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薪牧豕，皆可读书”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34岁，第一次开书目；咸丰八年五月，曾氏48岁，在《致沅弟》中，第二次开书目；同年九月，在《谕纪泽》中第三次开书目；咸丰九年，曾氏49岁，在《谕纪泽》中第四次开书目；咸丰十年闰三月，曾氏50岁，在致何栻信中第五次开书目；同年四月，在致李续宜信中，第六次开书目。综合而观，曾氏以为读书人必读之书，略分为五类：

（一） 经部：先《易经》、《诗经》，而后四书五经其余各书。

（二） 史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前四史中以《史记》、《汉书》为先，后各史中以《明史》为先。

（三） 子部：先先秦诸子、《庄子》、《屈子》等，后《孙武子》等。

（四） 集部：先杜诗、韩文及唐宋以降数十家专集，且五古、五律、七古、七律并重。

（五） 杂部：先《说文》、《方舆纪要》等。

曾氏以“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相号召，“文”成一流，“道”亦不衰。

有的读书人以“文不载道，文道两轨”相标榜，以为“远道”即有“文”，“离道”即有“文”，最终结局却只是“文不成文，道不成道”。这样读书，离曾氏之道远矣，久矣。

曾氏之读书，讲究“精熟”。“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读子部、集部，“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

有的读书人，以“广博”相标榜，“经书”无有“精熟”者，甚或全然不读；“史书”无有“精熟”者，甚或全然不读；“子书”“集部”“杂部”亦无有“精熟”者，亦甚或全然不读。这样读书的结果，难免脑中空空如也。

曾氏之读书，讲究“涵泳”。“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于水，如人之濯足。”又云：“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人在书中“游”，书在人中“润”，此即“涵泳”之大概。

读好书如饮“清水”，恶书如“浊水”、“污水”。以“浊水”、“污水”而“润之”，愈“润”心越坏，愈“润”脸越黑；入“浊水”、“污水”而“游之”，愈“游”愈吃力，愈游愈不爽。

曾氏读书，讲究“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读书无时地”，此曾氏读书之道；“读书靠时地”，此今人读书之道。有些不刻苦的人读书，寒暑不读，子午不读，节假不读，实际等于不读。居乡野不读，居县城不读，入省城不读，入京城不读，曰“条件不好，宜去欧美”。到得欧美，仍然还是不读。其实读书学习，不分时间地点，这是人的一种修养，也是修为。择时择地读书，离曾氏之道远矣，久矣。

曾氏之读书，讲究“三有”。“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才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有“志”而无“识”，则无以“创新”；有“识”而无“志”，则不知为何“创新”；有“志”有“识”而无“恒”，则万事无成；有“恒”而无“志”无“识”，定陷于鸡毛蒜皮而无以拔流俗。

我们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如无“志”，则无“识”；正因无“识”，所以无“恒”。结果往往浮皮潦草，不甚了了。

曾氏读书，讲究“天地境界”。“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民胞物与之量”，是何等境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境。我们读书，只读出一个“我”字，不算读；只读出一个“民”字，不算读；要读出一个“物”字，读出“天地”二字，才算真读。这才叫“天地境界”。（张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