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来裕恂

    1927年6月，由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马叙伦征荐，来裕恂出任绍兴县长。当时来裕恂到县府报到，根据惯例，庶务科长要为他做寿，这本是向地方上绅商打抽丰的设辞，不曾想他却以生日已过的实话相拒，使经办人落个没趣，下属们也因此对他多有抱怨。

    不过，来裕恂并不在意，他当官，只干事，不求财。后来有一个叫周德垣的人写了篇《来公雨生传》，记载了他在绍兴县长任内的政绩，简单说来也有以下几点：一是革除了征税上的舞弊，让商人免受盘剥之苦；二是为失业者办了个贫民习艺所，使他们都能掌握一门手艺，有吃饭的本钱；三是兴修水利，让县民免受洪涝之苦；四是要求街道两旁的商铺不得占道经营，从而便利了出行；五是为囚犯送衣、送扇、送痧药，并且亲自到狱中讲佛经，使囚徒悔改，重新做人；六是办好小学，设置师范学校，提倡乡间办学，使人学有所教。其他各项公益事业，来县长也是尽其所能，捐俸维持，所以当时绍兴上下对来县长有口皆碑。

    但身处乱世，来裕恂也身不由己。特别是当时军阀频繁过境，向县政府索要“军饷”，县府实在无力支会，县署职员便建议来县长，让商会出面敛取钱财，如此既可以支付“军饷”，也可以留些经费，作为县府的日常开支。但来县长坚决不同意，怎么能够无缘无故伸手向下摊派、敛钱呢？

    既不能向下要，又不能不上交，为了支付“军饷”，来县长只好把自己历年的工薪、稿费等私储拿出来应付局面。当然，来裕恂收入本不丰厚，生活也是清贫，即便把自己历年积蓄都拿出来，也是捉襟见肘，来裕恂最终不得不挂冠而去。至此，做了六个月县官的来裕恂只落得两袖清风、僚属讪笑。

    卸任前，照例要清算交代，就像现在的官员在转岗前要经历一个审计的程序。清算的结果是，来县长不仅工资全无，还欠了三千六百一十三元六角八厘三分。可怜来裕恂此时手头已经没有什么积蓄，只好把半生积攒买来的沙地七亩、民田四亩和一间半房屋全部卖掉，清偿了欠款。

    抗战时，来裕恂住在家乡萧山，儿孙的供养金难敷他的生活，但他仍拒绝敌伪方面的多次利诱，宁肯在家祠中教蒙童来补贴生活。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县志馆的编纂，一心想倾其所学，为家乡写一部好志，终因当时经费紧张，机构形同虚设，编纂工作难以进行。来裕恂虽生活困窘，而壮志不衰，无力买纸，乃用杭州老字号烟店“宓大昌”的包皮丝烟纸的反面写志，独力完成了一部15卷70余万字的《萧山县志稿》，墨笔手写，成为萧山最后一部民国志，这部手稿如今存浙江省图书馆，并于1991年公开出版。

    来裕恂是位正直的饱学之士，他不善于媚世悦人，而是硁硁自守走自己平凡的人生路，却为儿孙们留下一份清白家声的无形资产和对乡邦的默默奉献。来裕恂长孙、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是被学界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历史学者。来教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94年冬，我回绍兴时，市志办负责人热忱接待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祖父的令名。没有想到，年登古稀的我还可承受祖父的余荫。谁说清官不可为！”（沈娣 陈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