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为有源头活水来

    ◎黄道炫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

    关键词：抗战 三八干部 训练

    风云考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本报特邀几位有学术建树的中青年党史学者参与专题的写作，他们认真查阅档案、缜密考证，从细微处入手，以学术的方式解读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风雨历程。

    学习、训练：固化而不僵化

    抗战刚一开始，毛泽东就雄心勃勃提出：“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

    学习和训练是中共养成干部的必要途径。一般政治力量训练干部时均会采用这两种方法，但像共产党这样以信念为核心，持之以恒不断进行教育、培训以改造思想、增进力量者则罕见。

    相比档案文献资料的静态描述，当年中共干部留下的日记或可更加动态显示思想训练的实态。以后来成为山西作协副主席的高鲁为例，1939年9月，他和鲁艺学员一起，从延安出发前往晋察冀，途中先后读了《中国启蒙运动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野外听何干之、沙可夫课各两次。月初还参加了一次军政测验，题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军队中的作用等。时事学习是行军途中的重点，形式大致分为听报告和讨论，讨论内容包括欧战前途及其影响、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等。

    一个月当中，高鲁经历了两次斗争会，一次是反对自由主义倾向的讨论会，另一次是针对不服从组织分配的批判大会。紧张的行军途中，思想的训练和斗争如此密集，无怪乎高鲁会感叹：“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

    持续的宣传以及批判、斗争所包含的强制性指向，使学习渐成融入内心的惯性，高鲁写道：“因为背粮，今天没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是最大的损失。只能看同志们的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比起听报告来，效果差多了。”透露出强烈的学习渴望。

    或有人认为高鲁所在的鲁艺群体知识文化水准较高，其表现只是特例，但高鲁离开学校到部队后，仍记下不少亲身体验的学习场景：“每天出发时，教育干事便发布两个讲过的题目，行军中再讨论复习。行军时把战士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组二三人，学习讨论十分方便，形式也很灵活。”

    追索高鲁当年留下的日记，可以发现，从鲁艺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一二○师战斗剧社、山西河曲县抗联、晋绥分局党校，高鲁经历了从学校到社会再到学校的过程，暗合中共理论——实践循环的理路。

    吸纳、引导：与国民党争夺人才

    像高鲁这样，以学生身份来到延安，进入革命阵营，是抗战时期中共新干部即所谓“三八干部”的典型来源。“三八干部”指的是1938年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群体，这批人普遍知识水准较高，是抗战时期中共获得的一股新鲜血液。此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阶级关系判断作出调整，知识分子被纳入民族革命阵营，缓解了中共干部选拔中习见的无米之炊的尴尬。

    以延安论，当时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而中共也加意吸纳。抗日军政大学第1期学员基本是红军干部，从第2期开始，吸收了知识青年学员609人。1938年4月开学的第4期，5562个学员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占到学员总数的83%，远超部队和地下党干部的907人，抗大成为消化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熔炉。第5、6期学员则以根据地内的知识分子或出身“小知识分子”的基层干部为主。事实上，当时中共把争取知识分子当作和国民党争夺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说得很直接：“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

    时任359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有关自身学习及组织干部、士兵学习的记载不胜枚举，1939年1月，他记有该部一般干部讨论会讨论的问题：“（1）共产党是如何产生的？特别说到中共的产生。（2）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3）第二国际的错误和缺点。（4）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为什么是不科学的？（5）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6）中国党的特点。”从中略可见出造成蔚为风气的学习环境后，政治教育有可能推进到的深度。

    持续的宣传、耐心的引导、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集体主义的环境，可以形成强劲的风气，予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例说，中共会前、会终往往都组织大合唱，这种看似不经意的举措，却隐含着中共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沁润，即在集体的氛围中，以庄严的歌声，诉诸情感的激荡，达到融合人心、转换和升华思想的效果。

    讨论、碰撞：激起斗争的思想火花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负责组织干部教育培训，次年与中央宣传部合并。党员干部要求实行“每天平均实行二小时的学习制度，每一周按学习小组讨论问题，必须保持经常性与持久性”。1941年，晋冀豫报告其学习情况：“建立了上课制度。在晋东、漳北等各地，每次县干部开会以后都要上课一次到两次，课程一般分为党课与政治课两种。”

    1941年，鲁西区党委制定的教育计划中，规定了各级机关的课程：“分区委级是着重中国革命基础知识及支部工作的教育。课程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阶级与阶级斗争》、《支部工作》，县级是：《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地委级是：《联共党史》两个策略部分。”

    教育要因人制宜，针对不同对象，中共教育的开展各有侧重。河北赞皇培训普通农民时，开设的课程包括：农民的痛苦，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农民与抗日问题，未来的农民。目标则为：“从很多实际问题而谈到抗日问题、世界问题，容易使他们接受，使他们了解，农民的眼光是非常狭小的，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放大他们的眼光。”“放大眼光”四个字，对普通农民极具针对性，相对而言，知识分子教育更加重视的是立场问题，学习、实践、反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部曲，如高鲁日记所记载的：“我们都是缺点满身的人。我想诊治的方法：一多讲马列主义，二在工作中筑造自己，三在讨论会中检讨我们的生活、行为等。”

    高鲁说到的讨论会是中共特别重视的一个环节，中共一直强调学习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要求联系实际展开讨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论：“有一个小组共七个人，争论抗战、团结、进步，哪个重要？……争论得无法解决，按多数表决，表决的结果，除主席外，六个人三个意见，两个人共同一个意见。主席无论参加哪一方面都可得到多数，但主席又不同意以上的三个意见。”整风期间，这样的争论虽由于其内容显得琐碎而被批评为教条，但通过碰撞激起思想火花的讨论方式一直为中共所沿用，这也是中共希望固化自己的队伍却又要避免僵化的有效途径。

    轮训、讲授：突出记忆中的革命元素

    日常教育之外，轮训制度可进一步强化学习效能。抗战时期，中共实施轮训制度，规定区以上的各级组织都要建立训练班，所有党员、干部均需轮流接受培训，时间一般在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冀中报告：“1938、1939两年间，有数字可统计的，共训练小学教师6354人，内女的占10％，县级行政干部444人，内女的23人，税务人员135人，合作社干部1094人，内女的6人……总计20894人。”这应该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

    1939年4月，129师司令部机要科干部杨国宇曾到师轮训队参加过一个月的训练，按他的说法，“是从参加军队以来的第一次开荤”。杨国宇在轮训班的学习主要可分四部分：一是听报告，刘伯承数次到训练班做报告，讲政治、军事、党政、纪律等问题，给学员高屋建瓴的指导。二是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陆定一讲《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又听讲生产关系的五种基本形式，建立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社会的基本思路的了解。三是听讲战斗技术，包括敌我优缺点的检讨、游击战术、特种战斗、后勤保障、战斗指挥、战斗技术等，27天授课，涉及战斗的课程为12天，占到将近一半。四是听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战斗课程相当，同为12天。除此外，还有中间和期末两次测验。

    轮训班的课程安排，清晰体现中共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特点，军事理论和实战的讲授是部队干部的必修课，占到近一半比重容易理解，革命史的讲述和前者等量齐观，则突出显示中共意识形态政党的性质，即以历史记忆的构建，强化民族和国家记忆中的革命元素，勾勒中共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际遇、任务和作用，以此提升干部的历史使命感、团体认同和现实关怀。从太平天国讲起，重心放在中共建党以来的历史讲述，既点出了中共产生的时代背景，即中共话语中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又突出了中共革命党的特质。

    1939年，年少失学的八路军干部秦基伟刚刚记日记时，错字连篇，表达不顺，几年下来，他的日记已经“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情。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建设的同时，我比较注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秦基伟所说的提高，可以从当年的文本中得到印证。1942年6月，太行一分区负责人秦基伟等向上级递交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报告，总结多条经验，包括灵活的斗争方式，适度的武装斗争火候，善于迷惑敌人，组织合法与非法斗争之配合，军政结合等。

    这些经验在中共党内或非空谷足音，但如将之与同时期国军将领总结的经验对照看，还是令人印象深刻。黄埔一期生、国民党军队名将夏楚中曾于1941年发表文章总结抗战经验，谈到六点：“加强近接战斗的训练”、“注重射击运用”、“演习据点攻击”、“确立据点战术信心”、“侧重重点教育”、“加强精神教育”。尽管上述两个文本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后者的就事论事、规行矩步与前者的宽阔视野、灵活态度，反差十分明显。

    余论

    无论对主义、信仰的理解，还是在此基础上滋生的忠诚度，及中共不断规训下养成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这些中下层干部都相当突出，相比国民党党员“百分之九十是无所谓的中间分子”尤其如此。正是他们承担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使命，凝结起更广大的基层社会，将中共的政策和力量落到实处，使中共的垂直控制体系得以确立坚强的枝干。

    更重要的，其中凝结着的还是中共自己的大量心血，宣传、训导、教育以及思想的启发和斗争，有共产主义阵营的共性，而其中的耐心、细致和深入内心，又不无中共乃至中国思想的特色。

    中共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逻辑，这样的逻辑如流动的铁水，软软却不由分说地漫过，水过处，凝结起的即为坚硬的意志。

    （本文刊发有删节，全文将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四期）

    本版版画/张怀江

    ○学者问答○

    “他们可以说是革命的千斤顶”

    黄道炫是中共党史界资深的“年轻学者”，业内人称他爱钻研，出成果扎实。聊到“三八干部培养”的论文主题，说到自己的研究特点，一问一答中透着探索的不易、治学的乐趣。

    问：把“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作为研究对象，最早始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您关注到这个题目？

    黄道炫：这个题目关注的时间真是非常久，几乎有十几年了。从我开始做中共历史研究起，就想做这个题目。我一直觉得，单纯从基层看，当年中共的组织也未必有多么完善，问题不少，但中共组织力的强悍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怀疑的事实，那么这种组织力从何而来，我认为中层干部在这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作为上传下达的中间环节，为中共的组织机器起了传送和润滑的作用。这批人多数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准，投身革命一般都有理念的基础，具有为理想和信仰献身的精神，他们可以说是革命的千斤顶。只有把这批人研究清楚了，对中共革命的实际运作和贯彻环节，才会有真正的了解。

    问：找到了哪些新材料？

    黄道炫：做干部研究，尤其是干部思想、心理变化的研究，一定要有人、有个案，之所以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下决心写，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切入点，我不想利用一般的文件、报告写成干巴巴的线条式的总结。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当年干部的日记，比如文中引证过的高鲁、杨国宇、王林等的日记，这些人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的日记很有意思，可以从中体触到心灵的搏动，这对研究者而言太珍贵了。还有就是一些当年的思想汇报和反省报告，这些材料虽然不能简单拿来使用，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代人思想变化的线索。这个都是非常宝贵的。

    问：您查阅了多少人的日记？可使用的比重占多少？

    黄道炫：应该读了有几十本吧，但不是所有人的都可以拿来用，这里面有一个筛选过程，而这种筛选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太重要的人物基本不用，二是有些明显感觉有问题的不用。为什么这样，其实也不一定有那么明确的思路，很多时候就是来自第一感，这大概是长期训练形成的嗅觉，不一定都对，但大致不会太离谱。

    问：我对“大合唱”的细节印象深刻。统计过可查到的合唱次数吗？

    黄道炫：大合唱是当时延安的一个特色，很多人都提到过。去年出版的《延安文艺大系》就选了九十多位作曲家谱写的三百八十多首歌曲，冼星海在抗战初期的延安一口气推出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合唱曲。所以有种说法：“延安的歌声永不落。”

    问：共产党年轻将领秦基伟与国民党名将夏楚中的对比，这些内容是如何得到的？

    黄道炫：秦基伟和夏楚中的文本对比是我一直想做的，我甚至想过专门写篇文章谈国共两党干部的文本及其后蕴含的思想背景及思维方式，现在这样就把这个题目“卖掉”了，多少还有点可惜呢。因为篇幅和文章结构的原因，这个问题其实谈得还是比较粗，希望有兴趣的作者将来可以做出更加丰富和深入的研究。

    问：可以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养成的特点就是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吗？这些“三八”干部后来的发展如何？

    黄道炫：抗战时期干部来源当然也还是丰富多样，但因为抗战前后的特殊条件，的确给了中共大规模接收知识分子的可能，而中共又成功抓住了这个机会，极大地改变了自己队伍的气质。三八干部后来很多都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他们更多以技术骨干著称。

    问：您对国内党史研究的现状怎么看待？

    黄道炫：党史研究现在已经慢慢变成近代史研究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我对党史研究充满信心，近年有一批研究者投入这个研究中，我认为这些人基本代表了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最高素质，未来一点也不悲观。

    采访/本报记者 杨洋

    本文作者黄道炫

    江西赣州人，1966年生。198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中华民国史》第7卷（主撰之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