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传承千年的中华文脉（下）

元代虽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他们对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也相当重视，多方扶持倡导，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一起加入到书院建设者的行列，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元代书院总数为406所，建设年平均数为4.142所，远高于南宋的2.888所。故而，元代承南宋蓬勃之势，仍然处在整个书院史上的上升发展阶段。

因应大量宋移民的存在，元政府的书院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与南宋政权对峙时期，主要是保护书院，并仿而建院讲学，宣扬理学于北方，以彰明崇圣重儒的姿态。夺取全国政权之初，主要采取了准许招师讲学，提倡在先儒、名贤过化经行之地建立书院的措施，以学术自由来缓解政治上的普遍的反抗情绪。同时又将山长纳入官僚体制，通过行政运转如升迁调动等来防止学术自由发展为政治不满或反对势力。经过30余年的经营，到仁宋时期，恢复了科举考试，以功名招纳士人，完成了变“遗民”为“臣民”的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统治基础。

元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填补金代留下的空白，呈现向北推广之势。金代立朝百余年，我们只找到了7所书院的存在。元代黄河流域的书院已超过珠江流域，上升为第二位，与长江流域相比，总院数也只有约3倍的差距，不再有惊人的悬殊。太极书院是蒙元第一所书院，成为理学在北方传播的大本营，而书院的学生则成为薪传之火散布于北方大地，最终实现了理学的北移。

在元代书院的发展史上，与书院北移同等重要的问题是书院的官学化趋势。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是政府采取一些重要措施而逐步实现的。严格报批手续，以申报制度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书院生徒享有各级官学学生同样的权利，同样的出路；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等皆为其具体表现。官学化扩增了书院的数量，保护了书院财产，维持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书院发展树起了一道有力的屏障。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空气淡薄，教学内容僵化等。故而在民间一直存在着“不隶于有司”的民办书院，其私学的传统和影响，使书院始终保持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的精神风貌。因此，官学化终究只是一种趋势，尽管势头强劲，但书院与官学还是不能画上等号。

明代书院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明代以近2000所的书院数量，远超过此前此历代总和，明中后期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社团化、政治性的发展倾向，使其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活力的时期。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思想演化为敲开科举之门的砖块，士子奔竞于科举仕途而变得不择手段。官学教育的失败，向理学家提出了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的任务。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学术大师从批判程朱理学入手，承担了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艰苦工作。王、湛之学的崛起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的，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学说，是宋明理学中与程朱之学不同的另一大派系，史称“心学”或“陆王之学”。关于书院，王守仁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致力于讲会制度建设，是王守仁对书院的一大贡献。王门最早的讲会由其主持，为使讲会走向正规，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对讲会的日期、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方法等提出了要求。以书院作为宣讲、发展自己学说的基地，并借讲学纠正程朱理学之失，是王守仁书院观的重要内容。正是利用书院这块阵地，他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于东南各地，及至倾动朝野，取代程朱理学而风行数百年之久。

明代中后期，书院生机盎然，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官绅士民，甚至下层百姓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所罕见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来就处乡村的家族、村社书院也开始了职能的转变，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子弟，而扩至族人乡党，院中之事业不仅仅是读书识字，习礼成俗、讲学化民也成了日课常功。明中后期，读书人或联讲会，或结社为盟，形成了很多社团组织。书院本为士人讲学之所，士风激荡，促使这种团体活跃，长年坚持讲学活动，诚如时人所称：“敝乡学会如家常茶饭，无地不有，无岁不行。”这类书院，宗旨明确，制度严明，已经具备了现代社团的基本特质。

明末流行的“天下东林讲学书院”，就是一个由讲学而泛化为政治的典型。它是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个有着鲜明学术特色和政治倾向的书院群体。东林诸君子在学术上直接开展对王学的批评，在批判的过程中，由心学扭而转向理学。辟王崇朱，转移学风，是明末的一个特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顾宪成高扬的一面讲学大旗，以讲学议政而得民心、士心，成为东林书院在万历、天启年间讲学的一大特色。在明末的危局中，他们开创了一个书院议政的传统。

清代书院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从雍正年间省会书院的建立开始，官方强力进入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道光以降，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在经过内容和形式的改造后，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是为积极的变革。另一方面，科举的诱惑力太大，书院不分官办、民办，大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是消极的流变，它影响并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

清代书院政策的走向，有一个由防患到疏引，由抑制到开放的总趋势，其最终的目标则是将书院由“外在”变为“内在”，纳入国家的整个文化教育体系之中。雍正年间，清政府书院政策开始从消极的抑制转而为积极的支持。雍正十一年发布了著名的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此后，各地总督、巡抚，奉令动用公帑，或新建，或扩建，或改建，创建了23所省会书院，使十八行省都有了各自的最高学府。省会书院集中地方人力、财力与学术人才资源等优势，使其成为风范一省的文化、学术、教育中心，引领各地书院的发展，是清代对于书院发展事业所作的建设性贡献。乾隆年间，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寓控制于支持，以创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为主要目标。随着各府州县官方书院的建立，它和原本已有的省会书院构成了上下一统的书院教育体系。

乾嘉汉学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全国性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乾隆、嘉庆年间，经由创建兴复者的提倡，山长的学术示范，诸生的相互影响与传播，蔚然成为风尚，形成了以苏州紫阳、徽州紫阳、扬州安定与梅花等书院为大本营的吴、皖、扬州三大考据学派，各自集结了一大批汉学家，进行汉学研究与传播。随后以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大本营，乾嘉汉学发展步入成熟期，两书院也成为全国各地改革书院过程中仿效的榜样。不少地方大员以此为革除书院弊端的突破口，纷纷创建专门研习经史考据之学的书院。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超高速发展，创造了其1200余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而且，它追随时代的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激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开始了其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然而，正当改革推进之时，朝廷于1901年下达了更为激进的改制诏令，全国有1600余所书院被强令在短期内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匆忙中，古老而悠久的书院走向现代，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余绪

20世纪初，光绪皇帝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并没有真正终结书院发展的历史。民国时期，现代书院陆续涌现，其创办宗旨多为补新式教育之不足。进入新中国后，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始，伴随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崛起，作为在历史上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呈生机勃勃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新建书院至少在600所以上，且呈现多样性文化指向。加上传统书院，目前至少有700所以上恢复活动，国内主流媒体因而有“书院复兴”之称。其发展情形大致可以分述如下：

书院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相信，只要书和有理想的读书人还在，书院就有存在的可能，就有生长的空间，就有重回社会再创辉煌的无限希望。我们憧憬与期待，书院必将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复兴。（邓洪波 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