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官不私亲法不遗爱

慎到画像

　　慎到，战国时著名思想家，著有《慎子》一书。他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的法家政治主张，把国家职能用“法”规范化：一是要求统治者仅仅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是法的工具；二是把治理国家的潜规则变为公开的依法治国，同时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慎到倡导的法治与廉政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新创举。

　　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慎到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坚决主张“法治”。而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尊君和尚法。为了保证“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联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具体体现在“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做事必须完全依法行事。“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

　　慎到还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得到贯彻执行，从而产生很多弊端。

　　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在统治者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重视法，强调法的作用，认为立法要上合于国家利益，下舍于百姓习俗；在法律的推广上，主张先进行引导，让人熟知。他认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应依法行事，反对心治，反对徇私情。他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强调“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意思是，统治者不可过多地听那些空泛无益的议论，而应根据法律制度来评判时政的得失。不合乎法律的话不要听，不合乎法律的辛劳不给以赏赐，没有功劳的亲属不能任用他们做官。当官的人不能因亲徇私，法律对所爱者也不应有特殊的施舍。从上级到下级，都不能讲私情，办事只可把法律当作依据。慎到认为国君如能“因人之情”来立法，立法以后凡事一断于法，就能治理好国家。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慎到认为，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等一旦国事有差错，就会“臣反责君”，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国家就可能出现动乱。

　　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

　　慎到还提出反腐倡廉思想。“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他指出：拥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好天下，并不是设置天下来为天子一个人服务；拥立国君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建立国家来为国君一个人服务；设置官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并不是设置官职来为长官个人享乐。慎到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

　　在《慎子》外篇中，慎到指出：“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这几句大意是奢侈的人即使富有仍不富足，节俭的人虽然贫穷却有余剩；奢侈的人心里常常觉得经济短缺，节俭的人心里常常感到已经富裕。在这里，慎到倡导人们戒奢倡俭，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