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宰相
宰相，作为古代政治制度中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权力，其尊荣显赫之地位，四海之民莫之能比。然在不同的时期，宰相之官称亦不相同，被誉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便是以齐国上卿（国相）之身份辅佐齐桓公改革，一举奠定了齐国“春秋第一霸”之地位。
春秋之后，便是七雄并列的战国时期，而纵横家苏秦的出现，使得这段历史无疑有了更为生动的解读。以一人之身兼佩六国相印，单以数字论，苏秦堪称古今宰相第一人了。“脚踏两只船”历来是为人所诟病的，但苏秦的过人之处却在于，他是光明正大地朝秦暮楚，行谋略之事。他在游说秦惠王“连横”不成后，转而改弦更张，又以“合纵论”游说六国，竟然还真是让他成功了，一跃而成为六国之共相，以致“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然所谓“擅泳者必溺于水”，苏秦一生周旋于各国之间，后自燕去齐，因行反间之计，而落得个死无全尸之下场。
秦统一六国后，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即辅佐皇帝、总揽朝政，且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亡后，汉初沿袭了秦的宰相制度，丞相统率百官，集决策、司法、行政各项大权于一身。西汉初期的丞相萧何，曾跟随太祖刘邦南征北战，“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其功冠众卿之首，有“开国第一侯”之称。刘邦攻破咸阳城后，当诸将皆为秦宫的金帛财物和美人动心之时，唯独他想着将秦丞相御史府中有关国家法令、户籍、地形等图册档案统统收藏起来。正是他的这一远见之举，使得日后楚汉相争之中，为刘邦能够凭借对关塞险要、人情风俗的了解，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然而，刘邦平定天下后，却大肆屠戮功臣，萧何虽高居丞相之位，却亦是如履薄冰，不但不敢有半点集权之动作，甚至不惜自污以求保身。但他卓越的治国才能和政治远见，使得他去世后，继任丞相的曹参“举任无所变更”，一切公务悉照旧章，而天下太平，因此后世亦有“萧规曹随”之说。
相权达到最强盛期，乃是文、景二帝之时。文帝宠臣邓通，因怠慢丞相申屠嘉，而被檄召至丞相府，欲以“大不敬”之罪斩首，邓通大惧之下，磕头告罪以致出血，而丞相却依然怒气不消。后在文帝说情之下，邓通才得以无事。史书记载，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可见其时丞相的权力之大，在皇权面前，亦可分庭抗礼。名相陈平亦是开国功臣之一，因精于奇谋善变，而立下不世功劳。然高祖、吕后在世时，陈平只能唯唯。后来，他联合周勃平定诸吕之乱，匡扶汉室，迎立代王刘恒为文帝，其声威更是达到极点。庶子登位，本就底气不足，何况文帝天性仁厚，面对陈平、周勃这样的元老级功臣，自然十分谦让。
汉武帝刘彻继位以来，为加速中央集权，一边在地方实行推恩令削藩，一边在中央压制相权。他频繁黜杀丞相，且缩短丞相的任期，使之难以坐大结党。汉武帝一生，共任命十三位宰相，然而得到善终的却寥寥无几，故公孙贺被任命为相时，竟吓得不敢受印绶，跪拜不起。但刘彻这个人，可能少年登基，受窦太后压制多年，一旦皇权完全在握，根本就是为所欲为，绝不允许有臣子逆其半分。所以可怜的公孙贺纵使不情愿，亦只能战战兢兢地登上了相位，且最终未能避免被杀之命运。终武帝一朝，只有宰相公孙弘，因任相时年岁已高，且出身低微，故能一直宠信不衰。
东汉时以大司徒、司空、太尉为三公，共掌政事，备位宰相，实权已移至尚书台。譬如有“五卿七相”之称的胡广，有其名而无其实，历事六朝，史称“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却只能奉行中庸之道，唯求自保也。直至东汉末年，曹操罢三公，置丞相，所以世称曹丞相。
中国传统文化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丞相绝对称得上一号反派人物了，虽则他雄才大略，但民间之评价却历来是贬损有加。譬如在京剧演出中，素以脸谱化来体现一个人的忠奸与好坏，而寓意奸诈阴险的水白脸，其代表人物历来公认为曹操，可见世人对曹操的丑化已是不遗余力。同样是以丞相之名，而行天子之实，曹操为天下所诟病，而诸葛亮却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却为世人推崇备至。
诸葛丞相能够大权独揽而天下不忌，主要还是因为名正言顺。后主刘禅是大家公认的无能之辈，而刘备白帝城托孤时，甚至有“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遗言留下。君信臣至此，古今少有也，而诸葛亮亦不负刘备之所托，一生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回报了刘备的知遇之恩，前后两篇《出师表》即是其忠心辅佐的最好体现。同时期的孙权亦盛赞他“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可见他忠君之竭诚，才干之出众，已是何等深入人心！
隋、唐时期，以三省长官取代三公，成为宰相。唐初宰相没有文人、武士之限制，房玄龄、杜如晦是文人为相，而李靖是将领出身。武则天执政之后，科举取士成了选拔官吏的主要渠道，而宰相之位置则逐渐为科举进士所把持。唐朝名相辈出，仅贞观年间就有数位，而后世史学家在评价这些名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他辅佐太宗平定天下，并参与玄武门之变，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语）。他的最大特点便是善谋，而另一位宰相杜如晦则处事果断，难得的是，二人才高却不相妒，反而能够同心辅政，故亦有“房谋杜断”之称，此二人堪为后世良相之典范。
到了宋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但相权较之与汉唐时期，已然差之甚远。宋太祖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遗诏，且不涉谋逆，刑不上士大夫。然而，恰恰在“开明”的宋朝，将有宰相制度以来，宰相曾独享的礼遇，即“坐而论道”的资格给取消了，更别说汉唐时开国名相甚至有佩剑上殿之殊荣了。陈桥事变后，宋太祖黄袍加身，后周范质、王溥等宰相迫于形势勉强拥立他登基。然他们虽留任宰相，但相权却受到极大之限制，某日议政时，宋太祖更是趁范质、王溥不注意，撤去了宰相的座椅，从此他们只得与百官一样，都是站着与皇帝议事了。此后，终宋一朝，宰相们也都不复享有这种有别于百官的特殊待遇，在皇权面前，只能俯首听命而已。
对读书人而言，宋朝提供了相对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这亦是一个名相迭出的朝代。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澶渊退敌”的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堪称一代名相。其中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曾两度拜相，虽因主持变法而成为历史争议人物，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国家积贫积弱之境况。后来新法虽被废，但王安石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的改革精神却是值得后世之人敬重、仰望的。
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是明初的胡惟庸，他的结局非常悲惨，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以“谋不轨”之罪诛其九族。此后，太祖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作为顾问，并下令后世不许再设丞相。这项举措，在加强了专制皇权的同时，亦标志着在中国施行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正式结束。有明一代，虽成立内阁，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并非正式的官僚机构。
相权归于皇权之后，使得万历年间的一位猛人，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且有“大明脊梁”之称的张居正，虽功在社稷，却亦饱受当世之人的攻讦。所谓“在其位谋其政”，然张居正虽位列内阁首辅，但毕竟不曾真正拥有宰相的权力，而他为了改革能够顺利推行，行使的却是相权，亦即是今日之皇权。故他当国十年，所揽之大权，却是万历之大权，故有明一代，又称其为权臣，认为其有窃权、专权之嫌。这也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说他“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且残害其家人之缘故。然谋深如张居正者，又如何不知自己之尴尬处境，可正因为他心怀天下、有谋国之忠，才明知自己“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哪怕粉身碎骨，亦浑然不顾了。不过，明朝皇帝所吝于给张居正的肯定，由历史予以正名，他不但有“救时宰相”之历史评价，甚至清初有人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春秋之后，便是七雄并列的战国时期，而纵横家苏秦的出现，使得这段历史无疑有了更为生动的解读。以一人之身兼佩六国相印，单以数字论，苏秦堪称古今宰相第一人了。“脚踏两只船”历来是为人所诟病的，但苏秦的过人之处却在于，他是光明正大地朝秦暮楚，行谋略之事。他在游说秦惠王“连横”不成后，转而改弦更张，又以“合纵论”游说六国，竟然还真是让他成功了，一跃而成为六国之共相，以致“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然所谓“擅泳者必溺于水”，苏秦一生周旋于各国之间，后自燕去齐，因行反间之计，而落得个死无全尸之下场。
秦统一六国后，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即辅佐皇帝、总揽朝政，且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亡后，汉初沿袭了秦的宰相制度，丞相统率百官，集决策、司法、行政各项大权于一身。西汉初期的丞相萧何，曾跟随太祖刘邦南征北战，“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其功冠众卿之首，有“开国第一侯”之称。刘邦攻破咸阳城后，当诸将皆为秦宫的金帛财物和美人动心之时，唯独他想着将秦丞相御史府中有关国家法令、户籍、地形等图册档案统统收藏起来。正是他的这一远见之举，使得日后楚汉相争之中，为刘邦能够凭借对关塞险要、人情风俗的了解，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然而，刘邦平定天下后，却大肆屠戮功臣，萧何虽高居丞相之位，却亦是如履薄冰，不但不敢有半点集权之动作，甚至不惜自污以求保身。但他卓越的治国才能和政治远见，使得他去世后，继任丞相的曹参“举任无所变更”，一切公务悉照旧章，而天下太平，因此后世亦有“萧规曹随”之说。
相权达到最强盛期，乃是文、景二帝之时。文帝宠臣邓通，因怠慢丞相申屠嘉，而被檄召至丞相府，欲以“大不敬”之罪斩首，邓通大惧之下，磕头告罪以致出血，而丞相却依然怒气不消。后在文帝说情之下，邓通才得以无事。史书记载，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可见其时丞相的权力之大，在皇权面前，亦可分庭抗礼。名相陈平亦是开国功臣之一，因精于奇谋善变，而立下不世功劳。然高祖、吕后在世时，陈平只能唯唯。后来，他联合周勃平定诸吕之乱，匡扶汉室，迎立代王刘恒为文帝，其声威更是达到极点。庶子登位，本就底气不足，何况文帝天性仁厚，面对陈平、周勃这样的元老级功臣，自然十分谦让。
汉武帝刘彻继位以来，为加速中央集权，一边在地方实行推恩令削藩，一边在中央压制相权。他频繁黜杀丞相，且缩短丞相的任期，使之难以坐大结党。汉武帝一生，共任命十三位宰相，然而得到善终的却寥寥无几，故公孙贺被任命为相时，竟吓得不敢受印绶，跪拜不起。但刘彻这个人，可能少年登基，受窦太后压制多年，一旦皇权完全在握，根本就是为所欲为，绝不允许有臣子逆其半分。所以可怜的公孙贺纵使不情愿，亦只能战战兢兢地登上了相位，且最终未能避免被杀之命运。终武帝一朝，只有宰相公孙弘，因任相时年岁已高，且出身低微，故能一直宠信不衰。
东汉时以大司徒、司空、太尉为三公，共掌政事，备位宰相，实权已移至尚书台。譬如有“五卿七相”之称的胡广，有其名而无其实，历事六朝，史称“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却只能奉行中庸之道，唯求自保也。直至东汉末年，曹操罢三公，置丞相，所以世称曹丞相。
中国传统文化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丞相绝对称得上一号反派人物了，虽则他雄才大略，但民间之评价却历来是贬损有加。譬如在京剧演出中，素以脸谱化来体现一个人的忠奸与好坏，而寓意奸诈阴险的水白脸，其代表人物历来公认为曹操，可见世人对曹操的丑化已是不遗余力。同样是以丞相之名，而行天子之实，曹操为天下所诟病，而诸葛亮却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却为世人推崇备至。
诸葛丞相能够大权独揽而天下不忌，主要还是因为名正言顺。后主刘禅是大家公认的无能之辈，而刘备白帝城托孤时，甚至有“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遗言留下。君信臣至此，古今少有也，而诸葛亮亦不负刘备之所托，一生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回报了刘备的知遇之恩，前后两篇《出师表》即是其忠心辅佐的最好体现。同时期的孙权亦盛赞他“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可见他忠君之竭诚，才干之出众，已是何等深入人心！
隋、唐时期，以三省长官取代三公，成为宰相。唐初宰相没有文人、武士之限制，房玄龄、杜如晦是文人为相，而李靖是将领出身。武则天执政之后，科举取士成了选拔官吏的主要渠道，而宰相之位置则逐渐为科举进士所把持。唐朝名相辈出，仅贞观年间就有数位，而后世史学家在评价这些名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他辅佐太宗平定天下，并参与玄武门之变，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语）。他的最大特点便是善谋，而另一位宰相杜如晦则处事果断，难得的是，二人才高却不相妒，反而能够同心辅政，故亦有“房谋杜断”之称，此二人堪为后世良相之典范。
到了宋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但相权较之与汉唐时期，已然差之甚远。宋太祖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遗诏，且不涉谋逆，刑不上士大夫。然而，恰恰在“开明”的宋朝，将有宰相制度以来，宰相曾独享的礼遇，即“坐而论道”的资格给取消了，更别说汉唐时开国名相甚至有佩剑上殿之殊荣了。陈桥事变后，宋太祖黄袍加身，后周范质、王溥等宰相迫于形势勉强拥立他登基。然他们虽留任宰相，但相权却受到极大之限制，某日议政时，宋太祖更是趁范质、王溥不注意，撤去了宰相的座椅，从此他们只得与百官一样，都是站着与皇帝议事了。此后，终宋一朝，宰相们也都不复享有这种有别于百官的特殊待遇，在皇权面前，只能俯首听命而已。
对读书人而言，宋朝提供了相对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这亦是一个名相迭出的朝代。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澶渊退敌”的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堪称一代名相。其中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曾两度拜相，虽因主持变法而成为历史争议人物，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国家积贫积弱之境况。后来新法虽被废，但王安石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的改革精神却是值得后世之人敬重、仰望的。
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是明初的胡惟庸，他的结局非常悲惨，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以“谋不轨”之罪诛其九族。此后，太祖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作为顾问，并下令后世不许再设丞相。这项举措，在加强了专制皇权的同时，亦标志着在中国施行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正式结束。有明一代，虽成立内阁，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并非正式的官僚机构。
相权归于皇权之后，使得万历年间的一位猛人，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且有“大明脊梁”之称的张居正，虽功在社稷，却亦饱受当世之人的攻讦。所谓“在其位谋其政”，然张居正虽位列内阁首辅，但毕竟不曾真正拥有宰相的权力，而他为了改革能够顺利推行，行使的却是相权，亦即是今日之皇权。故他当国十年，所揽之大权，却是万历之大权，故有明一代，又称其为权臣，认为其有窃权、专权之嫌。这也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说他“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且残害其家人之缘故。然谋深如张居正者，又如何不知自己之尴尬处境，可正因为他心怀天下、有谋国之忠，才明知自己“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哪怕粉身碎骨，亦浑然不顾了。不过，明朝皇帝所吝于给张居正的肯定，由历史予以正名，他不但有“救时宰相”之历史评价，甚至清初有人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