以易御难的典型事件。秦篆以其高度的法则构筑了一种庄严的美，或誉之以神圣，或谤之以刻板。无论如何，它永远地写进了书法的传统，因为它除繁去滥，实现了万法归一的大一统，简约明确，垂范后世，所以两千年不绝如缕，汉篆略承余风，唐篆兴废继绝，清篆虽万变而不离其宗。论者或以为从文字发展的方向看，秦其实是以隶书统一了文字而不是以小篆，这显然是以今律古，而非设身处地。之所以说战国文字最后统一于秦篆，是因为它们处于同一个时代，属于同一个文字体系。秦篆对于文字异形的时代是一次终结，对于异形文字是一次统一，而隶书的兴起却是一种替代。

与秦篆铸就传统不同，六国文字则被边缘化得厉害。近年来，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六国尤其是楚系文字已经引起书家的关注，假如书界对于六国文字用功日久，成就斐然，则旧传统可望稍作改观，但它不至于成为经典。因为它当初就缺乏大道至简的艺术原则，当然也无缘历代反复的认定。大凡曾经淡出的字迹，固然可以通过重新解读与演绎成为传统，但成为经典绝无可能，因为经典需要与生俱来的高度，而非追加的荣耀。

成王败寇，历史的选择的确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荀子》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个说法几乎从未引起书法史家真正的注意，因为人们都被这个司空见惯的“壹”字遮住了眼。此处“壹”，即“善”也，《说文解字》给出的本义正如此。此处决非引申义“唯一”，“唯一”已由前文“独”表示出来。那么，这句话其实揭示了文字由草创期的多元时代向一元迈进的历史，弃取原则当然已暗含其中。

在众多原始文字之中，仓颉字为何传承了下来？因为它好。何谓好？我们先看看什么是不好。历史留名的造字人除了仓颉还有沮诵，但沮诵的名字渐去渐远，甚至一些重要文献关于造字只说仓颉，不提沮诵。对于这个问题，清代段玉裁认为是古书行文省略的缘故。段说恐怕很难成立，文略只是表象，根本的原因还是仓颉字流传且发扬光大了。而根据文献中仅有的一条信息，我以为沮诵的字注定是流行不起来且终要灭绝的。《路史》说“黄帝命沮诵作云书”。这让人不免想起唐人孙过庭《书谱》的一段话：“龟鹤华英之类……巧设丹青，工亏翰墨”，的确，和图画纠缠不清自古就是文字之大忌。

文以载道，书因人传。梁武帝萧衍对钟繇的偏爱演变成一段历史的选择。钟繇的字在晋、宋、齐诸朝早已没落，然而到了梁代，却后来居上，这当然与此前王羲之的褒扬不无干系，但其地位最终的确立，还是在萧衍的时代。文献记载萧衍善大篆，在那样一个晚近的年代善大篆，其审美的复古倾向显而易见，《书断》又说他喜欢草书，“状貌古”，这些都是近于事实的。那么，梁武帝推崇钟繇便是意气相投。李世民在钟张二王之间选择了王羲之，钟繇当然衰落，这不仅是政治庇护的丧失，更是书法本身发展的必然选择。就像当年萧衍抬举萧子云，使之比肩二王父子，最终成为无益之举，文化史最终还是不离事实左右。

真正左右艺术价值的，还是其本身的文化规律。当时荣获殊恩的明初书家沈粲、沈度，只是昙花一现，徐浩与颜真卿的地位，直至宋代还因为当时富贵者的偏颇而微有震荡，连蔡京、苏东坡这样的人物也随波逐流。文献记载蔡京调任钱塘尉，当时苏东坡任钱塘小倅，两人一起学习徐季海。因为宋神宗喜欢徐浩书法，熙、丰之间士大夫多崇尚徐会稽。后来，书法的经典自然还是颜真卿，徐浩书只是传统中渐渐尘封的一页。

后人最终不能超越前人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传统不断积淀，致使经典林立。这时，书法传世的潜在法则由崇尚美好转而崇尚新奇，甚至流于对丑与怪的膜拜。

求好，求新，求奇，渐渐至于求“丑”（编者按：丑，大致可作拙理解），都是前一种审美饱和的必然结局。所以，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我主张整个书法史在唐和五代之间划一条界线，前面是古典期，后面是变异期。古典期求好求新甚至求奇，但尚不至于沦落为求“丑”，变异期不能说不求美，但重在求新，最终尚“丑”，这是书法史必然的走向，正如人对五色五味的追求，也大致如此。七八十年代的电影演员，正反面角色就是长相美丑的两类人，丑，一定不是正面人物，美，一定不是反面。但现在，长相与角色正反面无关，甚至角色的正反面区分也日益淡化了。

至此，旧的传统或许已经改观，但新的经典永远难以确立。宋清两朝同样是金石学昌明，但两个时代对于造像题记书法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宋朝士大夫目睹北朝的题记惊为怪异，清人则极力鼓吹。尽管碑学兴起是清中叶以来书界的头等大事，但从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次看，在异彩纷呈的魏碑之中，始终没有堪与唐楷名碑比肩的作品诞生，这不是魏碑的艺术高度问题，这是因为最早构成碑文化传统秩序的是汉碑和唐碑。

然而，它不妨碍我们对于某些魏碑表现出的丑厉与惊恐怖愕的追求，何况，早我们几百年书坛便发出“四宁四勿”的呐喊。平心而论，丑比美更难以发扬，因为，美，其目的在愉悦人，所以它始终方向明确，而丑，其价值在于打动人，它时刻需要探索。欣赏是人的天性，所以在美丑之间，人们首先选择了美，直至美的愉悦近乎麻木的时候，丑才偶尔一次一次为书坛带来新风。只是，我们时常看到的千人一面、大差不差的所谓丑，其实只是拾人牙慧，是地地道道的俗。

所以，在几千年传统的积淀和无数的书法经典面前，谁如果真真正正而非自封自诩地打破了传统，我们必将为之喝彩。（寇克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