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智库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古代早有“门客”“军师”“师爷”“幕僚”“谋士”等与智库相似的职业，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8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目前中国两家最大智库的创建史，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的进程。但两家均属于行政编制内的机构，很难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即参谋体系与决策体系之间未能相对独立，这为民间智库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政治与历史土壤。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下海潮”，一批官员和学者毅然走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策分析和企业咨询的民间智库，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等。据报道，当时中国智库一度达到2500多家。然而，由于苏东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业咨询公司。整体上看，第一代中国智库以官方智库为绝对重心，民间对决策咨询的参与度相当低。
北京奥运后，行政体制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的效仿国外智库模式，邀请了大量政府前高官为智库管理者，如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的靠民营慈善基金投资，如成立于2011年的新华都研究院；有的则依赖各地政府或企业，专为地方决策服务；有的则依托著名高校、知名媒体。人大重阳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初联合创办的现代化智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二代中国智库，相较于第一代，呈现了许多新特征：机制相对灵活，不再寻求行政编制；经费预算大多源于社会捐赠，而非行政拨款；观点与立场更加多元，有的干脆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等等。但第二代中国智库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是产业规模。美国智库大约发端于一战以后。“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组就是起源于一战中用于大规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均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达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而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横向比较，中美智库发展阶段大体仍有30—50年的差距，差距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这点看，中国智库从业人员还需要兢兢业业、奋勇向前。
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智库的发展与壮大，伴随的是美国民主化进程、美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崛起进程。尤其是二战前后，美国抓住历史机遇，一跃超过诸多强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一枝独秀，智库在背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战时，美国智库的作用同样明显。美国智库的大崛起，伴随着智库与政府、与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磨合，以及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包括筹款、人员管理、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仍然需要虚心向美国求教运营之道，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并将之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起来。
三是机构影响。笔者曾在《“伐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一文中论述过美国智库是如何做到对外传播与营造影响力的。换句话说，智库就像是“思想工厂”，影响力与对外传播就像是产品的销售能力。中国智库目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产品的营销。与美国智库比较，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中国智库最优秀学者完全有实力PK美国最优秀的智库学者。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2016年第1期创刊号《智库理论与实践》王文）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下海潮”，一批官员和学者毅然走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策分析和企业咨询的民间智库，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等。据报道，当时中国智库一度达到2500多家。然而，由于苏东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业咨询公司。整体上看，第一代中国智库以官方智库为绝对重心，民间对决策咨询的参与度相当低。
北京奥运后，行政体制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的效仿国外智库模式，邀请了大量政府前高官为智库管理者，如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的靠民营慈善基金投资，如成立于2011年的新华都研究院；有的则依赖各地政府或企业，专为地方决策服务；有的则依托著名高校、知名媒体。人大重阳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初联合创办的现代化智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二代中国智库，相较于第一代，呈现了许多新特征：机制相对灵活，不再寻求行政编制；经费预算大多源于社会捐赠，而非行政拨款；观点与立场更加多元，有的干脆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等等。但第二代中国智库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是产业规模。美国智库大约发端于一战以后。“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组就是起源于一战中用于大规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均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达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而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横向比较，中美智库发展阶段大体仍有30—50年的差距，差距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这点看，中国智库从业人员还需要兢兢业业、奋勇向前。
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智库的发展与壮大，伴随的是美国民主化进程、美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崛起进程。尤其是二战前后，美国抓住历史机遇，一跃超过诸多强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一枝独秀，智库在背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战时，美国智库的作用同样明显。美国智库的大崛起，伴随着智库与政府、与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磨合，以及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包括筹款、人员管理、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仍然需要虚心向美国求教运营之道，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并将之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起来。
三是机构影响。笔者曾在《“伐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一文中论述过美国智库是如何做到对外传播与营造影响力的。换句话说，智库就像是“思想工厂”，影响力与对外传播就像是产品的销售能力。中国智库目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产品的营销。与美国智库比较，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中国智库最优秀学者完全有实力PK美国最优秀的智库学者。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2016年第1期创刊号《智库理论与实践》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