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不会巨贪？大贪官诸如和珅、刘瑾、苏逢吉、萧宏、鱼弘之流在历史中的存在感很强，他们占据了中国历史贪污排行榜的TOP5 。于是大家普遍形成了对古代封建官场“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刻板印象。凡事皆有例外，大贪不是都和大官划等号，小官贪污起来也是真不含糊。

今天，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就带大家见识一下这个“例外”情形——“小官大贪”。

古代的“小官大贪”是个什么样子？

由于那是一个特殊时代，“官”与“民”可谓泾渭分明，这个“小官”若按古时行话来讲，其实并不算“官”。但由于其在古代“贪污事业”中，作出了“杰出贡献”，今天我们就不这么锱铢必较了。

今天长安君要讲的，就是“胥吏”（小官）大贪的“先进”事迹。

“胥吏”分为“胥”和“吏”两种。而且，二者地位也并不在一个层面。唐宋以来，“胥”和“吏”的含义合二为一，都指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负责贯彻落实上级会议讲话精神，尤其是经办处理各类官府文书的低级办事员。

“低级办事员”这个官方定位，就已经明确了胥吏一辈子注定难逃“小官”的命运。

为什么呢？

清代官员非正式办公，居中者为“官”，右侧秉笔坐书者为“吏”

首先，身份地位不同。

若将古代社会比作金字塔的话，以阶层论：塔尖是皇帝，皇帝的下一层是官员阶层。吏虽然也在政府部门工作，但却在官的下层，作为下层人士，为官服务。除了身份、级别上的差异，“金字塔层级”还显示了其在数量上的不同。据《通典》统计，唐中期，中国的官和胥吏共有349,863人，其中官只有18,805人。可见，大量行政事务最终还得由胥吏来完成。

其次，角色担当不同。

官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游戏规则，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是也。

胥吏用自己的专长为官员服务，将上级意志“落地”，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

举个栗子，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行政文书写作成为了国家公务员的例行工作。在没有电脑、打印机的年代，无数报告、记录、文件、副本都需要胥吏来抄写制作。官方对这些文件的格式要求很高，不得有丝毫的偏差。

这是一份适合处女座人士发挥长处的工作。长安君猜想，他们一定都有强迫症！

蔡伦改进造纸术，在更广泛传播知识的同时，使行政档案记录，一并迈入新纪元

最后，来源和归宿不同。

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员自不必说，绝大多数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中。而胥吏职位的来源就比较杂了。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些人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由于性情、学识上存在硬伤，当不了官，混个编制进入政府部门，成为吏。也有很少一部分胥吏曾经做过官，或因违反纪律、作风存在问题被革职，或因大幅裁员，丧失了公务员的职位，进入胥吏队伍当中。

官是任期制，三年换一茬。到了清代，地方官的任期缩短至一年到一年半。胥吏更像是终身制，甚至是世袭制，老子做完儿子做，如《茶余客话·论吏道》中提到的“吏则土著世守”。虽然官的地位高，但官是外来人口，吏是本地土著。

不要觉得官小，在贪污这项上就不会有“大作为”。

相反，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差别，为小官“大贪”开了一扇门。

且看历史上这些小官巨贪的栗子吧。

说到“东富西贵”，它的全句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

清代北京城，按地理区位划分，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富人”多聚居于前门与崇文门这一块，身份地位较高的中央六部官员，多聚居在靠西的宣武门外。有趣的是，住城东的这些“富人”们，很大一部分是就是中央六部的胥吏。

区区小吏，大多数朝代他们是既没有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的。连平时的笔墨纸砚等办公用品还得自掏腰包。顶多会发些“常例银”（类似于津贴）来维持生计，那么，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

没错，就是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从哪来？

曰：“部费”。

清代六部的玉制令牌，只不过有时“掌权”的不是官员

吏部，是古代的组织部，掌管文官人事任免权；兵部，是古代的国防部，掌握军权；工部，是古代建设部、水利部等的合体，修建类似“三峡大坝”“南水北调”这样的工程就靠它；礼部，是古代教育部、外交部；刑部，是古代公安部。

几个部门的油水很大，权力也很容易寻租。

“部费”就从这儿来。

如在清朝的财政程序中，报销发票交给户部之后，要进行审计。如发现发票中有不符合规定的，要提交上级部门进行复核，叫“批驳”。

中直机关公务员，如户部司官——司局级，堂官——部级副部级，都很忙，是不会亲自过目这些账单的。这些任务，也可以叫权力，就全部落在了户部这些书吏手中。报销机构如果和这些办事书吏关系比较到位，平常“部费”“打点”得比较多，那么即使这些发票不符合规定，漏洞百出，书吏们也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做假账什么的蒙混过去。如果不给“部费”，即使账目完全符合规定，严丝合缝，他们也可以随便挑刺。

清代的吏胥

不仅挑刺，理由都还“名正言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打了胜仗凯旋，大笔军费需要报销。有一天，他收到户部小吏发来的一条微信，以祝福为名，直接索要“红包”。福康安刚立下大功、势不可挡，不由勃然大怒“你敢敲我竹杠？！”小吏作为索贿的“老司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答：“小人哪敢敲诈您嘞？只是您这报销的账目太多了，小弟们人手不够，只能再找点兄弟帮您日夜拼命干活。光干活不行啊，也得弄点福利犒劳犒劳兄弟们啊，我们一鼓作气，帮您在几个月内完成，一次性给您上报，皇上很高兴，二话不说肯定给您报了。您要是不给钱，就我们这点人手，分批报销，怎么也得三四年。今天报一点，明天报一点，皇上抓狂了，不给您报怎么办？我们都是在给老板您考虑啊！”

什么叫明目张胆？这就叫。

曾国藩的手札，当年这笔书法也曾在他十几年的京官生涯中，写下很多欠条

有的小伙伴会多问一句，当官的咋可能这么穷，报销还要求到户部小吏头上？

长安君也就多说几句。当官的不一定穷，封疆大吏镇守一方那种，富得流油。但在天子脚下效劳的京官，那可就穷到家了。工资低不说，不像地方官山高皇帝远，能搞点你懂的“副业”，且无论想干点啥，都要上下打点——谁让离皇上近呢？那点死工资是根本不够用的。曾国藩当京官时，借过不少外债，生活主旋律就是欠债和哭穷。公款报销往往是京官贴补家计的重要渠道，知名如文正公也不例外。负责报销的书吏的重要性，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部费”可谓顽疾，极大降低了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效率。

胥吏们贪了多少？

据统计，在道光、咸丰年间，全国财政收入是四千多万两白银，全国胥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两千万两白银，几乎半数财政收入被胥吏们中饱私囊。

其中最夸张的，当属掌管财政事务的户部书吏，他们在地方各省款项的报销和发饷拨款上上下其手，索要部费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

难怪都能住在北京的黄金地段！

胥吏为啥如此巨贪？

经过上文论述，大家也可略见端倪。

胥吏们的身份低

基本没有晋升空间和渠道，政治上无法被认同，矛头只能转向捞钱，以弥补政治上无法有所作为的缺憾。

胥吏们的工资低

基本工资都没有，不是倒逼人家搞灰色收入么？不用点小权弄点钱，人家怎么养家？

胥吏们的学历低

不像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熟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员们那样对自身有较高道德要求，学历较低、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的胥吏们，对贪污行为不会有很高的负罪感。

归根结底，小吏们如此张狂的原因，还是由于权力不够公开，缺乏监督、制约与平衡。

有网友如此慨叹“大老虎离我们太远，眼前苍蝇每天扑脸”，这些“扑脸苍蝇”，正是对贪污腐败的小官小吏的生动写照。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消除苍蝇滋生的土壤和环境，同“打虎”一样，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反腐，“打老虎、拍苍蝇”！大家一起来！