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些官员身边的亲戚也沾光“上天”了。然而，正所谓窜得越高跌得越惨，各类花样亲戚最终花式坑了官员，也坑了自己。

今天，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的弟弟 “火”了。财新网披露，王保安在家乡河南担任副厅和正处级官职的两个弟弟王宏景和王宏希，已在今年春节前被有关部门带走。在平顶山，他们三人的关系无人不知。这俩亲戚被带走，虽说尚无定论，不过给人的想象空间确是极大的。无独有偶，《廉政瞭望》今日也发文披露，年初落马的国台办副主任龚清概家族贪腐，他还通过联姻来扩大家族影响力。龚清概之子，娶了泉州市一名市领导的女儿；龚的侄儿、侄女中，有人嫁给省里厅官之子，有人娶了企业家的千金小姐。好一张非富即贵的亲属关系网！

落马官员的“亲友团”近年来似乎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副国级老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的亲戚最出名——张家界市原副市长程丹峰，今年2月被捕，成了苏家涉案的第14人，后来他也被证实“利用其岳父苏荣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财物严重违纪。颇为讽刺的是，他还一度被视作不靠裙带靠自己的“励志哥”。

中纪委近期通报也披露了类似情形，黑龙江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盖如垠，纵容、默许其子在其管辖的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其配偶、子女接受他人赠送现金；南航集团原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司献民同样“家风不正”，其子收受财物，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打虎拍蝇”持续高压，腐败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类似的“腐败亚文化”有所减少，但却一直未绝迹，中纪委通报中屡现“亲友团”助阵就可见一斑。长安街知事APP不禁要连问三遍：治理亲缘腐败咋就这么难？

所谓“腐败亚文化”，中纪委发文解释过，主要指社会上盛行各类容易引发腐败的潜规则及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比如，手术前塞红包、过年给孩子老师送礼、托公职人员办事后请吃点儿喝点儿……这些“潜规则”早已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渗透进一些官员的意识里。他们对这些潜规则习以为常，待自己好不容易爬上权力宝座后，风光之余，当然得想着背后“支持”的亲友团，情感上利益上当然也要雨露均沾；这些官员干部的亲友们呢，“朝中有人好办事”，更何况是自家亲戚当官，这便宜还不赶紧占，有些善于搞关系的人，还常常被人夸赞“有本事”“有门路”……当腐败亚文化浸入党内，挥之难去，亲缘腐败自然屡见不鲜。然而，当大家对这种“托关系、走后门”的“腐败亚文化”习以为常、有样学样后，带来的将是价值观的畸变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久而久之，就会浊乱世风，滋生腐败。

习总曾严厉斥责这些潜规则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

亲缘腐败破坏公平和秩序，难道就没有紧箍咒？当然有！201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准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2012年，中纪委还下发了《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

治理之策还包括“史上最严”的报告制度。各地2016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填报已收尾，与往年不同，今年领导干部在填报完个人事项后承诺“自愿接受组织审查”，不能再以与爱人沟通不够作为不如实报告的理由，家人的房产车库、投资理财、经商办企……这些家事也要事无巨细、逐一填报。

就在几天前，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透露，通过全覆盖的申报以及后续的核实甄别，上海已发现182名领导干部踩到了亲属经商办企业相关规定的“红线”。 这些官员中，绝大多数人的亲属目前已从商界退出，其中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韩正还表示，上海已经把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纳入常态化管理，并对现在的领导干部进行动态化抽查，每年检查的范围不少于20%。今后凡是不符合规范的干部，都不会被列入考察和提拔人选的范围。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经商办企业、“一方退出”机制（要么退出经商要么官员请辞）……上海的规定虽然并非新规，但绝不姑息纵容的态度、坚决贯彻落实到位的做法，值得各地学习复制。

查亲缘腐败行为，其实比查“四风”更困难——官员在“明处”，身份很容易曝光，但亲属却在“暗处”，家属身份难以被识别。要做到令行禁止，制度的笼子还需要编织得再严密一些，作风建设还要继续狠抓下去，在上海试点的领导配偶、子女经商有关规定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举措。习总说，“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为官发财本是两道，这样的决心有了，制度的笼子起作用了，滋生腐败亚文化空间也就被大大压缩了。

资料来源：财新网、中纪委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